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不久前，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作為中國民營銀行做了一個報告，全面對比分析了中美兩國發展的優劣勢和中國的差距，也梳理了美國自裏根總統以來政策的成效，分析了特朗普新政實施的效果和影響，也展望了中美兩國未來競爭合作的空間，還測算了2017~2049年中美兩國合作的前景。我們有個模型進行量化分析，2049年中國GDP有望達到美國一半，實現中國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最後，我們也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中國方面還是要練內功，全面改革，包括美國學者提到的國企改革，提升國際競爭力;二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參與全球治理。

關於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我們提出了五點結論：

1.要努力促進雙方戰略互信。剛才美國學者談到，特朗普政府很多官員沒有任命，這並不重要，如果雙方認識到合作可以共贏，其實誰當這個部長都沒有關系，都是要做的方面。

2.促進經貿投資實現務實合作，通過經貿合作實現更好的合作。

3.要實現人員往來。

4.對朝核問題、伊朗問題、非洲發展問題、熱點問題進行合作。

5.“一帶一路”峰會上，我們特別高興也特別感謝美國方面派了大型代表團來參會，兩國可以在“一帶一路”方面可以共同合作，促進新版的全球化。

現代工業社會，基礎設施可以促進物質與人員的交流，它是個載體，沒有基礎設施，物和人就沒有辦法進行交流，它也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在有了飛機、高鐵、鐵路、高速路以後，美國的地圖相當於進行了“縮小”。有了交通基礎設施以後，距離可以變短，技術進步對時間距離也有了影響。

交通基礎設施是資源共享的支撐系統。它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因為工業化的要求必然要求原材料運輸，物流、人流交易成本盡可能低，但你沒有交通基礎設施，這個物流和人流的成本就非常得高。有了基礎設施，就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我們引用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羅丹先生大推進理論，認為基礎設施是社會發展的現行資本，應當優先發展。

不同的地區帶動作用有差異，不管美國對東西南北不同的州，好像中國不同的省份，實際基礎設施是有積極的作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區域帶動作用是有差異的。基礎設施能夠分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什么要搞“一帶一路”?為什么要實現亞非拉的一體化?實際基礎設施對促進區域一體化有重要的作用。

盡管參與美國高鐵等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存在商業回報不足風險，但通過創新投資方式如捆綁土地開發，以單個項目示范帶動全面突破，短期投入或可帶來長期收益。通過政府搭台，協調金融機構和產業界形成“航母戰鬥群”出海，可利用中美基建合作，在實現商業利益的同時，緩解貿易戰風險，夯實中美關系基礎。

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是特朗普新政的重要方向

一是美國基礎設施現狀亟待改善，存在巨大發展潛力。

美國基礎設施大多建成於20世紀中期，面臨著長期投資不足。當前基建投資占美國GDP比重為2.4%，僅為半個世紀前的一半。由於需求加快且投資不足，基礎設施質量下滑，綜合狀況退化嚴重。根據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估計，美國大概10%或約6萬座橋被歸類為“有缺陷”，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SCE)認為32%的公路幹線狀況不佳。基礎設施退化帶來了巨大經濟成本。由於交通堵塞造成的人工和物流等成本增加，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認為家庭和商業部門總損失未來幾年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認為航站擁堵和航班延誤的總成本為每年310億美元。

當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仍存在較大的融資缺口。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認為到2020年投資需求量為2.7萬億美元。過去美國的交通和水務等基礎設施主要由地方政府以稅收或發債形式提供建設和維護資金，但由於美國財政面臨的社保支出和收支失衡壓力，這些資金來源遠遠無法彌補上述需求。根據現有聯邦和地方政府支出計劃，接下來4年有1萬億美元融資缺口，接近總規模的一半(見表1)。盡管需求巨大，但私人資本進入壁壘較高。據惠譽分析，受過度管制和地域保護等影響，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市場統一程度很低。市場被嚴重分割，采購施工總包往往為當地企業。

二是特朗普基建方案著重吸引私人部門參與，利用公司合營、稅收抵扣和海外利潤回流等多種機制。

特朗普競選時期提出的基礎設施建設初步方案規模龐大，預計10年總投入達到1萬億美元。該方案由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和彼特?納瓦羅設計。根據兩人去年10月公布的報告，方案主要特點為引入私人資金，並盡量實現稅收中性。

首先，利用公私合營PPP模式吸引民間投資。政府以融資環節的巨額免稅激勵來吸引民間部門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按照5倍杠杆估計，1萬億規模的項目中股權投資為1670億美元,其餘支出來自私人部門。

其次，充分利用稅收返還。政府為總股權融資的82%(1370億美元)提供稅收返還，以鼓勵私人部門投資於相關項目。返稅將減少私人部門投資中融資成本的18%～20%。在激勵投資的同時，方案試圖通過創造的利潤和工人收入稅，補償稅收減免，從而實現財政赤字的中性。

再次，將方案與吸引海外滯留利潤回流計劃相結合。該計劃還鼓勵美國公司將海外滯留利潤遣返，遣返收入適用的10%稅率的稅收可通過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而得以抵免。據估計，美國企業海外滯留利潤接近2萬億～2.5萬億美元，以回流一半計算，估計稅收可增加1000億～1300億美元。

此外，特朗普的計劃還承諾將減少行政障礙，優化流程並提高效率。特朗普計劃放開對石油等能源開采的限制，並建議重新啟動被奧巴馬政府中止的連接加拿大至美國德克薩斯州的Keystone石油管道項目。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的方案還遠未成形。白宮和國會當前的政策優先序中，基建並不緊迫。而且在投資規模、地域和行業結構上，聯邦和地方、兩院和白宮將會有較大博弈空間，不確定性仍較多。

參與美國基礎設施投資，符合機構投資者商業利益

一是大型機構投資者正積極尋求增加基礎設施類資產。

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特定資產類別，可以在改善組合風險收益上發揮重要功能。由於具有壟斷性和政府支持，現金流穩定，是平滑收益的重要工具。投資者還可根據需要，設計不同屬性收益合同。另外，基礎設施投資期限長，可作長期債券的替代品，為負債周期長的投資者提供匹配的資產。過去十多年來，北美非上市基礎設施資產內部淨收益率(IRR)的中位數與並購基金、房地產和風險投資等相比，具有較高的信息比。內部淨收益年化達到10.8%，僅次於並購基金，但方差及波動性最低。

良好的風險收益特征吸引了大量投資者進入。過去十年，非上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規模從2004年不足50億美元，攀升至2014年的1430億美元，上升超過30倍。在美國，捐贈基金、公共和私人部門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是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募資的主要對象。

從實際投資和配置比例看。盡管有45%的機構投資者將配置目標比例設定為5%以上，但真正達到甚至超過目標比例的投資者人數僅為一半。因此，總體而言，機構投資者在基礎設施上，無論是目標配置比例還是實際組合比例，都屬於低配的范疇。

二是利用美國擴大基礎設施的機遇，推動我國高鐵等基建和裝備制造能力“走出去”。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裝備制造能力逐步升級，已具備了參與全球競爭的能力。當前，我國對外基礎設施業務遍布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交通、電站、通信和水利等各領域，承攬方式從初步的分包施工發展到總包甚至特許經營和公私合營等模式。在裝備制造領域，隨著國內產業轉型，裝備制造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的亮點。鐵路機車、通信設備出口增速近兩年超過10%，高鐵、核電和船舶等多個領域已經處於或接近世界領先水平。在部分領先裝備制造業開始“走出去”和抱團出海時，我國金融機構也通過並肩合作挖掘其中的商機，服務於推動我國綜合國力提升和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目標。

利用政府協調優勢，發揮主權基金作用

盡管我國基建輸出至美國等發達國家已具備提供一攬子方案的條件，但現實中仍然面臨項目落地和金融支持等困難。發揮我國能集中力量辦事的制度優勢，積極協調各方力量，可挖掘美國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機遇，增加中美經濟外交的切入點。

一是發揮政府層面的交流渠道，在互信共贏基礎上推進經濟外交。

通過中美經濟戰略對話等高層對話平台和各種政府間峰會，強調參與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可實現中美共贏。利用峰會推進項目的初始倡議和相關方對接，以打造利益共同體實現改善兩國雙邊關系基礎的目標。我國外交和外宣部門可加強宣傳和溝通，為我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對當地就業和經濟所作貢獻發聲，樹立我國企業的良好形象。

二是引領全球化發展，爭取制訂國際投資規則的主導權。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在對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上采取收縮策略，全球化面臨著領導力真空。中國可積極推動簽署雙邊和多邊投資協定，爭取更多全球話語權，制定對我有利的全球規則。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我國發起倡導全球多邊投資指導規則，引起了全球高度評價和積極反響。

三是改善走出去協調機制，避免對外投資的過度競爭。

當前涉及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部門多，政策和機制上缺少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協調。若缺乏跨部門協調，境外投資項目上將存在無序甚至惡性競爭的風險。可考慮成立跨部門的對外投資協調機構，對海外投資給予指導、協助和規范。組織多方資金和利益關聯方，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推動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項目落地。

四是創新投資方式和金融服務，發揮主權基金引領作用。

對美基礎設施要求對目的國規則有深入理解，金融服務要求高。發掘合適的合作團隊，有利於我國企業更快適應不同規則和文化環境。中投公司海外觸角廣，與大量的私募基金一般合夥人和賣方投資銀行有直接聯系，而且外彙資金投資方式靈活多樣。可發揮主權基金在項目介紹、融資支持和當地合作等各方面作用。要建立由國家隊與產業界、民間PE、銀行證券金融機構等共同組成的“航母戰鬥群”，各司其職，發揮比較優勢，協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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