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愛情應該被尊重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公務員在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可獲公務員配偶福利，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今日請願，促請政府就案件提出上訴。律政司傍晚決定就裁定提出上訴，但指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式而不作評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請願時表示，他對今次案件的判決非常憂慮、關注，因為過去一後時間，不少團體、市民都透過不同管道向他反映，案件判決將嚴重衝擊香港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價值，亦擔心可能案件會「曲線」承認了同性婚姻在香港的地位，令同性婚姻合法化。

周又指，留意到不少市民憂慮同性婚姻合法化後，會衍生不同的後果，包括如何教育兒童有關婚姻的概念及牽涉到領養兒童的問題，牽連甚廣，公眾就此再三表示憂慮，要求政府盡快作出上訴，透過法律機制，維護傳統家庭價值及現行的一男一女婚姻制度。

他又說，今次的判決或對將來政府的福利政策有深遠影響，因為一旦同性伴侶在海外註冊，即可透過此案在香港申請福利，這樣將會嚴重扭曲現行的福利制度及福制分配。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鍾嘉敏指，家庭事務委員會對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及關注，重申婚姻應由一男一女組成，是莊嚴的承諾，受到法例保障。鍾又指，現行婚姻制度對維持本港家庭穩定相當重要，但案件對香港的家庭核心價值及現行各種政策都有深遠影響，希望政府上訴以維持家庭核心傾值。

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2014年與同性男友於新西蘭註冊結婚，但不獲公務員事務局及稅務局承認，令其伴侶無法享有已婚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福利。梁早前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兩局的決定，獲高院裁定就公務員福利的司法覆核勝訴，但就合併評稅的司法覆核則敗訴。

昨天，臺灣成為了傳統、保守的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

在這條為性少數人群爭取平等婚姻權的路上，臺灣走過了有血有淚、有抗爭有奮鬥的幾十年。而在海峽這一岸的我們，離那個人人都能自由平等地、有尊嚴地去愛的終點，已經走了多遠、又還要走多遠呢？

曾經的嚴冬

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大陸同性戀者就像生活在作家白先勇筆下的那個“黑暗王國”：

在我們的王國裏，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孽子》）

同性戀，和一夫多妻、賣淫嫖娼等其他不正常的性行為一起，成為了需要被打擊、被剔除的“封建殘餘”。70年代以前大陸出生的人對同性戀的瞭解，大都是通過公開對雞奸罪、流氓罪犯人的宣判——於是同性戀這件事在輿論和觀念中，顯然是壞的、是錯的。

到了80年代，同性戀依然屬於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罪”，可以以“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或者勾引外國人，與之搞兩性關係，在社會上影響很壞或造成嚴重後果”定罪。1983年開始的“嚴打”中，流氓罪的刑罰往往可以判處死刑。

但是比起法律的制裁和警方的拘捕，公開的同性戀行為更容易受到的處罰反而是行政處分和黨紀處分，這一點是中國特有的。

1989年，福建一對男同性戀者舉行民俗婚禮，其中一位是農民，另一位是一貫表現良好的公職人員，後者因此事被開除。

1991年，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講師崔子恩不諱言自己的性取向，被校方撤銷了講師資格和降薪一級，還無辜背負了性騷擾的罪名，被逼調離教學崗位、遷離在校園內的宿舍，此後10年不得授課。

崔子恩被視為大陸在媒體公開出櫃的第一人

在一個不被認可的、更不被保護的環境中，那個年代的同性戀者大多只能把自己真實的取向埋在不可見人的第二生活裏。

曾接受鳳凰衛視採訪的一位北京七旬老人寧國風的前半生，就是這寒冬的真實寫照。

他的取向不僅不被家庭和社會認可，甚至自己的母親臨死前都歇斯底里地“嫌他髒”；在母親的逼迫下和女人結了婚，婚姻卻在半年後宣告結束，對方的最後一句話是祝他“斷子絕孫”；明面的身份是個優秀的教師，但他風情“小巴黎”的一面只能在地下圈子裏上演。

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份在1977年被另一位被抓的同性戀者揭發，苦心經營的體面形象宣告崩塌，他以“雞奸嫌疑”的理由被送去勞教三年。

就連在勞改所裏，同性戀者都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視、過得最苦的。

後來，寧國風在1982年的嚴打運動中又因流氓罪獲刑兩年，出獄後，他被學校停薪留職，以看自行車維生。不到半年，他再次因“流氓行為”被公安捕獲，送到東北勞教兩年。

還有無數像寧國風一樣的人，在那些年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因為自己無法改變的東西面臨著人身安全威脅。他們生在了因無知而對同性戀最殘忍的時代。

同性戀不是罪，也不是病

1991年，官方對同性戀的態度釋放出了歷史性的轉變信號。

那一年，安徽省發生一起女性同性戀者同居的案件，當地政府難以對此定性，便逐層上報至國家公安部。公安部給出的是一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態度：

“什麼是同性戀，以及同性戀的責任問題，在目前中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你們所反映的問題，原則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為給予治安處罰。”

這個對同性戀的首例司法解釋，後來成為警方處理這類問題時的參考依據。

另一個重大標誌，則是1997年新《刑法》對流氓罪的廢除。成年同性間雙方自願的私下性行為，不再屬於法律干預的範疇。

而同性戀的非病理化，則在2001年才姍姍來遲。在這之前，同性戀被列在官方認定為一種精神疾病，而這一年發佈的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這個名單中去除了。

這個修正也為同性戀群體日後的維權提供了依據，儘管它比世界衛生組織晚了整整11年。

但是官方認可了同性戀的去病化，不見得它能夠由上而下地滲透到每個人的心裏。這些年社會上圍繞同性戀權利發生的爭議性事件，無一不反應著這個群體還在遭受根深蒂固的偏見。

根據中新網不、大公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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