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豪：做經營社會的賢達

即使是市場派人士也能看到羅氏《別讓李嘉誠跑了》這篇文章之所以廣為傳播，是因為抨擊豪門經濟搔到了社會的癢處，香港這扇窗子，可以看到內地勢力與香港豪門合流。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李嘉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但是，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么簡單。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那就不能想走就走。

羅氏抨擊治港過程中扶持出權貴階層，抨擊香港在80年代之後讓中產階層下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經濟政策確實有值得探討之處，過於依賴房地產，資本壟斷程度高，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香港曾經是個平穩的經濟城市，居民對政治興趣缺缺，上世紀60、70年代，市民通過香港發展普遍獲益。但從上世紀80年代之後，香港逐漸成為豪門社會，社會階層之間有雲泥之隔。按2011年收入數據計算，香港的基尼系數達到0.537，而1981年的數字為0.451。香港政府統計處表示，“經濟上不活躍的家庭”(即沒有人工作的家庭)增長了48%，從28萬增至42萬。《南華早報》報道這樣的基尼系數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屬於最高水平，由於人口老齡化，低收入移民進入，收入不均可能在未來若幹年繼續惡化。

筆者詢問在香港工作的朋友，他們普遍對香港不樂觀，認為從經濟到政府存在一系列失誤。有個朋友在香港多處准備移居美國，他不能理解，為什么忽視香港中產階層的訴求，為什么忽視如此龐大的辛苦工作的新移民群體，香港精神已經喪失，這是他得出的令人沮喪的結論。

很難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香港回歸後，貧富差距呈指數級擴大，為什么向來以勞工階層代言人自居的政府，會如此依賴權貴階層，一手扶持出尾大不掉的豪門，將優勢資源聚集於豪門?

香港依賴誰而穩定，是個路徑選擇難題。

依靠豪族是個短期內可以見效的社會政策，當豪門勢力疊加權力優勢、資源優勢、經濟政策優勢，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聚集起大量資源，將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為一體，同時使香港豪族成為內地政策的依賴者，即使出於利益的考慮，他們也將捆綁在同一條船上。但結果就如今天所見，尾大不掉是必然的，一旦出現分歧雙方分道揚鑣，本質上豪門中有實力的企業家，已經是國際企業家，不必依賴於一地一策。

如果依靠香港中產收入階層維系社會的繁榮與穩定，就意味著，需要建立起香港中產市民階層所信奉的整套價值體系與社會制度，也不能過度依賴政府調控的房地產市場，不能太依賴天然拉大貧富差距的金融業，為了滿足中產收益階層的發展，不能舍棄有競爭力的制造業，與消費服務業，市民自治對於內地政府而言，是個全新的課題。

事後看很清楚，與豪門利益捆綁政策並非最佳政策，風浪足夠大，繩索松散斷裂，一旦使用了豪門利益捆綁政策，再想重新走上市民自治之路，過程將異常艱難。但回到曆史情境中，以內地政府的觀念，以短期穩定的訴求，選擇豪門經濟恐怕是必然的，哪怕事後會花費更大的代價。

香港豪門經濟是內地權貴經濟的影子。2010年8月，內地激進的市場派經濟學家許小年先生在接受《南風窗》雜志采訪時，毫不客氣地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中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制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然後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就會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會取消市場，沒有市場，手中的審批權就沒地方套現。權貴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下去很危險，這是印尼蘇哈托的路子，菲律賓馬科斯的路子，壓制民眾的權利和企業的權利，與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經過這幾年的反腐，大家對中國內地權貴階層的龐大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中紀委官員7月29日提供了兩個關鍵數據，從十八大至今年6月為時間節點，一個是收繳的官員違紀所得，“除了將涉嫌犯罪所得的款物移交司法機關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之外，還收繳了201億元的違紀所得”;一個是挽回的經濟損失，“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在查處腐敗案件的同時，已經有效挽回經濟損失387億元，這個數字還在不斷的更新”，合計588億元。這當然不是全部，這些官員也並非大權貴。

中國的市場經濟沒有法治駕馭，如叢林一般野蠻生長，權貴占據資產、財富的各種手段一再讓人刷新三觀。

今年經濟形勢不佳，情況更像一點就著的幹草垛，股市下跌不止，財富外流、經濟下滑導致人民幣彙率不穩，央行公布的外彙儲備與外彙占款數據讓人憂慮不止，潛在恐慌情緒上升，一點火星就能燃起大火。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心理也在發生巨大變化，人們一方面擔心經濟下行自己多年積累的財富被擠壓成幹面包，這在股市某些角落已經發生，另一方面又對能夠賺輕松錢的權貴充滿了憤怒，大部分人忍受著實體經濟下行的壓力，連工作都很難保障，當他們看到有些人可以輕松地獲取租金，當然會怒火中燒。憂慮和憤怒席卷社會時，各種極左口號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眼球。

金融與資本時代，貧富差距擴大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全球如此，否則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不會在全球如此紅火，從美國演講到中國，到處受到歡迎，或者爭議。

去年10月，聯儲局消費者金融調查竟然顯示，美國低下層家庭的財富只占2013年美國整體財富的1%，最富有的5%美國人享有整體財富的63%。今年9月初，哈佛商學院公布對其畢業生的調查報告《共享繁榮的挑戰》，總體認為金融危機後美國企業一直在恢複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但貧富差距構成很大威脅，而且威脅越來越大。對於美國的全球競爭力來說，解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性高於推動整體經濟增長。受訪者預計未來10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將獲得國家收入增長的41%，他們希望該比例更接近16%。

美國鍍金時代不少豪門被戰爭消解，同樣財閥橫行的日本，在戰後通過新的土地改革使社會財富更加均衡，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獲得了成功，二戰後普遍繁榮是更好的黃金時代，而不是鍍金時代。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又一個鍍金周期開始了。

社會不穩反過來影響富裕階層。據Blommberg報導，去年6月，李嘉誠在自己一手創建的汕頭大學，對學生演講時表示，晚上有難以入眠的問題，因擔心貧富差距和信任減弱的問題如果放任不管，恐將成為“新常態”。他呼籲港府推出新刺激以促成有活力、富彈性的重新分配政策，同時呼籲在資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以科技和創新能增加選擇。政府需要帶領變革，並注入教育體系“強烈的解放靈藥劑量”。恐慌李嘉誠的憂慮加深，而不是在縮小。

在轉型的關鍵階段，利益的重新分配刀光劍影，但威脅從來不是個好辦法，用新權力不認老權力的賬的邏輯，對豪門進行威脅是荒謬的，並且不可能見效。威脅已經不妥當，威脅一個自己威脅不到的人，更是非理性的恐懼心理的反應。

再憤怒，堅持底線，理智地壯大中產收入階層，對於一個社會也罷，階層也罷，都是長遠發展的基礎。艱巨的改革從來不是革命性的，是從根本上改良。樂觀的預期是改良成功，法治進步，悲觀的預期是，財富生於權貴毀於社會大崩潰，豪門化問題通過曆史的疊代才能得到解決。這是最可怕的曆史循環悲劇。

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而新加坡則並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於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餘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後變成向後轉了。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餘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钜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傑，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來，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於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

中英談判到回歸前的十餘年，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並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後，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