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屬於中國憲制體制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其最新著作《「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二十年回顧與展望》的自序中，回顧了他與基本法二十多年的不解之緣，表示自己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從未動搖。

最新一期《紫荊雜誌》刊登了王振民的自序文。王振民在文中提到，他1989年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憲法學專業研究生，成為該學科「掌門人」許崇德教授的弟子，而許當時是香港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故他很自然選擇了基本法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從那時候開始我接觸基本法、研究基本法和港澳問題迄今也有20多年時間。」

王振民在文中記述，他1993年至1995年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學習並進行研究工作，此後回北京參與清華大學法學院的籌備復建工作，並從2008年到2016年擔任法學院院長，其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憲法和基本法領域。他在2015年底被借調到中聯辦工作。

「20多年來，『一國兩制』事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從未動搖過。」王振民表示，20年是很好的回顧與展望的時間節點。「當初與很多學者一樣，我也曾經認為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需要研究的問題就沒有多少了。現在看來這不符合實際。」他指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施中產生的問題比起草制定基本法遇到的問題更多，更複雜，更需要研究。他形容基本法是一部「非常年輕、非常特別、非常複雜」的憲制性法律，需要研究的問題只會更多，肯定不是更少，需要我們世世代代發奮努力，不斷把「一國兩制」事業推向前進。

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在最新一期《紫荊雜誌》以《風雨紫荊綻放 廿載外交同行》為題撰文，從多方面回顧了駐港公署回歸二十年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做出的貢獻。在外交護港方面，謝鋒指出，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名義進行干涉。他舉例指，以所謂「道義責任」為借口不行，以「民主」、「人權」、「自由」等為借口也不行；發表所謂涉港報告、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不行，勾結「港獨」分子、為其站台背書也不行；公開干預不行，暗中插手也不行。

「20年來，我們密切跟蹤有關動向，堅決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危害國家統一的行為，第一時間表明立場、有力交涉、堅決鬥爭，確保國家和香港利益不受損害。」謝鋒表示，駐港公署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角度批駁「本土自決」和「香港獨立」，指出其實質是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絕對不能允許，也注定沒有出路」。

謝鋒亦提到，駐港公署二十年來充分調動外交資源，努力為擴大香港對外交往、提升國際影響力辦實事、辦好事，並秉持「港人安全無小事，同胞利益重泰山」的理念，為香港同胞撐起遮風擋雨的保護傘，未來將繼續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開展涉港外交，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堅定維護香港同胞的海外合法權益。 

《紫荊雜誌》最新一期「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紀念號」刊登李飛專訪，當中李飛談到香港近年出現「港獨」、「自決」等亂象時直言，「在香港搞分離主義，不管擺出多少條理由，最終都是對『一國兩制』的破壞與否定」。「一國不存，何來兩制？搞『港獨』的這些人是要把香港引向一條死路，一條不歸路」，他強調，「一國兩制」對國家、對香港都最為有利，「中央必定會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香港社會完全可以放心」。

李飛亦指出，「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有主有次的。「鄧小平曾說過，實行『一國兩制』必須明確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這個主體是很大的主體，在此前提下我們允許在一、二個小的地方搞資本主義，二者不是等量齊觀的。」他指出，香港有的人卻總是錯誤地認為，「兩制」等量齊觀，並將香港的資本主義與國家的社會主義相對立，以所謂普通法來曲解基本法、排斥國家憲法，「希望大家今後在仔細閱讀基本法時，能夠從各項制度設計中看到中國憲制體制的基礎元素」。

李飛還著重談到香港回歸以來的五次人大釋法，強調五次針對的都是憲制層面的問題，「只有在對基本法的理解產生重大分歧，嚴重影響基本法實施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會釋法。」他坦言，這些年也專門注意收集反對釋法人士的言論，「不管中央做什麼，他們從來沒說過一句好話，也可能他們說過一些好話，但在媒體報道上從來沒有看到過」。

李飛特別澄清了有關釋法的兩個誤區：「一個是香港有一些法律界人士，長期固守普通法思維，執意認為只有法官才能解釋法律，而立法機關不能解釋法律。但是，我們國家的憲法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和法律，可以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是中國的憲法法院，這是我們的憲制體制。另一個是認為「人大釋法干預了香港的司法獨立」。這是一個偽命題。基本法第158條明確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法院的解釋權也是全國人大授予的，被授權者不可能反過來限制授權者的權力。」 

根據中新網、大公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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