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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產業是“一帶一路”的主角

中國茶產業是“一帶一路”的主角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向世界、具有深遠意義的大戰略,涵蓋26個國家和地區,合計44億人口。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增長,以中國為主導的國家經濟交往將逐漸改變傳統的世界格局,中國作為茶葉的故鄉,隨著這個大戰略影響的加深,中國茶葉也必將重新劃分和改變印度、斯裏蘭卡、中國茶葉在市場上的既有格局。

按照2014年統計,全球茶葉出口總量182.5萬噸,其中斯裏蘭卡出口31.8噸,中國出口30.1萬噸。2014年,中國出口到一帶一路地區的茶葉數量為7.15萬噸,2015年增長到8.2萬噸,顯而易見的增長。

就全球而言,仍以消費紅茶為主,占60%;一帶一路的地區和國家,除中國外,也是如此:傳統上以綠茶為主的中國消費正在向多元化發展,普洱茶發展勢頭最猛,白茶次之,正在挑戰綠茶的經典地位。

而本次一帶一路大會指定產品,除了一款綠茶,就是新生面孔普洱茶了。

這似乎是個強烈的信號,或者說已經成為事實,我們也看到全國各地的茶博會,無論武漢、北京、上海、廣州,無不以普洱茶唱主角。品普洱,已然成為時尚,平時無論官方還是商務會談、朋友小聚還是辦公室白領,似乎不喝普洱已不夠逼格。

有茶人說,普洱茶,是所有茶的終結者,一個都別想跑。

一部豐富打敗寡淡、厚重戰勝淺薄的曆史,和延展開來的現實,這一曲線已在無限延展,變得越來越加清晰無誤。

茶馬古道在世界上是惟一的一條可以與絲綢之路相媲美的,以茶葉為主要貿易商品,連接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南亞及中亞的古道,它既是亞洲大陸曆史上最為龐大和複雜的古代商路,同時又是一條曆史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交流的國際文明通道。茶馬古道與絲綢古道相對應,可稱之為茶路,它們作為中國最古老的大型交通線路之一,在曆史上曾經產生過較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作用,而且這是目前世界上仍在部分運行的古道,也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豐富神秘的走廊。

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的概念不宜混淆但可互補。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都是曆史形成的國際大通道。雖同為中國對外商貿之路,雖部分路段有所交叉,但“茶馬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絲綢之路”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肅、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區曆史上並不處於茶馬古道的主幹線上,它僅是內地以川滇地區為的茶葉輸入的不同目的地。茶馬古道與絲綢之路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曆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在絲綢之路中,主觀上是想擴大絲綢之路的包融性。這一願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反而不利於經濟走廊的建設,加強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這兩大特定曆史概念乃至在開發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茶馬古道的概念及線路看,“茶馬古道”狹義上說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廣義上說“茶馬古道”應該是指以馬為運輸力量,以茶為主要運送貨物並進行商業貿易的國際交通要道。“茶馬古道”可以說是世界上地勢最高,地理形態最為複雜的民間國際商業要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和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傳播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國際交通線路,是人類絕無僅有的可與絲綢之路媲美的自然與文化遺產。

“茶馬古道”的線路遙遠漫長又十分複雜眾多,主要分為由滇入藏道和由川入藏道並從西藏出境兩大主幹線及由雲南出境的眾多支線組成,中國境內連接滇川藏廣袤的地區,境外從雲南延伸至東南亞各國及印度。從西藏出境的線路則

延伸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當然這裏所言只是主幹道,與絲綢之路相比,曆史上的茶馬古道並不只一條,而是一個更加龐大的交通網絡。除了以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外,還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遠達歐洲,將著名的產茶地或茶馬集散地與祖國西藏及國外印度、尼泊爾等南亞、中亞、西亞地區連了起來。這與今天“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設想線路完全一致。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曆史上從雲南出發的“茶馬古道”過去從茶源中心的西雙版納六大茶山和普洱為起點輻射四方,形成向不同方向和茶葉運輸目的地比較固定的幹道與支道,還有因各種原因形成不固定性的分支線路,這些線路既有主、次,又有官道、商道之分,本文依據文獻的查找和實際調查,“茶馬古道”主要有北線(貢茶道)、西線、南線三條主幹線。

“茶馬古道”北線有兩條,第一條即昆明成都“蜀身毒道”北段和滇黔“通京大道”。“蜀身毒道”即從成都至雲南經滇西保山騰沖出境至緬甸印度,故又稱為南方絲綢之路。“蜀身毒道”

北段即成都至大理段在絲綢之路中又稱“靈光道”。靈光即四川西北的靈光,是蜀國杜宇時代(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西南門戶。西漢時,漢武帝為打通蜀身毒道,並經營西南夷地,廢盡移山之力,修築“五尺道”和“靈光道”,該道在漢代形成以來與從滇東北曲靖昭通入內地的“五尺道”同為從四川進入雲南的重要通道,它從蜀地(成都)南出,經臨邛(邛崍)、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邛都(西昌)、會無(會理)渡金沙江到青嶺(大姚)抵葉榆(大理)。“靈光道”可謂雲南最早通往內地的一條民間道路,它由上古時期蜀國在長年累月的向西南開拓過程中,逐漸形成。茶馬古道北道一段與“蜀身毒道”北段即成都至大理的“靈光道”部分相交,即昆明至富民→武定→元謀等交叉,至金沙江後從會理入康藏地區。該茶馬古道北道又稱建昌路,其線路為從普洱到昆明至富民→武定→元謀→會理→西昌→滎經→雅州→邛崍→成都,再進入陝西或西蕃進行茶馬貿易。該道是經四川至內地或藏區的茶馬古道北道支線,對這段茶馬古道,過去因更多歸於對絲綢之路研究而有所忽略。

北線第二條即從昆明經東川出雲南為茶馬古道北道,亦稱“貢茶路”、“官馬大道”或“銅運”古道,由思茅(普洱)至省城昆明再從滇東北“銅運”古道經東川、會澤、昭通從貴州、四川至京城。清代雲南的貢茶,從思茅途經墨江、元江、峨山、玉溪、昆明、嵩明、尋甸、東川、昭通、大關、鹽津至宜賓,乘船沿長江而下入湖北至杭州,轉“京杭大運河”到京城。該道所以為官道,是曆史上雲南至內地的主幹道,故稱“通京大道”。在滇茶運輸中主要為普洱貢茶,因此又稱“貢茶路”或“官馬大道”。滇東北一段起源於雲南與中原聯系最早的主要交通線“五尺道”,它從四川成都往東南行經宜賓、廣南(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後經楚雄至葉榆(大理)。這條道路早在公元四世紀中葉由當地土著部族開鑿而成。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馬錯定蜀、置郡,以四川為基地,分別南下西進,開拓經營今雲南地區。公元前285年前後,秦蜀守張若“取笮及其江南地”,攻取今四川雅安,並南下岷江以南地區。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時,李冰任蜀郡太守,在棘道基礎上開始修築通往滇東北的道路,這便是“五尺道”的開端。秦統一六國後,開鑿該路,因“其處險,故道才廣五尺”得名。

“茶馬古道”西線即主入藏道,包括“博南道”和滇藏茶馬古道。茶馬古道往西經滇越(騰沖)出境至緬甸、印度是沿古老的西南絲綢之路“永昌道”而行又稱“博南道”。滇藏茶馬古道則一直是古代直至近現代滇藏茶馬古道的主幹線,線路從今西雙版納、思茅、臨滄等產茶區經景東、鳳慶、南澗、魏山到大理下關後,路分兩條進入藏區。一路經大理、喜洲、鄧川、牛街(洱源)、沙溪(寺登街)、甸南、劍川、北漢場、鐵橋城(麗江);或下線從鄧川、北衙、松桂、鶴慶、辛屯、九和到麗江、鐵橋城、中甸(香格裏拉)、德欽或維西,入西藏各地沿線進行茶葉等商品交易。另一路分支幹線則可經漾泌、石門(雲龍)至舊州,翻怒山至瓦窯、槽澗、瀘水、六庫、福貢、丙中洛、出石門關至西藏的察隅縣。這條路因是沿怒江峽穀行走,其海拔在1500~2500米之間,無高大雪山阻隔,可常年通行。到察隅後,可由西藏出境至緬甸,再到印度。亦可經波密至拉薩、日喀則到尼泊爾、印度。

從雲南入藏後古道貿易線路較多,但主要線路同樣有兩條:一路從西藏鹽井進入芒康後,路線又分為兩條,一路經康定、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等地,再由昌都通往西藏其他地區。基本與今川藏公路318國道相符。(318國道起點為上海,終點為西藏友誼橋,全長5476千米,途經浙江安徽、湖北、重慶、成都、名山、雅安、天全、

瀘定、康定、 雅江、理塘、 巴塘芒康、 左貢、八宿、 波密、 林芝、工布江達、 墨竹工卡、 達孜、 拉薩、堆龍德慶、曲水)。

另一路從芒康經左貢、邦達、八宿、波密、林芝、工布江達、墨竹工卡到拉薩並更遠的再從拉薩經江孜、日喀則至口岸亞東出境至印度、尼泊爾。

“茶馬古道”南線即普洱至車裏(西雙版納)六大茶山和猛海出境的通道。該道從普洱至六大茶山出境至老越緬印諸國並或從越南轉香港或從印度轉西藏。這條古道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與修築普洱至昆明段官馬大道同時,清地方政府組織西雙版納茶商及百姓,用大青石鋪設了從猛臘易武經曼灑、倚邦、猛旺到普洱的茶馬驛道,長240公裏,全程用石塊鋪築路面,耗銀萬兩以上,動用民工無計其數。

出境路段由普洱或西雙版納六大茶山通向境外的國際“茶馬古道”,有東出老撾、安南(越南);南出緬甸、暹邏(泰國);西出緬甸、印度。明清至民國時期,印度、緬甸、暹邏(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等國的商人均往來西雙版納、思茅、普洱販運綿花、茶葉等。之後隨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開遠、蒙自等城市和火車運輸興起,不少茶葉通過火車運至越南再轉運南洋,從而又形成茶馬古道上其他新的國際支線和交通運輸方式。

民國時,隨佛海(猛海)茶業的興起,從打洛出境,經緬甸猛拉,西南行至景棟,改由汽車運輸至仰光,乘輪船至印度的加爾各答,再乘火車運輸至印度西哩古裏,改乘汽車至噶倫堡再至亞東,江孜,拉薩的國際運輸線路的開通,大大縮短了茶馬古道的運輸裏程和時日,相比較於走猛海思普線,經下關——大理——麗江——阿墩子入藏抵拉薩,節省兩個多月時間,縮短時間三分之一左右。

上述古道及國際貿易的曆史發展,是我國與東南亞南亞諸國通大通道的建設的基礎。今天,隨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現已有能力將這條千年的國際大通道打開,通過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如雲南省發改委主任王喜良預計那樣,雲南將變成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市場中心。通過‘大通道’建設,有效擴大雲南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半徑’。”雲南將從中國開放的“末梢”變成“前沿”,與周邊國家有效聯動起來,在經濟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就會發生作用下,很多產業必然向雲南轉移布局。

“一帶一路”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新內容,敲定了中國新的外貿戰略。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傳承絲綢之路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構建新絲綢之路,加強經濟和人文的互聯互通,推動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合作與發展,是具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的課題。它包括:深化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推進自貿區建設和區域次區域合作、擴大服務貿易合作等內容。旨在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推動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舊邊緣”轉變為“新前沿”,提升沿海開放水平,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雲南與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因緣獨特,特別是將明清至近代到民國在對外連接發揮更大作用的茶馬古道融入21世紀“一帶一路”戰略責無旁貸。曆史經過雲南出境進入東南亞、南亞並至中東的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及貿易從未斷過。南方絲綢之路至少從漢代開始便一直延續至今,同樣與南方絲綢之路在線路上有所區別的茶馬古道至少從唐代開始也一直延續至今,通過兩千多年前的南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瓷器及一千多年前的茶馬古道上的茶葉等商品從雲南通過東南亞向西,到達西亞北非,並通達歐洲,一路播撒文明、傳播和平,也繁榮了沿途各國的商貿活動和經濟。

兩條從中國西南出境的重要國際交通貿易運輸線使雲南承載了曆史上中國對外貿易中外交通的又一樞紐地位。曆史進程雖有起有落,但雲南與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沿線國家和地區雙向交通曆史上不僅沒有中斷過,而且在近代對道路沿線工商業經濟和城鎮化發展及抗日戰爭作為中國最後的對外補給運輸大動脈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在國家提出的推進上海合作組織、大湄公河、泛北部灣、中亞等區域次區域合作建設,完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合作機制,加強中巴經濟走廊建設規劃,開展務實合作,提升合作水平規劃和措施當中,完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合作機制,加強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均與雲南有著直接關系,對雲南加快發展和跨越發展,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新時期下,中國擴大開放的合作對象中出現了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新戰略,應該是面對中國與國際經濟正發展轉型的必要戰略。目前中國及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三個效應:第一對外部依賴性增大,而且是雙向依賴,我們需要拓展更廣的關系。第二,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幾乎成為最大的市場國,要加深關系,構建經濟帶。第三,我國已成為全球性大國,構建更具延伸性的這樣一種對外關系。

正是因為“一帶一路”建設涉及諸多發展中國家,中國初期與外國的互聯互通建設就變得非常重要。這就是利用古老的聯系,發展新的關系。對絲綢之路的功能與作用自不必說,需加充分發揮。同樣,對茶馬古道自古至今的功能與作用,我們遠遠還未充分研究發掘。因茶馬古道是以茶為主要貿易商品,以人背馬馱為主要運輸方式形成的一條覆蓋中國大西南並連接東南亞南亞及中亞的國際大通道,在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三條大道中,以滇藏道最長,最為艱險,穿越的民族區域最多、地理及氣候環境最重複雜,其對西南邊疆及民族關系、民族經濟文化及對外交流的曆史作用也最大。持續了一千多年的茶馬古道對中國西部特別是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表現為對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及邊疆的鞏固和民族團結,對祖國內地與邊疆民族血脈相連的紐帶聯結,對促進邊疆民族地區文化繁榮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

今天利用茶馬古道古老的聯系,發展對外新的關系即互聯互通建設,不僅指交通領域的建設,還包括通訊、網絡、口岸、信息化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劉旭不久前剛剛去過文萊、緬甸等國家,切身體會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情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加深與沿路各國的交往與溝通。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陳耀認為的:“‘一帶一路’的題中之義是打通向西開放的通道,是國家戰略層面上的布局,將帶動相關省份的開放步伐。”“從曆史上看,我國改革開放的發端是從東南沿海省份開始的向東開放,外貿、外資、對外投資方面都是如此。但從新時期的國家戰略上看,向西向南開放是全面開放的必經之路,‘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就是向西向南開放的抓手和落腳點。”

茶馬古道能延續千年而至民國,與政府組織的及民間商業貿易分不開。曆史上以茶為中心的內地與藏區間的貿易曠日持久,經千餘年曆唐、宋、元、明、清、民國六個時期,從未間斷。它在漢藏關系史以及我國民族經濟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無論是從唐宋至明末清初時期的茶馬貿易還是清中期至民國的邊茶貿,均反映和表現出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茶在邊疆及曆史上內地與西藏茶馬貿易,始終沒有離開政治功用與固邊之需,曆代中央王朝通過“茶馬互市”和“茶馬古道”,實現了“羈縻”政策,從而更加鞏固了西南邊疆,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今天,隨中國與世界經濟越來越緊密,我國的經濟安全,國家安全都面臨一些新的問題,需要通過主動參與到區域經濟合作中,為貿易發展營造一個比較好的外部條件。從外部環境來講,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著共同的相似,首先“一路一帶”一些區域,與我國經濟有比較強的互補性。過去是以茶、瓷器、絲綢為主要商品換取異域藥材、香料、珠寶等,今天的互補是技術,設備,裝備,建材日用品等與中國西部周邊發展中國家在能源與礦山資源等方面互補,互補性才能構建起與周邊經濟互補的依托。

再一個曆史與今天的互補都主要是通過貿易通道產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兩千多年前,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精美物品從絲綢之路通過東南亞向西,到達西亞北非,並通達歐洲,一路播撒文明、傳播和平,也繁榮了沿途各國的商貿活動和經濟。所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底蘊就是絲綢之路文化。曆史上如果沒有西風東漸,沒有西方商旅之行,沒有張騫出使西域,就沒有絲綢之路文明。因此,絲綢之路文化一開始就是高度國際化的東西方交流的產物。有了文化的基礎,使得西域國家更容易在文化認同的框架下與我國談經濟合作。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的經濟合作,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一帶一路”是將各國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連接在了一起。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個向西和向海上開放的戰略。曆史上絲綢之路有多條,雲南是其中一條上的重要省份,要抓緊研究南方絲綢之路的曆史,為把雲南列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國家總體規劃和實施方案作出貢獻。學術界提出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設想。我省面向大湄公河次區域和孟中印緬的開放,不是相互對立的,它們應該與“一帶一路”等戰略統一起來,作為雲南全面對外開放戰略中的一部分。目前,我省已經有滇桂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等“金頭銜”,要把這些頭銜帶來的關稅、免稅、保稅區和金融創新政策用夠用足,果能如此,則效果或可比擬天津作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取得的成就。

經雲南出境的西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便是把雲南列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和實施方案的基礎。雲南要融入“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可充分利西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曆史上對外貿易的影響,更好地利用雲南國際區位優勢,探索與多國多邊合作的雲南沿邊開發開放試驗區和創建自貿區,充分體現雲南面向西南各國、多方互補合作的優勢,建立中國東南亞合作聯盟,形成國際物流大通道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實現雲南的地域發展區位戰略。

利用西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金頭銜”,關鍵點仍然是交通,李紀恒省長認為,“一帶一路”是新時期國家對外全面開放的重要抓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外經貿的排頭兵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話,那么新時期下全方位開放的先鋒就是中西部省份。從“向東”到“向西向南”“一帶一路”的題中之義就是打通向西向南開放的通道,但“沒有交通,啥都不行,交通不通,什么都不通。要義無反顧推進高等級公路、鐵路、水路,航空建設。”

在打通交通基礎上,不斷發展多雙邊經貿合作,以點帶路,以路帶片,在內部加快沿線地區自貿區建設,在外部通過對外重點合作領域和項目,如積極開展貿易投資促進活動,與更多的沿線國家探討建設自貿區,提升合作水平,支持在有條件的國家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落實與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投資協議,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促進經貿暢通,才能實現加快推進“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建設。

茶馬古道雖山高水遠,卻是各民族和地區間以茶為主的經濟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之路,維系著國內外幾千公裏沿途各國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這樣一條險峻曲折的人馬驛路,作為地球上海拔最高,自然條件最嚴酷的中國古老神秘的國際通道,就像一條神奇的彩帶,纏繞著萬水千山,隱顯於林海雪山之上,回旋於大江深穀之間,它將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和印巴次大陸連接起來,它閃爍著生活在這裏的高原各民族不畏艱險的探索精神及創造出的人間奇跡,更反映著中國各族人民與與東南亞南亞和中東各國悠久的曆史和文化交流,成為西南邊疆與祖國內地中華民族與周邊各國經濟文化交往的紐帶。

茶馬古道為什么能存在一千多年而經久不衰,其所包含的內容雖博大深厚,但我們還是能找出其中主要的曆史線索,這便是因為內地與西藏對茶和馬的互補,從遙遠的唐代開始便有了中國從內地漢族影響到邊疆民族茶文化傳播,茶不斷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從物質生活上升到精神生活的依賴。同樣,古代中原對馬匹作為交通和戰爭工具有著重要的依賴性,這種依賴必然帶農業社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依賴,即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相互依賴,並由此對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影響,從而有了中國曆史上持續千年的茶馬互市和茶馬貿易。

從唐代茶馬互市的開展,從先有“互市”,後有“馬道”或“古道”成了名副其實的茶馬古道,它由中國大西南橫斷山脈東側的雲南和四川及湖南等地的茶葉產地出發,宋元明清除官方有組織的茶馬互市外,隨著和民間貿易的擴大和延伸,無數的馬幫商隊穿越在今滇、川、藏橫斷山脈以及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及雅礱江、帕隆藏布江、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峽穀,翻越橫跨世界最高海拔的長峰巨嶺、雪山草原一路向西延伸,蛛網般覆蓋了中國最大的兩個高原------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後將這條人馬驛道通向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南亞次大陸,到近代,這條路成為了世界上一條最為古老奇特艱險並承載著厚重文明的國際交通大動脈。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茶馬古道上的運輸方式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幹百年來,馱著茶葉等商品的馬幫和背夫,用腳步走出了這條路,由茶葉為主要商品的貿易並由此發展的古道交通及形成的一個個商業城鎮,使茶馬古道成為了既是中外交流的孔道,又是民族遷徙和多種文化交融薈萃之地。今天“一帶一路”建設涉及諸多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各發展中國家,沒有互信互惠的共識及信任,一切都難以推進,因此初期的互聯互通建設就變得非常重要,除基礎設施外,更重要的是加深與沿路各國的交往與溝通。而互聯互通首先是文化的交流互通。茶馬古道上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曆史積澱,正是大絲綢之路經濟走廊的建設,加強經濟合作,實現文化交流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

“一帶一路”的良好基礎。因此不能少了茶馬古道可以發揮的巨大曆史作用。

從曆史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就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南亞等周邊國家交通貿易聯系看,唐代以前主要是西南絲綢之路,而唐代以後,隨茶葉貿易的興起,絲綢之路被在經濟文化及對外交流上更加擴大和具有廣泛深入持久性的茶馬古道所取代,因為茶不是普通商品,從茶與中國曆史、茶與政治經濟、茶與文化傳播交流、茶與民族關系、茶與古道交通貿易及對外交流等來切入對茶馬古道的研究,我們會發現有很多很有價值的內容,特別對其中以茶為中心內容的漢藏等各民族間的傳統貿易往來和經濟關系;對曆史上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區與祖國內地和南亞、東南亞的紐帶關系;對古代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古文明傳播中的曆史作用;對中國西南邊疆眾多民族自古以來因茶馬古道經濟文化交流產生的相互交往、融合,同生共存、團結和睦的民族關系;對邊疆建設與鞏固等都會有了更多生動而可經史實驗證的很多從學術研究到現時應用的新內容。這就是,充分發揮弘揚中國幾千年和諧包容的優秀茶文化,來擴大國際經濟文化的交流;充分發揮弘揚茶馬古道的曆史文化價值,將更具民間廣泛性和經濟文化交流的可操作性。

具體措施如:在沿線國家、地區來擴大國際包括宗教藝術旅遊等交流作用,通過設立辦事處,發揮雲南著名僑鄉功能,擴大“古道”多元文化交流;通過邊貿、投資或構建面向“海絲”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促進地區間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建立更加開放的雙向投資服務機制,拓展與“海絲”國家在工業及裝備等領域的合作;共建互聯互通便捷通道,將雲南建設成為內陸地區接駁東南亞、南亞“海絲”航路的重要出海通道;搭建“海絲”溝通協作平台。爭取發起設立“亞洲銀行”或“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基金”;推動人民幣在沿岸國家的結算,更大力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適度放寬資本進出境的限制,推動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重心從事前審批向事後管理轉移,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參與國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民營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在昆明搞“東南亞文化之都”建設,可向泉州學習,積極謀劃並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的思路,力爭成為我國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載體和深化“海絲”文化交流的窗口,成為我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試驗區、海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先行區、國際多元文化交流的示范區。

2014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今年重點工作時指出,將“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進孟中印緬、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雲南沿邊開放優勢明顯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條件好,我省邊境線長達4060公裏,全省16個州市中有8個州市的27個縣、市與緬甸、越南、老撾山水相連,沿邊有10個國家級口岸、10個省級口岸、20餘條出境公路、93條邊貿通道。雲南因處於古代南方絲綢之路要道,擁有面向“三亞”、肩挑“兩洋”的獨特區位優勢,從東走到了太平洋,從西走連接到印度洋。此外,經過多年努力,雲南鐵路“八出省四出境”、公路“七出省四出境”、水運“兩出省三出境”、航空“中國第四大門戶樞紐機場”的立體交通格局初步形成,大通道建設基本成型,極大促進了雲南對外開放水平。

雲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對外絲綢茶馬古道交通貿易的曆史基礎及現代建設成就決定了對外開放在雲南發展中跨越騰飛的兩支翅膀。“一帶一路”的規劃建設,是雲南從市場末梢到市場前沿的一次重大機遇,是可以充分發揮的時候了。

來自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的沈冬梅提出茶葉在“一帶一路”戰略下的重要作用,我們要關注國際,掌握對外的話語權。她提出,絲綢之路有下限,明中期以後,絲綢在外貿當中的地位不如茶葉、瓷器,到明後期,絲綢的影響力不大,主要影響力在茶葉,茶葉對近代工業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建議集合全國專家,研究茶葉在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陝西法門寺博物館的薑捷表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在國際上新的戰略格局,要把“一帶一路”和茶的曆史關系作為重點課題研究,讓茶葉在國際上發聲。

此外,專家學者還提出要研究茶通過儒佛道反映出來的哲學精神、人文精神,茶文化傳播要結合新媒體,注重青年人才的發現和培養,規范星級茶館,關注東北茶文化的發展等問題。

原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日本著名畫家平山鬱夫(1930―2009年)先生是廣島原子彈事件的幸存者,八十年代,他發起組織拍攝的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轟動世界。晚年他將行走於絲路的經曆寫成《悠悠大河》一書,書中寫道:途徑中亞各地“在大白楊樹、法國梧桐、遼楊的樹陰下,一定擺設茶座,供人休閑。人們在這裏可以品茶,吃烤羊肉和水果,聊天消夏。茶座是覆蓋中亞以及東亞的普遍景致。無論走到哪裏,只要進入茶座,就融入到了當地百姓之中。”可見茶是絲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物件,是各種族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媒介。直到今天,中亞、南亞仍然是世界人均消費茶葉最多的地區。

海上絲綢之路從宋代起就十分繁榮,十八、十九世紀茶葉是海上運送的最重要物資,英國人把茶葉賣到歐洲,大量的茶稅推動了工業革命,同時英式下午茶文化也傳播開來。茶葉貿易同時成了中英鴉片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棉蘭老島、阿薩姆、斯裏蘭卡、肯尼亞等等城市和國家也因茶葉貿易而興起。

“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引起歐亞各國的積極響應,中亞、中歐、南亞、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紛紛來中國探討合作機會。國內各地也積極部署發展規劃,迎接新一輪開放機遇。

曆史上中國茶產業是“一帶一路”的主角,今天新的機遇,茶產業各界人士應該從戰略角度積極研究,早作部署。首先,大力發展西部茶葉消費市場。西部牧區是磚茶的傳統市場,但是農區茶葉消費很少,西部城鎮茶葉市場也基本是未開墾的處女地。

其次,大開放大開發必然帶動人流、物流,茶產業應該與中國建設大軍同步,中國人走到哪裏,中國茶就服務到哪裏。

第三,豐富“一帶一路”人民的茶罐。曆史的原因,這些地方主要消費低檔紅茶,如果能用古老優雅的中國茶文化把中國優質六大茶類包裝好依次推銷出去,逐步改變當地居民飲茶習慣,那么,個性十足的中國茶又能派上用場了。

根據新華社、國際商報、中新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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