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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7月25日,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總部舉辦“從首次全面經濟對話看中美經貿投資前景”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提出,對中美經貿投資前景應保持樂觀態度,不斷尋找新戰略、新格局和新思路。

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盧進勇認為,今年中國對美投資出現新變化,2016年高歌猛進的海外投資勢頭不再,投資總額預計從四百多億元下落至一百億元。貿易方面,則從過去中國過度依賴美國轉向相互依賴,美國正努力尋求使中國擴大開放,從而減少貿易逆差的機會。最後他指出,對於中美經貿投資前景應保持樂觀態度,不斷尋找新戰略、新格局和新思路。

CCG主任王輝耀表示,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首次和中國進行的高層次全面經濟對話,也是海湖莊園會晤中建立的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安全、社會和人文等四個對話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最近正在推動的“百日計劃”也達成了很多利於促進中美貿易、投資的協議,給人們帶來新期待。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對全球都有重大影響。

CCG高級研究員、原中國駐舊金山、紐約領館商務參贊何偉文表示,在對華貿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目標與中國不同,特朗普的中心訴求是大幅度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而中國是框架性、戰略性的目標,我們認為達到了,但他認為還不夠具體。在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方面,美國要求“公平貿易”。何偉文指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不是中國對於增加美國進口不積極,而是這個逆差減不下來。客觀上講,問題的症結不在於中國,而在於美國,是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問題,而特朗普還是國與國之間要平衡的19世紀思想。從數據上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事實上對美國是可持續且無害的,對其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和就業率都沒有太大影響。

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認為,美國出現貿易逆差是在1975年,42年來一直處於逆差狀態,而且日趨擴大,沒有改善。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元本身,1973年美元脫離金本位之後,美元成為了一個不受任何羈絆全球貨幣。一旦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主導型的國際性儲備貨幣,它的貿易一定出現逆差。美國需要決定在關鍵政策上到底是強美元還是弱美元。

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崔凡認為,短期內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確實沒有迅速解決的可能性。中美應該重啟BIT談判,對外投資還是有開放空間的。在全球要素與重大利益關系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利益訴求共同點會越來越多;但在具體產業之間,中美橫向關系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正當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首度召開之際,美國與中國先後宣布取消原訂的會後記者會,提前給未來中美經貿關系預設了懸念。

雙方均未說明取消記者會的原因,因此無法判斷是否因首輪中美經濟對話尚無具體成果所致,而長期關注美中經濟關系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史劍道認為,取消記者會,似乎是美國政府比過去采取更誠實以對的做法。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學院院長屠新泉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對此評論說:“從首輪經濟對話前的預期來看,沒想到雙方談判遇到現在的結果。但雙方事實上已經是在承認矛盾的基礎上尋求溝通點。從會議的表態來看,中國應該會在此次對話中進一步做出開放的承諾,但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劉向東對北京商報記者分析稱:“正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所言,中美之間的經貿矛盾與摩擦不可避免,但一定是暫時的。現任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正處在相互學習的磨合期,在這個過程中既要有自身調整又要有對外調整,因此雙方才設置了‘百日計劃’以彼此試探,但這顯然還不夠消除美國政府與中國的政策沖突。”

5月11日,中美兩國就“百日經濟行動計劃”達成10點“早期收獲”清單。從各方彙總的信息來看,截至目前,中美百日經濟行動計劃進展良好,基本上按照預定時間和議程實現了“早期收獲”。

特朗普時代開啟的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類似於奧巴馬時代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的經濟部分。若沿襲以往中美SED慣例,溝通的意義大於成果本身。美方對此次對話的定位是一場“最高級別雙邊經濟論壇”。

首次中美經濟對話暴露出了哪些問題?何偉文指出,本次中美全面經濟對話討論了經濟中跨國貿易、投資、金融合作等常規模塊,但中美媒體的解讀不盡相同。中方發布的結果較為正面,也比較符合實際,但美方認為該對話無果而終,重申縮減逆差,要求貿易再平衡。更重要的是,美國認為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不是市場,而是中國的對企業補貼、低價競爭等不公正做法,因此提出“公平貿易”。何偉文不認同美國的觀點,他指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不是中國對美國進口不積極,而是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問題,但特朗普還是持有國與國之間要平衡的19世紀思想。從數據上看,美國的貿易逆差甚至在事實上對美國是可持續且無害的,對其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和就業率都沒有太大影響。

呂祥則認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元本身。1973年美元脫離金本位之後,美元成為了一個不受任何羈絆的全球貨幣。基本的經濟學道理是,一旦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主導型的國際性儲備貨幣,它的貿易一定出現逆差。美國需要決定到底選擇強美元還是弱美元。如果是強美元,那美國還能主導世界,全世界對美元有需求。如果美國通過一系列操控把美元變成弱美元,美國的出口能有所增加,但美元的國際地位和對世界的掌控能力將會喪失。這對美國來說是兩難的選擇。

崔凡剖析了中美貿易逆差的解決方法。他認為,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難以在短期內迅速解決,因為中美雙方都沒有太多政策回旋的餘地。特朗普的產業政策、貨幣政策都不太有利於貿易不平衡問題的解決,而只能從貿易政策本身著手,推行貿易限制措施,這些措施也必須在美國貿易法律框架之下來運作。特朗普希望中國這邊做一些讓步,加深開放程度。崔凡建議,中美應該重啟BIT談判,雙方在對外投資方面還是有開放空間的。崔凡強調,在全球要素與重大利益關系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利益訴求共同點會越來越多;但在具體產業之間,中美橫向關系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盧進勇列出數據,首先指出今年中國對美投資出現了新變化。2016年高歌猛進的海外投資勢頭不再,投資總額預計從四百多億元下落至一百億,投資規模和大型項目數量銳減。其中主要原因是房地產、酒店和文化等投資活躍行業受到管控。現今,中國對外投資類型和國內產業轉型的關系日漸密切,技術尋求型和產業鏈型投資增長較快。但同時,由於美國經濟現正處回暖狀態,企業家大多看好美國的未來經濟走勢,對美投資仍有較大增長潛力。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關系出現新格局,在投資方面,正由單向轉為雙向投資,有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對美投資與存量都已超過美國;而在貿易方面,則從過去中國過度依賴美國轉向相互依賴,美國正努力尋求使中國擴大開放,從而減少貿易逆差的機會。最後他展望了中美經貿投資的前景,他認為,對於中美經貿投資前景應保持樂觀態度,應該不斷尋找新戰略、新格局和新思路。

王輝耀則從投資、貿易、基礎設施、能源、高科技產品貿易、旅遊、留學、移民、跨境電商和全球治理等十個領域具體揭示了中美兩國未來各領域合作的巨大潛力。

中國鋼鐵出口一直以來都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主戰場”。

提到鋼鐵產能過剩,朱光耀說,中美兩國在這一問題上一直保持密切的政策溝通。鋼鐵產能過剩是全球問題,是全球經濟疲軟造成的結果,需要全球共同應對。中方向美方介紹了中國自主采取的鋼鐵去產能行動。

3個月前,特朗普依據冷戰時代制定的《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下令對美國進口鋼鐵展開廣泛調查。這條貿易保護條款賦權美國商務部調查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美國總統有權在調查結束時決定征收進口關稅,或者對進口鋼鐵實行配額限制。

當時有報道稱,美國並沒有鋼鐵關稅,但已經在152起相關案件中征收了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至少還有25起案件正在審查中。

特朗普的調查令下達後,商務部必須在270天內彙報調查結果。至今商務部還未公布調查結果。但上月媒體已不止一次曝出特朗普政府可能對進口鋼鐵征稅的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增加鋼鐵進口關稅是本次中美經濟對話的一部分。但是本次的中美經濟對話並未有什么具體公告方面的成效。

從中國方面看,中美雙邊投資談判裹足不前及美國對中國對美投資設置的種種障礙、美國對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嚴苛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的種種貿易保護措施,不僅對中國企業在美經營構成某種歧視,也不利於中美經貿關系的平衡和健康發展。

“其實在百日計劃中,中國政府已經做了一定程度的讓步,但美國提出的一些要求顯然過於專斷,對於一些領域的複雜性並沒有充分考慮到對方的接受程度,談判是需要平衡的,雙方必須你來我往,不能單方面過度指責。”屠新泉對北京商報記者分析說,“有些美方要求開放的行業可能包括一般性制造業和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其中甚至包括電子商務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

主持中美經濟對話的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稱,到時候用公平平衡的方式來使中美貿易以及投資關系平衡。他表示,必須要用把更多的“美國制造”商品傾銷到中國的方法來實現中美貿易平衡。他也再次表示將會注重減少中美貿易逆差。

同時主持中美經濟對話的中國副總理汪洋表示,中美經濟對話並不是發生沖突,中美經濟對話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沖突,對於雙方都不利。中美合作是最佳的選擇。

商務部副部長俞建華此前就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做出解釋稱,貿易逆差問題並不是一個專門的議題,沒有作為早期收獲的專門議題進行討論。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中方持開放態度。

俞建華指出,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但這個數字被高估了,且客觀存在的貿易不平衡並不代表著利益的不平衡,中方不會單方面追求貿易順差。中方希望把中美經貿合作的蛋糕做大,在發展中實現中美經貿合作平衡發展。

根據目前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美國在商品貿易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占其整體逆差的47%;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則是,我國2016年自美進口額為25415億元人民幣,出口額則為8887億元人民幣。2017年1-5月,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達到138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5.3%。

在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獲中,中方通過解除對進口自美國的牛肉限制等表達了很大的誠意。不過,在劉向東看來,長期來看,解決巨額中美貿易不平衡,仍需要依賴雙方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的調整。

在談及中美貿易逆差時,朱光耀說,“中方的政策非常明確,我們不追求貿易順差。中國近幾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上半年國際收支順差已經縮小到1%以內,相信全年也不會超過1.5%。至於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的是商品部分,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對美有較大逆差”。

“具體來看,中美貿易逆差來自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加工貿易產品占比很大。未來隨著中國以消費、服務業為支撐的經濟結構轉型,貿易結構必然會發生變化。而美國同樣面臨解決自身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在雙方經濟結構都適時更新後,貿易形勢也會出現變化。”

劉向東進一步解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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