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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讓香港未來深深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之中

國民教育讓香港未來深深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之中

2012年,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卻陷入政治化風波中,負責應對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最終決定“暫時擱置”,但其中一名委員堅決不投贊成“擱置”的票。這名委員名叫鄧飛,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如今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非官守委員。

鄧飛是香港通識教育的權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傑的通識考試答卷“不及格”而為外界津津樂道;在“國民教育”及“港獨”話題上,他常有犀利言論。如今,特區政府換屆,新特首林鄭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強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點”?

環球時報:請您談一下香港“國民教育”問題的由來。

鄧飛:其實,“國民教育”這個詞容易引起誤會。“國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並非特指“愛國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語境裏,這個詞就具備了特定含義。

尋找這個問題的曆史淵源,可以從上世紀50年代談起。那個時候港英政府沒有“公民教育”一詞,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個“城民”的概念。為解決這個問題,1952年,當時的港英政府成立一個“中文委員會”,專門研究怎么處理跟中國相關的教育內容,即語文、曆史要學什么等等。

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有兩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長時間都沒有強制義務教育。我們所說的“九年義務教育”拖到什么時候才落地?內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球華人充滿熱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員會”發現,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識、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辦?那就讓香港所有涉及中文、曆史的科目以及課外的德育教育必須有一個特征——四個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國,盡量不觸碰近現代的事情。

當時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當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應用文寫作。這就造成香港人對近現代和當代保持著一種陌生認知,似乎近現代只有流血和動亂。而他們越喜歡古代的中國,就越討厭近現代和當代的中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

舉個例子,我1993年參加“中五會考”(讀大學預科前的考試),那時的曆史試卷分為ABC三部分,A大約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後。絕大多數人選A、B,選C的極少,因為老師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說香港人對中國曆史很陌生不完全對,香港人只是對近現代和當代陌生。

上世紀80年代中英開啟香港問題的談判,港英政府出於政治考慮開放區議員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開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時的“公民教育”有個特點是“去國家化”。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港英統治者面臨一種窘態:不能說香港人是“英國人”,也不願說香港人是中國人,在這種回避態度下,“中國”就缺位了。再加上當時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階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奮鬥、享受香港經濟發達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識非常強,但這種意識又是“去國家化”的。

臨近1997年,很多人意識到香港的國民教育要跟上,社會上形成一個共識,要增強對國旗、國徽、國歌、政治制度、祖國風土人情的教育。當時有兩個改革方案,一是“非學科化”,即仍保持“國民教育”不是一個單獨學科的狀態,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種方案是專門設立“國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後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為這意味著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課時,同時“誰來教”也是個難題。就這樣在爭論中,“國民教育”一直保持著“非學科化”的狀態,不成系統,沒有標准。

後來,為改變這種局面,特區政府編寫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綱”,這就引發了2012年“反國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擱置課綱。

環球時報:“反國教”事件後,香港的國民教育是什么狀態?

鄧飛:其實以“非學科化”存在的“國民教育”並沒有萎縮,但有一點非常致命:“國民教育”被汙名化了,以後但凡有人談論“國民教育”都閃閃縮縮。

香港的課綱和教材是兩碼事,課綱是統一的,而教材由學校選擇。“國民教育”不是獨立科目,甚至連教材都沒得挑,因為它不考試,出版商就無利可圖,只能學校自己設計教材。如果學校重視,那就自編教材,如果不太重視,那就以參觀、講座等活動來代替教學。

香港高中有一門“通識教育科”,它原本跟“國民教育”沒有關系。這門課有個人與人際關系、香港、中國、全球化等六個單元。問題是,考試時“香港”單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問題,比如“七一大遊行”“立法會拉布”,而“中國”單元則出題很少,且常是無關痛癢的問題。這就造成教課時“重香港而輕中國”,聯想到“反國教”“占中”,就會給人一種印象:通識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頭運動”的政治培訓。好在最近兩年,通識科不再出政治題目了,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也開始出題了。

環球時報:很多人指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操控教育界,是這樣嗎?

鄧飛:“教協”最初支撐起很多反對派團體的建構,同時它也是香港曆史最悠久的教師公會。我不認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並不操縱“國民教育如何運作”,更多的是影響教育界。它的領導層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常常通過一些聲明、所謂“民意調查”來形成其對“國民教育”應當何去何從的觀點,施加輿論壓力,比如“洗腦”這個詞,在香港說得最多的就是“教協”。

可想而知,它對教師的影響是怎樣的。即使一個教育界人士覺得“國民教育”沒問題,他也不敢說,因為很容易被反對派媒體圍攻,學校聲譽受沖擊,影響招生。其實,這是一種“恐怖文宣”。

環球時報:您遇到過類似事情嗎?

鄧飛:當然。2012年“反國教”事件中,特區政府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我是其中一員。當時因社會壓力很大,委員會決定暫時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為確保“擱置”結論能“好看一點”,特區政府和委員會的領導層都認為應該“全票通過”。但我是拒絕的。

首先我愛國,我所在的香島中學也是愛國學校,你讓我投票贊成“擱置”?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員會的二三十人中,我幾乎是唯一反對的,有些官員就像“三司會審”一樣坐在我面前勸。最後我說我頂多棄權,於是他們專門做了棄權票給我。有趣的是,浸會大學一位老師看到可以這樣,立刻也投了棄權票。

環球時報:在“國民教育”問題上,您想給林鄭月娥特首哪些建議?

鄧飛:首先應該為“國民教育”正名,恢複其名譽,這是必須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須重視,因為正名不正名最終還是要看政府的態度,教育局要引導教育界像其他學科一樣,就“國民教育”進行各種實踐。第三,教育界對於“國民教育”不要躲躲閃閃,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說”上。最後,我認為還是要恢複“國民教育”課綱,應該把它跟“公民教育”合為一體,名字就叫“中國特區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裏國家應有的角色與身份還回去。反對派要汙名化“國民教育”,總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汙名化吧?難道他們不想做公民嗎?

林鄭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我希望香港“國民教育”能迎來一個拐點。不過,她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舉措,因為在其他的教育項目上,她是有詳細方案的,比如說每年增加50億(港元)的撥款,這50億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國民教育”這塊還沒有更具體的方案。畢竟,要突破被汙名化的社會印象,並非易事。

環球時報:“國民教育”在香港為什么再難也要推?

鄧飛:很簡單,與“台獨”不同,“港獨”思潮在港英統治150多年的時間內都沒有出現,反而在回歸後冒出,正說明我們的國民教育做得遠遠不夠。現在我們要把“港獨”思想遏制在萌芽階段,從國民教育入手才是對症下藥。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年輕人認為“港獨”遠比統一要好,那就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們封閉的心態,以這種心態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競爭?這種思想不光是危害國家,對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圍跟一些學生做升學輔導,建議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個地方同在沙田區,相距幾公裏,竟然有學生驚歎:“啊!這么遠啊!”

“港獨”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對國家構成實質威脅,而是縱容了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獨”是一種社會心理的不健康,反對“港獨”就是為了拯救孩子。

延伸閱讀:

香港對於所謂“青年人”的年齡定義是15到24歲。但教育從娃娃抓起。香港要實施好國民教育、培養下一代接班人的國族認同和愛國情懷,從基礎教育開始培養,刻不容緩。記者專訪了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

1997年香港回歸時,看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賴子文心中所想的就是終於能夠大聲告訴他學校裏的小學生們:我們回歸祖國了!

回歸20年以來,香港的基礎教育制度不斷演進,更實現了十二年免費教育,使得受教育機會更加普及與平等。賴子文認為,香港的教育在教授知識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國際上也是名列前茅,但與此同時,讓學生們能夠在知識學習以外得到更加多元的發展,是未來香港教育仍然可以提升的空間,“每一個家長都期望以進入大學作為一個最終的目標,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單一個目標、單一個路向其實不能夠完全顧全小朋友的發展。我們需要發揮不同的所長。特別是在於我們的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家長裏面,我們要清楚知道,成績、各科成績不是唯一的需求。我們更加要知道,我們小朋友的品德、或者他們的思考、思維能力、或者他們共通的能力、或者融合其它社會的溝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們要發揮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除了為學生們指出更多發展可能性以外,賴子文認為,香港基礎教育目前還欠缺的就是德育、尤其是國民教育、培養學生們國族認同和愛國心方面的努力。他說,殖民統治時代,國民教育就缺位,那是當時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法,企圖抹掉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如今,國土已經回歸,國民教育就不能再繼續缺位,“在認識我們自己的香港、認識我們自己的祖國方面,我們更加要加強,讓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香港人,是會有一個自豪的感覺,而不是講所謂‘西方的月亮更亮一些’。所以我們都期望我們的下一代,多一些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多一些對於我們自己國家有一個強烈的歸屬感,因為始終無論怎么說,我們身體裏面都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夠忘記自己這個身份。”

20年間,賴子文迎來送走一批又一批小學生,年輕的面孔在變,但賴子文想要追求的國民教育理念沒有變。他在自己的學校堅持實施全方位的國民教育,同時也希望香港的學校都能投入更多的資源和精力,讓小朋友們從小就能培養起對祖國的熱愛,“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兩次到三次,帶我們小朋友返回內地做一個交流,讓他們認識到、親眼見到國家的發展。那么,親眼見到,我相信他們的感受會最深,也都會最能夠觸動他們,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國家已經是非常繁榮、做得非常好。”

在賴子文看來,不僅小朋友們從小就要看到祖國的發展,香港本身教育制度也不能拒絕聆聽來自內地的經驗。香港和內地的基礎教育各有所長,兩地可以在未來更多地合作,取長補短,充實各自的基礎教育建設,“香港的教育制度,我們的優勝之處在於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並且管理上面比較有彈性。內地我們看到,在各科上面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們兩者可以互相融合,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比較能天馬行空一點的思考,同內地紮實的基礎,能夠互相合並在一起,相信不論對香港還是對內地的教育發展,都會有再進一步的幫助或者影響。”

在訪談過程中,賴子文在表達時一直充滿熱情,直到訪談的最後,他又回憶起20年前政權交接的那一瞬間。他說,那時候他感覺到自己不再是一個無根的人了。他盼望並且相信,國民教育就是一個辛勤的園丁,讓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深深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之中。以下為專訪全文:

記者:1997年香港回歸時您在哪兒?心情如何?

賴子文:我當然在香港。我的心情非常激動、非常興奮。因為我們可以回歸祖國懷抱裏面。我作為一個教育界人士,可以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的小朋友:我們回歸祖國了!

記者:您多年來深耕教育界。在您看來,20年以來香港教育制度有什么樣的變化發展?

賴子文:香港教育制度在2000年有一個改變。這個改變缺乏了德育和國民教育。我們嘗試用一個比較軟性的模式去推進德育和公民教育,但效果並沒有很明顯地彰顯出來。所以我們在未來發展中,要給我們的小朋友加強國民教育和德育的培訓。

記者:您的學校在國民教育方面采取了什么樣的方式方法?

賴子文:我們力求培養我們的小朋友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我們的學校宗旨、學校目標裏面也有將我們小朋友培育成為“香港的棟梁、國家的棟梁”這樣的字句。所以在我們的課程裏面都會配合。

譬如我們會在科目裏面加上一些公民和國民的元素,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祖國、了解香港的政制,從而從小培養愛國的心。其他活動也會配合,例如我們會做一些本地的交流,帶他們參觀立法機構,讓他們了解香港的政制。同時我們也帶小朋友和內地的小朋友、或者內地的學校來做一些交流。我們會有姊妹學校。我們每一年都會帶我們小朋友返回內地兩、三次,去做一些交流,讓他們認識到、親眼見到國家的發展,希望培養我們的小朋友能夠親身感受到國家在經濟、政治、人民生活的狀況。只要親眼見到,我相信他們的感受會最深,也最能夠觸動他們,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國家已經是非常繁榮、做得非常好;也都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的其中一員。

記者:現在香港教育制度存在什么問題?

賴子文:香港的教育,在各科知識上面其實做得非常好。我們在一些國際專業考試或者評估上面,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是,可能受制於一些家長的觀念,我們這幾年會講一些“贏在起跑線”、“贏在終點線”之類的話,每一個家長都期望以進入大學作為一個最終的目標。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他們也都會有不同的志願。單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其實不能夠完全顧全小朋友的發展。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未來的發展裏面發揮不同的所長。特別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家長,我們要清楚知道,成績不是唯一的需求。我們更要知道,小朋友的品德和他們的思考、思維能力,或者他們共通的能力、融合其他社會溝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我們要發揮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在認識我們自己的香港、認識我們的祖國方面,我們更要加強,讓他們因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香港人而自豪,而不是所謂的“西方的月亮一定比較亮一些”。我們中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是很多的。

記者:香港和內地的教育制度之間如何溝通、交流、合作?

賴子文:香港教育制度的優勝之處在於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並且管理上面比較有彈性。內地在各科“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們兩者可以互相融合,即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天馬行空的思考,同內地紮實的教育基礎,互相合並,相信不論對香港還是對內地的教育發展,都會有進一步的幫助或者影響。

記者:香港回歸20年以來,最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賴子文:回歸20年以來,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回歸的一刻。我見到我們的國旗升起,我看到標志著殖民地時代的旗子下降。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我們不是無根的民族、無根的地方,我們找回了自己的根,我們不再是二等公民的身份,我們真真實實成為我們國家的一部分、一個成員,這是我最感動的。20年來,我們的發展雖然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認識,特別是對我們下一代來說,充滿了盼望。除了兩地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同學與同學之間互動越來越多,我們的下一代對於中國的情懷,會一路加強下去,總有一日,我們能完完全全成為一家人。

記者:香港有聲音一直在反對搞國民教育,認為“沒必要”。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賴子文:可能有人講,國民教育在香港不需要,因為在過往殖民地裏面,我們沒有國民教育,發展也能很迅速、很繁榮。這其實是一個管理的手段,當時是英國人管理香港人,乖乖讓我們完全投入到經濟或者其他各方面。但我想問,有哪個國家不講國民教育?不希望自己國民對自己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懷?

我們見到我們的國家在革命時代、或者更早的年代,被人欺負。人們懷著國民情懷,對國家有一種使命感,無論遭受到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攻擊,都仍然堅持下去,會為了我們的國家拋頭顱、灑熱血。這是真真正正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對國家團結統一的識記。我們更多期望我們的下一代,多一些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多一些對於我們自己國家有一個強烈的歸屬感。因為無論如何,我們身體裏面都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夠忘記自己這個身份。

記者:您認為未來香港教育制度會怎么發展?

賴子文:香港的未來教育制度究竟怎么變化,我相信,除了我們有一幫很聰明、很有幹勁的教育局官員以外,憑借香港以往的經驗,香港人也能配合到我們國家的發展。同樣我相信,我們國家發展、在世界上國力日益強大的同時,我們的教育都會隨之辦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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