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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到底正處於什麼階段?

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到底正處於什麼階段?

美國學者陳懋修認為,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正在從“比較輕鬆、比較容易的一段時期”進入“困難”時期。他之所以稱前一段時期為“輕鬆”、“容易”,是因為中拉貿易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而目前“中國和拉美的經濟及雙邊關係都面臨著不少嚴峻的挑戰”。因此,中拉關係已開始進入一個“困難”的時期。

無獨有偶,美國學者大衛?馬拉斯也認為,“在當前宏觀經濟背景下,中拉關係正在步入一個困難時期??過去一直說中拉合作是‘贏—贏’模式,如今有可能變為‘贏—輸’模式”。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拉美的繼續深入

2015年,人民幣得願“入籃”,邁出國際化道路上關鍵一步;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面對今年很可能出現的美聯儲連續加息,曾經頻發危機的拉美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將擦出怎樣的火花?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助理、經濟室主任柴瑜認為,與以往美聯儲加息週期相比,拉美國家整體宏觀經濟狀態較為穩定,應對外來衝擊能力明顯增強,但不同國家之間異質性明顯,個別地區大國承受較大風險。在此背景下,一些拉美國家與中國擴大金融合作的意願將有所增強,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拉美的繼續深入。

金融市場有句諺語:美國一打噴嚏,世界就會感冒。二戰後,美國一直掌握著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導權,不論美國經濟如何,美元都是全球硬通貨,可以收割全球紅利。而每逢美聯儲加息,發展失衡的發展中國家常有爆發經濟危機之虞。

拉美曾是經濟危機的高發區。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8年的巴西金融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的爆發,都與歷次美聯儲加息週期契合。國內經濟失衡的積弊在外來衝擊下出現大爆發,使拉美國家一次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柴瑜指出,拉美國家痛定思痛,從以往危機中吸取教訓,制定了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實施嚴格的通脹和財政赤字雙目標制,將通脹率、外債規模、外匯儲備水準維持在可控範圍,成功築起了防禦美聯儲首輪加息的“堤壩”。

另一方面,“中國因素的加入,是此次外部環境的一大變化”,柴瑜說,“拉美從過去過度依賴美歐資本到如今加大與中國的貿易和金融合作,中國元素的加入為拉美應對外部風險起到了平衡器和緩衝器的作用。”

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到底正處於什麼階段?

柴瑜進一步解釋道,中拉金融合作拓展了拉美國家的融資管道,使合作方式更加多樣化,尤其是主權基金為拉美國家提供了更加長期、穩定、可預期的資金來源。此外,中拉突出的經濟互補性、中國巨大的市場也有助於拉美經濟維持相對穩定。

然而,隨著美聯儲連續加息,拉美國家承受的外部壓力將越來越大。柴瑜認為,為應對這一壓力,拉美各國央行大多會啟動加息程式,以防外來資本回流對外匯儲備下降以及本國貨幣貶值的負面影響。但這對本已陷入經濟低速增長或衰退的一些拉美大國而言,比如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智利等,又將是雪上加霜。

此外,美聯儲連續加息之下,厄瓜多爾等高度美元化的拉美國家不僅要承受利率高企對經濟的抑制作用,還會因美元堅挺而打擊本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使經濟發展承受雙重壓力。

柴瑜指出,中拉在金融合作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能有效緩解美元升值對本國經濟的衝擊。此前阿根廷新政府根據中阿貨幣互換協定,動用人民幣兌換美元補充外匯儲備,就很好地體現了人民幣的平衡器作用。

“如今是在拉美擴大人民幣流通的大好時機”,柴瑜說,“通過貨幣互換,可以減少貿易結算受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減少交易成本,平衡美聯儲加息的連帶風險”。

為此,柴瑜呼籲,要建立和完善人民幣的“回流機制”,健全我國金融體系,讓手中持有人民幣的拉美投資者能夠通過有效途徑進入國內金融市場,購買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人民幣在拉美市場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如何判斷雙邊關係的親疏遠近

如何衡量和判斷雙邊關係的“難”、“易”或好壞,絕非易事。有人曾試圖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例如,為了判斷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密切程度,復旦大學陳志敏教授等選取了七個指標,其中經濟關係指標三個(對華貿易、對華投資和金融關係),政治關係指標四個(雙邊關係定位、外交互動、軍事交流和歐盟國家的達賴政策)。他們給予每一個指標一定量的分值。例如,歐方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一次記3分,外交部部長來訪,一次記1分。中國領導人或外交部部長出訪,得同樣的分值。薩科齊總統曾會見達賴,須扣除5分。經貿關係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例如,2011年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的對華貿易僅占其國際貿易總額的1.2%;而德國的比重高達4.6%。因此,德國的分值高於立陶宛的分值,德國與中國的關係比立陶宛與中國的關係更好。

該論文認為,七個指標的分值大小與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好壞或密切程度成正比。中國與德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政治經濟水準都比較高,與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政治關係水準高。

這一分析方法是否科學另當別論。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在當代國際關係中,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不勝枚舉。在一定的條件下,貌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反映雙邊關係的親疏遠近。換言之,僅僅用七個經濟和政治因素來判斷雙邊關係的好壞,未必經得起推敲。例如,在多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願意把大熊貓租借給他國,或許比接待一位總統、總理或部長來訪更能說明兩國關係的融洽程度,更能推動雙邊關係的發展。又如,加入亞投行(AIIB)或許比進口一定量的中國產品更能說明兩國關係的親密度。而一般的定量分析是很難把大熊貓或AIIB等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的因素都考慮進去的。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經貿關係是雙邊關係的基礎。但在現實中,雙邊關係有時還呈現出“政冷經熱”或“經冷政熱”等奇怪的特點。這些特點再次說明,判斷雙邊關係的親疏近遠是多麼艱難。

中拉關係的現狀

雖然難以用定量分析方法來界定中拉關係或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但是,以下幾點充分說明,中拉關係並未進入“困難”時期。相反,目前的中拉關係處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來的最佳時期。

第一,高層互訪為中拉關係注入了強大的政治動力。在過去的十多年,推動中拉關係快速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高層互訪頻繁。2004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拉美後,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2005年初也訪問拉美。兩次訪問間隔時間僅為兩個月左右。2008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拉美後,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009年初也訪問拉美,兩次訪問間隔時間同樣只有兩個月左右。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訪問拉美,之前半個月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2013年5月9—16日剛剛訪問過拉美,一個國家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兩個月內、甚至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後訪問拉美,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一切充分說明,中國非常重視與拉美發展關係。

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也經常訪問中國。通過頻繁的互訪,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可探討如何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也能就重大國際問題交流看法。近幾年,中拉高層互訪的勢頭並沒有減弱。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短短的三年多時間內,習近平主席已兩次訪問拉美,李克強總理也在2015年5月訪問拉美。因此,中拉關係並未進入所謂“困難”時期。

第二,經貿關係日益多元化。古往今來,貿易是經貿關係的主體。隨著雙邊貿易的發展,國與國或與地區的經貿關係會進一步多元化。在這一過程中,貿易的重要性會下降,投資的重要性會不斷凸顯。這一變化不等於兩國關係進入了困難時期。中國與拉美、非洲和歐洲及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都經歷了這一過程。

誠然,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因產業結構變化和增長方式調整而有所下降。受此變化和調整的影響,中國對海外資源的需求在減少,中國從拉美進口的初級產品在數量上並未繼續保持十年前的那種“井噴式”的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中拉經貿關係停滯不前了。相反,隨著中國對拉美投資的快速增加,中拉經貿關係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一變化既符合國際經濟關係的性質,也表明中拉經貿關係在“更上一層樓”。

第三,合作領域不斷拓展。隨著經貿關係的發展,其他領域的交往也會不斷擴大。這是當代國際關係的一個規律。中拉關係亦非例外。今天,經貿關係依然是中拉關係的主體,但政治關係、人文交流以及多邊場合的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尤其是2008年中國發表對拉美政策檔後,中拉關係越來越呈現出全方位、多領域、“全面開花”的特點。從政黨到民間,從議會到軍隊,從文化到體育,從科技到衛生,從媒體到智庫,都能感受到中拉關係的熱絡氣氛。

綜上所述,所謂中拉關係進入“困難時期”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如何進一步提升中拉關係

否認中拉關係進入“困難”時期,並不意味著這一關係已進入盡善盡美的境界。毋庸置疑,中拉關係確實面臨著一些問題。中拉關係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什麼?有人認為,拉美國家經常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因此,中拉關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貿易爭端。

拉美國家確實經常用反傾銷的方式來保護其國內市場和企業。但是,與龐大的雙邊貿易額相比,受拉美的反傾銷影響的中國出口產品在雙邊貿易額中的比重極小。而且,隨著經貿關係的發展,出現一些貿易爭端難以避免。因此,貿易爭端不是中拉關係的主要問題。

中拉關係的最大問題是雙方相互瞭解不深不透。這一問題的危害性之一就是“中國威脅論”以及恐懼中國的心態在拉美尚有“市場”,甚至在不斷蔓延。例如,一些拉美的媒體經常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並稱昨天的美國與拉美的關係就是明天的中國與拉美的關係。又如,“中國帝國主義”、“中國新殖民主義”等污蔑性詞彙經常出現在拉美的某些媒體上。在一些反對中國企業的遊行示威中,還出現了不雅的反華標語和口號。

中國與拉美不僅遠隔重洋,相距遙遠,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語言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此外,美國媒體對中國的不實報導在拉美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改變一些拉美人對中國的不正確的認知,絕非一蹴而就的。

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國威脅論”和恐懼中國的心態,除了加大對拉美等宣傳力度以外,還應該採取以下措施:一是要鼓勵中國企業在拉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嚴格遵從東道國法律,妥善處理投資專案與其所在地政府和民眾的關係;二是要吸引更多的拉美遊客來華旅遊,使其對中國的國家形象獲得一個眼見為實的認知;三是要鼓勵更多的拉美青年來華留學,為中拉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四是中國駐拉美國家的使館要多多舉辦一些宣傳和介紹中國的活動。

對中拉關係中若干問題的認識

為了進一步提升中拉關係,除了加強相互瞭解以外,還應正確認識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中拉經貿關係是否應該“超越互補性”?巴西是最大的拉美國家,因此中國與巴西的關係對整個中拉關係的影響是巨大的。2014年,中巴貿易額占中拉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30%。

眾所周知,中國在製造業擁有顯而易見的比較優勢,巴西的比較優勢是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意味著,中巴兩國在經貿領域的互補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巴西總統羅塞芙卻在2011年4月訪華時說,中國與巴西應該“超越互補性”,以便“使雙邊關係向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的和均衡的方向發展”。

確實,中巴經貿關係或中拉經貿關係應該不斷實現多元化。但是,經貿關係的基礎是各國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揚長避短,互通有無。超越這一互補性,雙邊經貿關係的活力就會減弱。

巨大的中國市場為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擴大出口提供了機遇。但中國市場上的競爭是很激烈的。且不論中巴貿易和中拉貿易是否應該“超越互補性”,要想在中國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包括巴西在內的所有拉美國家都應該進一步強化其競爭力。否則,“超越互補性”僅僅是美好的願望而已。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冷落了拉美?根據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在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帶一路”倡議未包括拉美。無怪乎中國和拉美的一些學者頗為失望。

其實,這一失望是沒有必要的。首先,“一帶一路”堅持開放合作,因此,“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並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其次,“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雖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未提及拉美,但中拉關係的發展進程實際上早已囊括“五通”。

由於中國與拉美隔海相望,就設施聯通而言,如在太平洋上鋪設鐵軌或興建道路是難度較大的。就此而言,中國學者和拉美學者關心的應該是如何實現“五通”,而非“一帶一路”是否應該包括拉美這一偽命題。

第三,如何應對拉美的“國家風險”(country risks)?“國家風險”是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領域的不安全因素。在一定意義上,“國家風險”實際上就是投資環境。投資環境又有所謂“硬環境”和“軟環境”之分。“硬環境”是人的主觀願望不可改變的,如地理位置、氣候、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等等。“軟環境”則是人能通過其自身的意志設法加以改變的, 如經濟政策、發展水準、政治民主、社會治安、法律體系和基礎設施等等。因此,在預測和分析拉美的“國家風險”時,不妨從投資環境,尤其是“軟環境”入手。

拉美國家的“國家風險”有很多:既有政局不穩定,也有政府的低誠信度;既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風險,也有匯率不穩定和通貨膨脹壓力;既有司空見慣的小偷小摸,也有毛骨悚然的綁架和暗殺;既有無處不在的腐敗,也有政府的低效率;既有戰鬥力極強的工會組織,也有繁瑣複雜的稅法、勞工法和其他法律。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開拓拉美市場時,必須重視該地區的“國家風險”。

“國家風險”的最佳應對之道無疑是準確地預測風險能否發生或何時發生。有些風險是可預測的。例如,左翼政治家當政後,必然會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對外資採取一些限制性政策,有時甚至會實施國有化;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奉行“寅吃卯糧”的赤字財政政策,債務危機遲早會爆發;在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社會凝聚力極為弱化或中產階級微不足道的國家,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必然會損害社會治安,甚至可能會演化為政府難以遏制的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但是,有些“國家風險”是難以預料的。中國企業必須強化規避風險的意識,千萬不要以為背靠強盛的祖國就能使企業在拉美高枕無憂。強盛的祖國能在“國家風險”演變為危機後通過外交手段或經濟實力將危機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並不能遏制拉美“國家風險”的發生。因此,中國企業在進入拉美市場之前必須時刻提防各種各樣的風險,真正做到有備無患。有些“國家風險”是東道國不遵守商務邏輯或違反商業信用等不良行為導致的。對此,企業必須積極訴諸法律手段,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

第四,如何認識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拉共體)在推動中拉關係中的作用?拉共體成立於2011年12月。其宗旨是:在加強團結和兼顧多樣性基礎上,深化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一體化建設,實現本地區可持續發展;繼續推動現有區域和次區域一體化組織在經貿、生產、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制定地區發展的統一議程;在涉拉共體重大問題上進行協調並表明成員國共同立場,對外發出“拉美聲音”。

2015年1月8—9日,中國—拉共體首屆部長級會議(又名中拉論壇)在北京舉行。毫無疑問,這一論壇的建立為中拉雙方開展廣泛領域的合作搭建了重要平臺,也為雙方加強政策對話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雙方表示,今後將以這一論壇為對話與合作的新平臺、新起點、新機遇,進一步深化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但是,拉共體與歐盟的作用和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尤其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已成為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集團,實現了商品、人員、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通。除統一市場、歐元和共同貿易政策以外,歐盟成員國還在外交、安全和司法等領域實現了較高程度的一體化。目前,歐盟正在向政治聯盟、銀行業聯盟、財政聯盟、能源聯盟和數字聯盟的大方向闊步前進。面對這樣一個國家集團,中國有必要與其保持密切的關係。換言之,中國既要與歐盟成員國發展關係,也要與歐盟發展關係,兩者缺一不可。

相比之下,拉共體正處於發展階段,還未能從其成員國中獲得從屬於國家主權的任何職能,一體化的深度有待加強。因此,中國在與拉美國家發展關係時,除了依託中拉論壇這一平臺,也應重視雙邊層面的關係。

第五,並非所有拉美國家都適合與中國進行國際產能合作。作為中拉經貿關係多元化的產物,國際產能合作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必須注意到,中拉產能合作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掣肘:第一,在拉美的33個國家中,半數以上的國家市場規模小。因此,現代化工業的大規模批量生產極易造成市場飽和。第二,雖然一些拉美國家的製造業落後,但其推動工業化建設的願望和決心不強,因為它們擔心製造業會破壞其生態環境。第三,地理優勢及較高的經濟發展水準使拉美國家能很容易地從美國進口任何工業製成品,根本沒有必要興建自己的工廠,因此與中國進行產能合作的動力不強。否則,美國製造業企業早就在拉美各國“安營紮寨”了。

所以,在與拉美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東道國的國情,考慮雙方的需求,這樣雙方才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中拉合作的戰略性更加突出

去年年初,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標誌著中國-拉共體論壇機制正式啟動。本次政黨論壇會議由中聯部和拉共體輪值主席國厄瓜多爾執政黨主權祖國聯盟運動聯合主辦,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27個政黨的60多位代表出席。

“中拉合作的戰略性更加突出,雙方都面臨著發展的共同任務。中拉政黨之間需要加強瞭解,交流經驗,而政黨論壇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巴西勞工党副主席若熱•科埃略說。

厄瓜多爾副總統、主權祖國聯盟運動副主席格拉斯代表拉共體作主旨發言。他表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發展了幾十年,在治國理政方面有豐富經驗,值得拉美國家學習。

與會拉美政黨代表對中拉在產能、投資、經貿等領域合作寄予厚望。

“基礎設施的投資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那正是我們缺乏的,一個國家的互聯互通如果很差,就無法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厄瓜多爾主權祖國聯盟運動國際關係書記吉亞烏梅說。

目前,200億美元的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100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和50億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已經或即將開始實質運行。

哥倫比亞民族團結社會黨代表薩拉•彼德拉伊塔則表示,國際經濟增速放緩對包括哥倫比亞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造成了一定影響,拉美一些國家正面臨資本不斷流出的挑戰。

商務部美大司巡視員徐迎真說,拉美地區是中國開展全球貿易的重要夥伴,中國對拉美投資正不斷增長。“貿易帶動了投資,投資也帶動了貿易結構的優化。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拉美各投資目的國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與拉美各國一起致力於可持續發展。”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拉美區副總裁徐濤介紹說,華為已成為拉美主流的通訊設備供應商。華為還在當地建立研發、生產中心,説明投資目的國形成人才儲備,解決當地通信人才缺乏的問題,並把當地的價值鏈融入全球價值鏈。

牙買加人民民族黨代表溫斯沃思•斯凱弗理表示,與中國的合作與交流有助於牙買加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200米、400米跑得很快,而我們現在正在長跑,需要可持續增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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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發網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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