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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要尋找“精准”合作,互需互補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要尋找“精准”合作,互需互補

近日,中國—中東歐國家(“16+1”)農業部長會議在斯洛文尼亞布爾多召開。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率團出席會議,斯洛文尼亞和愛沙尼亞等中東歐十六國農業部長參加會議。

本次會議以“地區和全球糧食供應鏈的重要性”為主題,是落實2016年在昆明舉辦的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農業部長會議共識的重要後續。會議發言中,中東歐各國農業部長充分肯定“16+1”農業合作機制,並盛贊與中國的農業合作成效。會議通過了《中國—中東歐國家農業部長會議布爾多共同宣言》(以下簡稱《共同宣言》),闡明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對構建公平的農產品貿易體系,以及保障農民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利益的高度關切。《共同宣言》明確提出,將積極推進“16+1”農業合作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接。

韓長賦在發言中指出,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全球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東歐地區已有波蘭和塞爾維亞等8個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為包括農業合作在內的“16+1”合作創造了曆史性機遇。中國同中東歐國家農業資源各具優勢,市場互補性強,加強農業合作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中國農業部願與中東歐各國農業部攜手推動“16+1”合作同“一帶一路”建設充分對接,將各自合作需求轉化為具體的合作項目。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要尋找“精准”合作,互需互補

韓長賦擇要介紹了中國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成功經驗。一是堅持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糧食產量連續4年穩定在6億噸以上;二是堅持注重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讓種糧農民不吃虧、有動力;三是堅持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以市場化為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四是堅持發揮糧食進口的調劑作用,在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的同時,適當進口優質糧食產品,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

韓長賦表示,中國農業部願乘著“一帶一路”的東風,進一步密切與中東歐各國的合作。一是加強糧食安全合作,召開政策研討會和糧食安全論壇,設立一批科技合作中心或聯合實驗室。二是加強農業投資合作,建好首個“16+1”農業合作示范園區,合作建設農產品加工園區。三是加強農業貿易合作,強化優質農產品品牌效應,壯大出口商代理商隊伍,探索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推動雙方農產品貿易不斷發展。

會議期間,韓長賦與斯洛文尼亞副總理兼農林食品部部長戴揚﹒日丹深入交流,並與保加利亞、匈牙利、愛沙尼亞、立陶宛和阿爾巴尼亞等五國農業部長舉行了會談,就深化“16+1”框架下的多雙邊農業合作達成廣泛共識。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領域及前景一直備受關注。目前,中國已經與中東歐16國中的13個國家簽署了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不斷推動“16+1”經貿合作向更高層次邁進。在人大重陽發布的《“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機遇與挑戰》報告中提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系的走向與合作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敗。

針對近來中國與中東歐16國的各方面關系急劇升溫,報告認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在規模、政治制度等方面差異大,經濟和文化教育等領域互補性較低,需要全面正確評估中國與中東歐經濟合作的領域和規模。

數據顯示,中國與中東歐16國進出口貿易額為587億美元,僅占同期中國與歐洲進出口貿易的9.8%。此外,中國的領土面積是中東歐16國的7.2倍,人口數量是11.4倍,經濟總量是7.9倍。對此,報告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孔寒冰說,“人口多少、領土大小直接影響對某種產品需求的多少和合作程度的深淺,(中國和中東歐各國)互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國進出口的前10位基本上都找不到中東歐國家。‘一帶一路和‘16+1’合作機制非常有意義,但合作必須考慮這樣一些因素,使得‘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和‘16+1’機制實施得更有效。”

報告認為,在具體的經貿合作上,中國不太可能將十六國作為一個整體,而要面對一個個具體國家,因此要進行“精准性”合作,真正做到互需互補、規模和檔次適度。

孔寒冰表示,中國與中東歐十六國合作要放在中國整個對外關系格局中,地位和作用應當恰當,不宜“大幹快上”,一哄而起,更不能不計成本而為之。與經濟作用比起來,中國更應當看重中東歐國家的政治作用,拓展合作也需要顧及歐盟因素。“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政治意義非常大,尤其16個國家裏11個是歐盟成員,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等領域合作夥伴,如果講到(歐盟)一國一票的(規則制定的決策)可是不得了的。11個國家是歐盟成員,它的合作規則和框架就是歐盟框架。”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要認清各方的差異性和複雜性,做到精准合作。”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孔寒冰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表示。

“中東歐十六國不是一個長期形成的穩定共同體,它們具有多樣性,在國家規模、經濟發展水平、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與大國關系等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孔寒冰表示,這些差別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十六國作為一個地區的共性,而中國同它們合作的領域、程度、規模甚至結果也都與這些差別有著直接的關聯。

不僅中東歐十六國之間不相似,中國與它們的差別之處也很多。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十六國實行的是多黨議會民主制,內外交政策受政黨政治的影響有較強的易變性,各國政策有差別,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內外政策,並且受到歐盟整體內政外交規則的限制。孔寒冰表示,這意味著中東歐國家的具體決策過程非常複雜,議而不決、決而不做是常有的事。

除了社會制度不同,中國與中東歐各國的領土面積和人口相差巨大。中國的領土面積為963.4萬平方公裏,是十六國的領土面積總和的7.2倍。中國的人口13.7億,是十六國人口總和的11.4倍。“雖然領土面積和人口不是決定能否建立友好關系的前提。但他們至少是市場容量和買賣能力的基本指標,而這些指標又往往決定著經濟合作的程度。”孔寒冰認為,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經濟總量的不匹配也是影響雙方合作規模的重要因素。

中東歐地區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地形複雜、公路物流業特別發達,因此修建高鐵、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可以小量試點,沒有大規模開發的必要;中國的小商品特別是生活用品在中東歐地區有比較大的市場,可以發揮優勢,多布局;中東歐地區曆史文化悠久,自然風光豐富多樣,旅遊產品內在質量非常高,可以發展巴爾幹地區的高端旅遊項目。

由於眾多的差別,中國與中東歐十六國的互補性也比較弱。在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美國、日本、韓國和德國占據前四位,不包含中東歐國家。在十六國的主要夥伴中,中國除了在阿爾巴尼亞排第三之外,在其他十六國的排名都在四名之外,而且所占份額不大。

孔寒冰表示,“先天的”不匹配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改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要尋找“精准”合作,在各領域找到契合點,真正做到互需互補。

例如在經貿領域,中國需了解各國差異性和複雜性,要全面地、正確地評估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領域、規模等等。在此基礎上,重點推動中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分別有針對性地同中東歐十六國開展點對點、面對面的合作。

2012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16+1”合作)開始成型;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沿線有十多個國家位於中東歐。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東歐室主任高歌表示,“16+1”合作的機制平台多是新建的,包括很多的論壇、研討會、“16+1”智庫等等,而且並不在“一帶一路”囊括的多邊合作機制當中,因此“16+1”合作與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不同,具有特殊性。“16+1”合作的良好進程會促進“一帶一路”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在這雙重推動下,中國和中東歐各領域關系迅速升溫,貿易投資增多。目前中東歐研究的規模和程度遠遠超出了中東歐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供過於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財力物力的極大浪費。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際研究部主任陳曉晨表示,中東歐國家的產業鏈既統一又割裂,中國可以采取全產業鏈投資和整合的方式。比如,華信集團對捷克的投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捷克並不是能源富集的一個國家,華信本身卻是一家能源企業,但它投資特種鋼廠、在線旅遊、捷克航空、電視台以及足球俱樂部等,構成了一個全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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