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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比利時王國簡稱比利時,位於歐洲西部沿海,東與德國接壤,北與荷蘭比鄰,南與法國交界,東南與盧森堡毗連,西臨北海與英國隔海相望。海岸線長66.5公裏。全國面積2/3為丘陵和平坦低地,全國面積2/3為丘陵和平坦低地,全境分為西北部沿海佛蘭德倫平原、中部丘陵、東南部阿登高原三部分,最高點海拔694米,主要河流有馬斯河和埃斯考河,屬海洋溫帶闊葉林氣候,四季明顯。

比利時無論是地理上還是文化上,比利時都處於歐洲的十字路口。被譽為"西歐的十字路口"。國土面積雖不大,但各具特色的旅遊景點遍布全國。首都布魯塞爾不僅有聞名於世的滑鐵盧古戰場,也是眾多國際機構的駐地。比利時屬海洋溫帶闊葉林氣候,四季明顯。旅遊時間以春秋兩季為佳。

比利時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高度對外依賴,外貿為其經濟命脈,為世界十大商品進出口國之一,全國GDP的大約三分之二來自出口。為世界高度工業發達國家之一,是19世紀初歐洲大陸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之一。比利時擁有完善的港口、運河、鐵路以及公路等基礎設施,為與鄰國更緊密的經濟整和創造條件,也是歐盟和北約創始會員國之一,還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成員國。2015年10月28日,第70屆聯合國大會今天改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比利時成功獲選,任期自2016年至2018年。

在地理上,比利時地處歐洲大陸的心髒地帶,與德國、盧森堡、荷蘭以及法國相臨,交通條件極為便利,有利於被極端分子當作大本營。11月13日巴黎襲擊案的重要通緝犯SalahAbdeslam在次日淩晨乘私人汽車從法國出境時被警察攔住,但隨後居然被放行。《申根協定》26個國家邊境管控的寬松程度可見一斑。

在莫倫貝克的餐廳老板Derdabi Nabil並不同意“比利時是歐洲聖戰者天堂”的說法。他的常客來自30個不同國家,他們相處得都很好。

縱觀歐洲史,比利時好似處在曆史的十字路口,這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使其一直遭受外來者的侵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7年凱撒大帝征服北海。

凱撒曾親自見證了比利時人的勇敢,在評價高盧戰爭時,他說道:“高盧地區共分三塊,分別居住著比利其(今比利時)人、阿奎丹尼人以及自稱凱爾特的人們……其中比利其人最為勇敢,他們與居住在萊茵河對岸的德意志人最為靠近,兩方紛爭不斷。”之後幾百年間,比利時一直被法國、西班牙和奧地利等歐洲大國所統治。

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這片土地上,拿破侖曾在1815年遭遇滑鐵盧慘敗,還有幾座城市得名於幾場偉大的現代戰爭:巴斯托尼、伊瑟和伊普爾。1830年,由於宗教、語言和種族的分歧,當時在荷蘭統治下的比利時無法順利融合社會結構,也無法將文化各異的各地區合並成為一個緊密統一的聯盟。比利時在經受了15年的荷蘭統治之後,發起了獨立運動,並制定了歐洲版的《獨立宣言》,最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跌宕起伏的曆史,大國紛爭的舞台,這些都使比利時成了歐洲民族的熔爐。

“我曾一度認為居住在比利時的皆為比利時人,然而,正如比利時人常掛嘴頭的那句:‘事情沒那么簡單’,”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高級助理編輯詹姆斯•塞盧緹談到他對比利時人的民族構成時這樣寫到。比利時猶如袖珍版的巴別塔,聚集了多種語言。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法蘭克人把凱爾特人和蘇格蘭人驅逐到南部,在北部實行早期形式的荷蘭統治。比利時1971年憲法確認了四個語言區域:北部荷蘭語地區法蘭德斯、法語地區瓦隆、東部小片邊緣區域為德語地區、布魯塞爾則是以荷蘭語和法語為官方語言的雙語地區。

如果你喜歡古老的建築、古色古香的橋梁、靜靜的運河;如果你喜歡蕾絲,喜歡看著老奶奶一針一線地嫻熟縫制;如果你喜歡在現代城市中探訪永恒逝去的昔日文明,那么絕對不要錯過布魯日。1948年的《國家地理》這樣寫到:“……布魯日是曾經的港口城市、紡織業中心、如今的曆史古城。河口灣將布魯日和充滿淤泥的海洋連接起來,紡織廠也搬離此地,鵝卵石街道上鋪滿了青苔。盡管布魯日活力無限,但也彌漫著安詳寧靜與傷懷戀舊的氛圍。從城市的外觀就可一睹昔日的輝煌,這道曆史之光將會一直照亮人們的未來之路,永遠不會熄滅。如果你還沒有去過那裏,就一定不要錯過布魯日之行!”

比利時是一個對比鮮明、文化多樣的國家,但無論一個比利時人說哪種語言,對於這片土地和人民的熱愛都是一樣的。詹姆斯•塞盧緹寫到:“若說什么能算是真正的比利時特色,那便是家庭之愛。弗拉芒人和瓦隆人雖是被迫聯姻,但仍算一家人,二者之間的長期沖突雖然有時暴烈,但從未出現血腥事件。家庭是比利時人生活中的支點。家族企業、家族農場,甚至對家庭聚會的擁護,都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傳統。家族精神可以排外,亦可使人性閃耀光芒。”

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如果說總會有一個國家在戰爭中遭受池魚之殃,那么在曆史上,歐洲列強狂暴的戰爭之犬掙脫束縛、相互撕咬之時,比利時總是不幸擔當了這樣的角色。每當戰爭如雪崩般逼近國門,比利時人民本無心參戰。然而他們最終還是決定,與其保持中立卻被侵略,倒不如慷慨赴死,大戰一場。血染的字跡在曆史上書寫了連綿不斷的戰爭:凱撒、拿破侖、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無論比利時人遭受了怎樣前所未有的災難,結局總是一樣。在面對眾多強敵時,他們無所畏懼;在血與火的洗禮後,盡管恐慌、無助,卻總能浴火重生。

但看似寧靜安逸的日常生活下卻醞釀著恐懼和暴力。比利時智庫Itinera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比拉·本葉奇(BilalBenyaich)說:“這裏穆斯林社區的年輕人很少去繁華的布魯塞爾市中心,而是待在網絡聊天室裏,與外界的激進組織保持著聯系。”

在這個人口只有9萬人的行政區,部分社區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達到80%,主要為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據布魯塞爾統計分析局(Brussels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Analysis)公布的數據,這裏的失業率高達30%,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高達37%,是全國水平的3倍。

“第二三代移民沒有機會享受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成果,毫無國家認同感。”來自布魯塞爾的情報專家ClaudeMoniquet說。糟糕的社會和經濟前景,以及歧視現象,都容易迫使青年人走上激進化的道路。

布魯塞爾聯邦警察局的高級官員AlainGrignard介紹到,典型的莫倫貝克區聖戰者20歲出頭,多數犯有前科,“他們從敘利亞回來後就已不再害怕死亡,要把敘利亞戰場上的經驗運用到歐洲大陸上”。這些人在街頭槍戰方面甚至比正規武裝警察的經驗還豐富。

按比利時內政大臣JanJambon的說法,比利時高度分權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莫倫貝克成為治安盲點。人口約180萬的布魯塞爾劃分為19個行政區,有6個警察局。相比之下,擁有1100萬人口的紐約總共只有1個警察局。

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這裏種族繁多,布魯塞爾警察辦案要跨越幾個部門和語言障礙,要獲得警情反饋非常困難,居民發現了異常情況一般就不會報警。

“比利時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松散的政府結構給了恐怖分子可乘之機,”荷蘭萊頓大學恐怖主義和反恐研究中心的教授EdwinBakker說,“調查官員之間的信息交流很不順暢。”

2014年5月,法國籍恐怖分子MehdiNemmouche在布魯塞爾的猶太人博物館裏開火,殺害了4人,警察當時被詬病在情報彙報上遲緩,致使這名凶手成功逃脫。MehdiNemmouche當時就藏匿在莫倫貝克。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比利時的荷蘭語區和法語區的民族矛盾時有發生,政局不穩。比利時原本軍工業發達,而社會和政治上的長期對立給莫倫貝克區的軍火黑市繁榮提供了條件。據比拉·本葉奇透露,“只要花上500歐元,頂多不超過1000歐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時內弄到一把武器”。在歐洲大多數國家裏持槍是非法的,而比利時更像個美國大城市。

事實上,槍支是比利時的一個曆史遺留問題。自從2006年政府開始管控槍支至今,有30餘萬槍支的下落不被政府所掌握。這個國家有限而分散的執法力量也讓武器走私更為猖獗。

由於有了《申根協定》的存在,整個申根區域內的4億居民以及無數的外國遊客、商人得以在簽約國內自由出入,歐盟國家享受了開放邊境帶來的貿易繁榮,但也讓遏制槍支交易變得更加困難。有鑒於此,歐盟內政部長們將於近期舉行緊急會議,重新討論長期以來困擾他們的軍火走私和邊境安全問題。

比利時聯邦議院的反對派成員GeorgeDallemagne認為,布魯塞爾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土壤形成於1970年代。當時資源匱乏的比利時為了交好沙特阿拉伯,為伊斯蘭傳教士營建了清真寺,引進新移民,而這同時也帶來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教義者——薩拉菲派聖戰士(Salafistjihadist)。到20世紀末期,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也逐漸移民到比利時。

這小部分移民逐漸形成了一個跨國網絡,參與遍布歐洲的襲擊行動。2001年紐約“9·11”恐怖襲擊之後,比利時開始成為歐洲恐怖活動的策源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為歐洲的極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機會。這段時期,莫倫貝克區也不斷受到強烈的伊斯蘭極端運動的影響。

比利時正在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建設歐洲

比拉·本葉奇強調,極端分子只是占比利時穆斯林群體很小的一部分,但同時他也提出警告,立法者應該盡快在可控的當下出台全面的策略解決激進化的問題。這要求社會服務、教育以及司法體系和警察力量,甚至外交政策的全面協作。他說,“如果一再拖延,加上中東的情況惡化,狀況更不可控制”。

國土兩度遭受敵人侵略,侵占時間長達四年,更是屢受血戰創傷。這個國家便是比利時……在所有奮力抵抗敵侵的國家中,比利時王國的複原力堪稱無人能及。比利時的城市與其他國家不同,霓虹燈光最為耀眼。布魯塞爾的燈火比歐洲其他各首都更為明亮。比利時的商店貨品充足。這在供貨充足的美國或許不足為奇,但在歐洲這樣連生活必需品都極度缺乏的地方,比利時店鋪的櫥窗可真是奇觀了。”

哈維•克萊莫分析比利時人民之所以能夠更快地從戰爭中重新站起來的原因時寫到:“首先,在敵軍面前,比利時人占據著明顯的心理優勢。比利時被侵占的次數太多了,人民已練就出樂觀積極的心態來對抗權威。戰爭一結束,比利時的產業便開始迅速恢複。除此之外,全歐洲最高效的安特衛普港口並沒有關閉,仍舊維持運營。”甚至“在德軍尚未撤離之時,比利時政府便已開始制定複蘇計劃來振興產業,保護勞工權益,穩定貨幣通暢……”而且“戰爭一結束,一套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便立即落實。顯然政府確實在為百姓謀福。這套先進的保障體系包括失業保險、養老救助、健康醫療、家庭資助、勞工賠償以及其他各項利益保障。”

比利時的治安已經引發了整個歐洲的擔憂,甚至鄰國官員把比利時稱為“邊境上失敗的國家”。按照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Michel)的說法,在巴黎系列襲擊事件過後,“歐洲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篇章,加強合作和分享情報變得極為迫切”。也許,比利時更需要對內政到外交等各個層面進行反思,馬上掀開一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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