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歐洲發展願景

“一帶一路”中歐地區對外形象塑造論壇10日在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此次論壇特別關注地區對外形象塑造推廣與旅遊業間相互成就的緊密關系，深度探討推進中歐層面的相關合作。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楊燕怡大使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既是經濟強省，也是文化大省。廣東奇跡既得益於辛勤的勞作，也得益於它開放的姿態。今天的論壇不僅是不同文化、不同社會之間的和諧對話，也將有助於中歐雙方抓住‘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的各種契機，促進中歐關系的發展。”

廣東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在開幕致辭中介紹了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與歐洲貿易的曆史淵源。

慎海雄強調，治理理念對地區形象塑造的關鍵意義，指出中國新發展理念“與歐盟發展戰略高度吻合，中歐雙方不約而同，力求彰顯社會發展‘以人為本，民生為要’的思想，關注發展質量，切實保障公民從經濟發展中充分獲益。圍繞這些共同理念進行深入研討，必將為增進中歐人民之間的了解、推動全球化進程持續深入帶來積極動力”。

歐洲議會旅遊交通委員會副主席兼歐中“一帶一路”文化旅遊發展委員會主席烏伊海伊·伊什特萬等歐盟官員在開幕式致辭中對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歡迎和高度贊賞，相信論壇的舉辦必將有助於推動歐盟與中國之間的人文交流與合作。

此次論壇是2017“感知中國-廣東文化歐洲行”的主要內容，是“2018中歐旅遊年”的預熱活動之一，也是第三屆中國-歐盟文化藝術節的旗艦活動。中國-歐盟文化藝術節自2015年中歐建交四十周年紀念之際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創辦，至今已成功舉行三屆，致力於建立中歐文化藝術交流的常態化機制。2017年第三屆中國-歐盟文化藝術節於5月至11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安特衛普、法國首都巴黎、英國愛丁堡、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等城市舉辦。

在慶祝《羅馬條約》簽訂六十周年之際，歐盟似乎並沒有相應的熱烈氣氛。面對英國首相啟動脫歐程序、日益加重的難民危機、持續發酵且無以為繼的歐債危機，以及各成員國此消彼長的民粹主義沖擊，這個從二戰戰火中走出來的歐洲聯盟和平項目似乎開始迷失方向。

歐洲一體化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似乎60年的生命竟要畫上句號。從曆史學的角度審視歐盟的發展曆程，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助力之下，讓.莫內和羅貝爾.舒曼這兩個跨界天才把一個突發奇想轉變成了今日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發達國家聯盟，和最可能證明聯邦制潛能的治理體系。在二戰後權力真空、殘破的民族國家和美蘇英大國角力的背景下，歐陸各國沒有選擇走苟全於超級大國之間的發展道路，沒有選擇走多邊制衡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選擇了歐陸各國集體利益的區域一體化邦聯願景，這是一個真正的歐洲發展願景。

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由戴高樂將軍造成的一體化停滯，經濟衰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左翼恐怖主義，和一系列冷戰基色下的局部沖突，直到1985年的《單一歐洲法案》簽訂，歐盟才真正開始走上複興之路。這樣概括的描述是為了說明在每一個由我們熟悉的地名命名的條約背後，是無數連續的、不能簡單略過的曆史進程，其中也貫穿著無數生動的個體的故事。

如果時間倒回20年，可能今天歐盟所面對的民眾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廣泛質疑會顯得匪夷所思。曆史沒有假設，經濟學家也並不能未卜先知，然而拉爾夫.達仁道夫爵士在1997年11月做過一個經典的預言，在評論全球化進程時，他警告人們新的區域主義將會出現在民族國家和宗教領域，而且反現代的動機也會露頭。不過他的結論並不消極，“自由主義會長存，不會消亡。”20年後的今天，進步的和追求自由的力量仍占據主流。

2016年見證了柏林牆倒掉後第一次出現兩個主張修建高牆的人，一個是美國的川普總統，一個是匈牙利的歐爾班總理。利用有效的民意操縱，他們成為全球民粹主義興起的標志性人物。然而，我們在得出這一結論時卻忽視了，並不是民粹主義興起，而是理性的自由主義在衰落：民粹主義及其土壤——民族主義一直都存在。全球化的紅利並沒有減少，而是財富分配的現狀讓人們忽視了自身福利的改善，而更多關注不平等所帶來的心理反應。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英國首相特裏莎.梅在下議院演講，當她提到英國和歐洲需要重新強調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時，舉座嘩然，對這種價值觀的嘲笑和輕蔑正是民粹主義方興未艾的原因所在。

當前歐盟面對的問題主要是與成員國自由與繁榮相關的經濟與移民(難民)問題，與安全相關的成員國協作問題，和與內部治理相關的自身機制問題。盡管土耳其、烏克蘭和俄羅斯也對歐盟造成影響，但這些外部因素發生影響和得到解決更多要靠超出歐洲范圍的國際多邊機制。

依托單一市場提供的四大遷徙自由(資本、產品、服務、人力)，歐盟內部就能實現像中國一樣的“巨國效應”(經濟學家盛洪認為，在國際貿易中，規模大的經濟體比較優勢更大，且其自身就構成各區域比較優勢顯著、可交易的國內市場。)在普遍看好的容克計劃下，歐盟有望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創新科技等，加之數據化方面的創新能力，歐盟仍是一個極具潛力的經濟體。而要實現可持續的增長，歐盟還需要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歐洲人習慣對社會危機置若罔聞，當問題惡化到難以忽視時，人們習慣於先去怪歐盟，而不從自己所在的成員國和地方政府尋找解決方案。這也是很多人批評英國脫歐公投把讓渡過多主權給布魯塞爾作為蹩腳論據的一個原因。

越來越多務實的歐盟政治家開始認識到，每一顆在阿勒頗爆炸的炸彈，其沖擊波都震撼著歐洲。現實情況是，28個歐盟成員國中，有22個是北約成員國。除了真實可感的戰爭威脅，發生在虛擬空間的攻擊也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普通人的生活，還不要說各成員國對事先宣稱的恐怖襲擊應對乏術。對情報系統一體化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多，安全和防禦的統一體正在成形。與歐盟外交事務缺乏一致立場不同，外在的安全威脅並不會給歐盟帶來更多的分歧，而只會讓各成員國更加緊密地協作。

歐盟最大的治理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分離造成的歐元區發展不平衡。從馬後炮的角度來看，似乎意大利和西班牙即將迎來的主權債務違約將比希臘經曆過的違約事件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義。作為歐盟支柱的德國和法國現在所面臨的分歧也比過去更多，新的危機發生時，綜合國力強的成員國能否捐棄前嫌，現在看來，不確定性高得空前。

去年12月在德國柏林召開的“歐盟的未來峰會”上，與會各國首腦還提出了這樣幾個“日常”的問題：如何應對各國頻繁出現的公投?是要更多的歐洲，還是更少的歐洲?如何應對有些人認為歐盟權力過大的問題?如何看待民族國家的權力與歐盟權力之間的沖突?德國是否主導了歐盟，如何評價?英國脫歐的問題，等等。

如果用人的一生類比，六十歲的歐盟或許剛剛進入躁動的青春期，而不是垂垂暮年：從核心價值觀形成的少年時期走來，面對日益複雜的生活，對既定世界觀開始產生懷疑，繼而面對各種誘惑和引導，產生不知所措的疑惑。歐盟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成長的煩惱”：公投是直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沖突的結果，是非理性，而且容易淪為政客爭取民眾支持的工具;更多的歐洲還是更少的歐洲，關鍵在於如何看待自由，如何將決策權留給最基層，而不是一概拋給布魯塞爾;應該看到很多民眾對歐盟的抱怨根源在於他們所在的國家沒有解決好國內問題，比如就業這種國內問題，他們不應該只是把責任推脫到布魯塞爾;應該看到歐盟更深層次的一體化已經在發生，只是沒有得到民眾的注意，比如人們只是關注歐盟在一些商品的標准上做了很多規定，卻沒注意到歐洲貨幣穩定機制和歐盟范圍內協調的邊境政策都是一體化業以深化的表征;德國確實因為經濟實力和領導力的表現在領導歐盟;德國和法國仍然是最重要的兩個支柱國家;而對“專注分裂歐陸五百年”的英國“脫歐”而言，歐盟可以采取的更為理性的態度是尊重現實，保持與英國的對話和合作，將傷害降到最低。

最近，人們越來越多地開始討論一個多種速度多種層級的歐洲，即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環境趨同程度對歐盟各成員國采取不同的參與策略。此舉意在正視多年來歐盟凝聚政策的失敗，直面各成員國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從這個角度看，不啻為務實的舉措。但這也意味著，走上不同車道的歐盟各成員國將不得不面對更多的反一體化，而非更深入的一體化。這顯然與歐盟共同體法律總彙(acquiscommunautaire)的原則要求背道而馳，也與歐盟對各成員國公民的福祉承諾相悖。歐盟的青春期，顯然還有更多煩惱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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