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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點”?

“國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點”?

在回歸前後,香港開始推行國民教育。回歸20年來,在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推動下,國民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提高了中小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但是,由於複雜的曆史和現實原因,香港的國民教育在推廣過程中遭遇到一些困難。尤其是2012年發生的“國民教育事件”,以及此後香港社會和學術界對國民教育進行的持續爭論,表明國民教育面臨嚴峻挑戰。本文通過厘定香港國民教育的概念,梳理國民教育在香港回歸前後的發展過程,探索香港國民教育處於困境的原因,並提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對策建議。

國民教育(NationalEducation),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國民教育是指國民基礎教育,狹義的國民教育是指國家實施的讓學生認識真正的國情,強調青少年應有愛國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學生公民意識和參與能力的教育。本文討論的是狹義的國民教育。

在香港,國民教育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概念,不等於公民教育(CivicEducation)。公民教育是讓中小學生認識到作為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而國民教育是讓中小學生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在香港回歸前以及回歸後的一段時間內,香港學術界將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一起使用,甚至僅僅使用公民教育一詞來概括兩者。但是,在“國民教育事件”發生之後,國民教育一詞被賦予更加明確的含義,突出香港對培養國民身份的迫切要求。

香港國民教育,一般專指作為德育的國民教育,側重對中國國情的了解與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香港教育局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指出,國民教育“旨在透過提供持續及有系統的學習經曆,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個人與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范疇的身份認同。”

香港國民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鞏固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構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和對中國公民的身份認同,培養青少年民族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其中,國民教育的核心是國家認同(NationalIdentity)。國家認同是一個政治概念,是指一國的公民從心理上對自己歸屬於祖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認知和情感。由於國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體,也是“曆史-文化”共同體,國家認同的建構,離不開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緊密結合。

香港教育統籌局原首席教育主任榮寶樹列舉了香港國民教育的主要舉措,即在日常正規課程的講授中,加入國家國情的學習元素;舉辦升國旗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意識;舉辦跨學科“學習周”系列活動,從多角度認識國家;借參加和欣賞文娛活動,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和藝術;舉辦到內地交流體驗學習活動,與祖國人民建立一份“血濃於水”的感情。

對香港來說,國民教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香港曾經長期遭受英國的殖民統治,與中國內地存在一定疏離感。回歸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通過國民教育培養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是特區政府的重要職責。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香港的國民教育具有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和複雜性,香港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2012年,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卻陷入政治化風波中,負責應對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最終決定“暫時擱置”,但其中一名委員堅決不投贊成“擱置”的票。這名委員名叫鄧飛,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如今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非官守委員。

鄧飛是香港通識教育的權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傑的通識考試答卷“不及格”而為外界津津樂道;在“國民教育”及“港獨”話題上,他常有犀利言論。如今,特區政府換屆,新特首林鄭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強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點”?

鄧飛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應首先為被汙名化的“國民教育”正名,決不能再躲躲閃閃。

環球時報:請您談一下香港“國民教育”問題的由來。

鄧飛:其實,“國民教育”這個詞容易引起誤會。“國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並非特指“愛國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語境裏,這個詞就具備了特定含義。

尋找這個問題的曆史淵源,可以從上世紀50年代談起。那個時候港英政府沒有“公民教育”一詞,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個“城民”的概念。為解決這個問題,1952年,當時的港英政府成立一個“中文委員會”,專門研究怎么處理跟中國相關的教育內容,即語文、曆史要學什么等等。

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有兩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長時間都沒有強制義務教育。我們所說的“九年義務教育”拖到什么時候才落地?內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球華人充滿熱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員會”發現,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識、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辦?那就讓香港所有涉及中文、曆史的科目以及課外的德育教育必須有一個特征——四個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國,盡量不觸碰近現代的事情。

當時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當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應用文寫作。這就造成香港人對近現代和當代保持著一種陌生認知,似乎近現代只有流血和動亂。而他們越喜歡古代的中國,就越討厭近現代和當代的中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

舉個例子,我1993年參加“中五會考”(讀大學預科前的考試),那時的曆史試卷分為ABC三部分,A大約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後。絕大多數人選A、B,選C的極少,因為老師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說香港人對中國曆史很陌生不完全對,香港人只是對近現代和當代陌生。

上世紀80年代中英開啟香港問題的談判,港英政府出於政治考慮開放區議員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開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時的“公民教育”有個特點是“去國家化”。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港英統治者面臨一種窘態:不能說香港人是“英國人”,也不願說香港人是中國人,在這種回避態度下,“中國”就缺位了。再加上當時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階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奮鬥、享受香港經濟發達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識非常強,但這種意識又是“去國家化”的。

臨近1997年,很多人意識到香港的國民教育要跟上,社會上形成一個共識,要增強對國旗、國徽、國歌、政治制度、祖國風土人情的教育。當時有兩個改革方案,一是“非學科化”,即仍保持“國民教育”不是一個單獨學科的狀態,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種方案是專門設立“國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後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為這意味著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課時,同時“誰來教”也是個難題。就這樣在爭論中,“國民教育”一直保持著“非學科化”的狀態,不成系統,沒有標准。

後來,為改變這種局面,特區政府編寫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綱”,這就引發了2012年“反國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擱置課綱。

環球時報:“反國教”事件後,香港的國民教育是什么狀態?

鄧飛:其實以“非學科化”存在的“國民教育”並沒有萎縮,但有一點非常致命:“國民教育”被汙名化了,以後但凡有人談論“國民教育”都閃閃縮縮。

香港的課綱和教材是兩碼事,課綱是統一的,而教材由學校選擇。“國民教育”不是獨立科目,甚至連教材都沒得挑,因為它不考試,出版商就無利可圖,只能學校自己設計教材。如果學校重視,那就自編教材,如果不太重視,那就以參觀、講座等活動來代替教學。

香港高中有一門“通識教育科”,它原本跟“國民教育”沒有關系。這門課有個人與人際關系、香港、中國、全球化等六個單元。問題是,考試時“香港”單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問題,比如“七一大遊行”“立法會拉布”,而“中國”單元則出題很少,且常是無關痛癢的問題。這就造成教課時“重香港而輕中國”,聯想到“反國教”“占中”,就會給人一種印象:通識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頭運動”的政治培訓。好在最近兩年,通識科不再出政治題目了,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也開始出題了。

環球時報:很多人指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操控教育界,是這樣嗎?

鄧飛:“教協”最初支撐起很多反對派團體的建構,同時它也是香港曆史最悠久的教師公會。我不認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並不操縱“國民教育如何運作”,更多的是影響教育界。它的領導層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常常通過一些聲明、所謂“民意調查”來形成其對“國民教育”應當何去何從的觀點,施加輿論壓力,比如“洗腦”這個詞,在香港說得最多的就是“教協”。

可想而知,它對教師的影響是怎樣的。即使一個教育界人士覺得“國民教育”沒問題,他也不敢說,因為很容易被反對派媒體圍攻,學校聲譽受沖擊,影響招生。其實,這是一種“恐怖文宣”。

環球時報:您遇到過類似事情嗎?

鄧飛:當然。2012年“反國教”事件中,特區政府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我是其中一員。當時因社會壓力很大,委員會決定暫時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為確保“擱置”結論能“好看一點”,特區政府和委員會的領導層都認為應該“全票通過”。但我是拒絕的。

首先我愛國,我所在的香島中學也是愛國學校,你讓我投票贊成“擱置”?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員會的二三十人中,我幾乎是唯一反對的,有些官員就像“三司會審”一樣坐在我面前勸。最後我說我頂多棄權,於是他們專門做了棄權票給我。有趣的是,浸會大學一位老師看到可以這樣,立刻也投了棄權票。

環球時報:在“國民教育”問題上,您想給林鄭月娥特首哪些建議?

鄧飛:首先應該為“國民教育”正名,恢複其名譽,這是必須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須重視,因為正名不正名最終還是要看政府的態度,教育局要引導教育界像其他學科一樣,就“國民教育”進行各種實踐。第三,教育界對於“國民教育”不要躲躲閃閃,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說”上。最後,我認為還是要恢複“國民教育”課綱,應該把它跟“公民教育”合為一體,名字就叫“中國特區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裏國家應有的角色與身份還回去。反對派要汙名化“國民教育”,總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汙名化吧?難道他們不想做公民嗎?

林鄭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我希望香港“國民教育”能迎來一個拐點。不過,她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舉措,因為在其他的教育項目上,她是有詳細方案的,比如說每年增加50億(港元)的撥款,這50億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國民教育”這塊還沒有更具體的方案。畢竟,要突破被汙名化的社會印象,並非易事。

環球時報:“國民教育”在香港為什么再難也要推?

鄧飛:很簡單,與“台獨”不同,“港獨”思潮在港英統治150多年的時間內都沒有出現,反而在回歸後冒出,正說明我們的國民教育做得遠遠不夠。現在我們要把“港獨”思想遏制在萌芽階段,從國民教育入手才是對症下藥。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年輕人認為“港獨”遠比統一要好,那就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們封閉的心態,以這種心態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競爭?這種思想不光是危害國家,對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圍跟一些學生做升學輔導,建議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個地方同在沙田區,相距幾公裏,竟然有學生驚歎:“啊!這么遠啊!”

“港獨”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對國家構成實質威脅,而是縱容了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獨”是一種社會心理的不健康,反對“港獨”就是為了拯救孩子。

根據新華社、環球時報、中新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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