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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從未像今天這樣強大

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從未像今天這樣強大

文泰國總理巴育是唯一有幸作為觀察員到中國參加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金磚五國廈門會晤的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巴育而言,參加這一會議可能比受到柏林或者布魯塞爾的邀請更為重要。

歐洲無法應對快速發展的亞洲提出的要求,北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快速增長。似乎該地區越來越多的政府與北京協調一致:中國將確保安寧與經濟增長。從歐洲的角度看,歐洲正處於如此糟糕的狀態,無法提供應對方案。

歐洲的光環正在消失,也因為中國——以及部分因為日本——向鄰國提供西方拿不出的方案。大型項目的融資、建設和經營都由國家擔保並通過開發銀行提供資金。在德國,人們只談論德國政府的出口保險。

近年來中國在東南亞獲得的影響力是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東盟在今年夏天慶祝了自己成立50周年。越來越多國家的領導人認為北京的發展模式似更有效。在過去200年裏,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從未像今天這樣強大。這不僅同中國的強大、而且也與歐洲的衰弱有關。

如果美國減少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東南亞的戰略秩序將會怎樣?有3種可能。第一,兩個地區大國——日本和印尼——將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其次,東盟將擔負起領導角色。第三,中國將成為最有能力填補該戰略真空的大國。第三種場景最有可能成真——其實,在缺乏美國強大軍事存在的情況下,整個東南亞很可能都將為尋求利益而搭上中國的“順風車”。

美國減少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如撤出駐日韓軍隊並非完全不可能。民調顯示,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試圖解決全世界的問題前先解決其國內問題。大選時祭出“美國優先”大旗的特朗普曾這樣威脅美國盟友:如果你們再不增加軍費,美軍就將撤出亞洲和歐洲。

在這種情況下,第一種可能的場景是日本和印尼試圖填補戰略真空。但印尼基於其作為東南亞面積最大和人口第一大國而爭取領導權的努力,不太可能獲得該地區的認同,因為其缺乏吸引其他國家支持的軍事或經濟體量。日本擁有力爭成為美國“繼任者”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但其在二戰期間侵略並占領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曆史將成為障礙。而第二種可能出現的場景是東盟擔負打造多邊秩序的領導角色。但外部國家的角色是這種基於東盟的戰略秩序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中日各自尋求取代美國的過程中,東盟成員國很可能面臨在中日之間選擇的難題,而日本在東南亞的曆史包袱將使其成為不可能的選項。

因此,最可能出現的場景是中國將填補美國留下的戰略真空,而整個東南亞都將跳上中國的“花車”。在這種狀況下,東南亞戰略秩序將建立在中國的軟/硬實力基礎之上。中國的硬實力特征顯而易見,但其軟實力相對尚未到位。中國的軟實力並不存在於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內,而是蘊含於其“一帶一路”倡議中。利用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該倡議令人想起中國在其經濟鼎盛時期的輝煌過去。

“一帶一路”對該地區充滿吸引力,是因為它建造從未存在且將東西方關鍵市場連在一起的基礎設施。從大多數沿線國家的反應來看,該倡議背後的經濟邏輯令人難以抗拒。為獲得與中國一道增長的機遇,東南亞將很可能接受中國的領導地位並順應北京的關鍵戰略利益。一些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東南亞國家或將發現中國“無可爭辯的主權”言辭令其不安。但即便是它們,在衡量利弊後也將很可能得出結論:在美國不在場的情況下,它們能夠或必須與中國主導的戰略秩序同生共處。強勁的經濟增長意味著更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都對此心知肚明。

相較於中長期發展的有利態勢,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政治多元化進程在短期內存在明顯不確定性,很可能引發權力結構層面的政治風險,從而對“一帶一路”及相關國家的對華合作形成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從穩定性來看,核心圈層的政治主導權變動,有可能影響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的主流看法與官方立場,甚至有可能引起明顯的政策調整。在菲律賓,杜特爾特掌權後,中菲關系明顯改善,“一帶一路”更是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但是,面對傳統家族集團的政治壓力,杜特爾特的政治前景並不明朗,如果發生意外就有可能引起局勢逆轉,甚至再次形成阿基諾三世執政時的不利局面。

第二,從協調性來看,相關國家的各派力量在尚未劃定“權力—利益”邊界的情況下,將很難就對接“一帶一路”的體制機制改革做出妥協與讓步。

“一帶一路”的有序推進要求各國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唯有切實推動體制機制的創新與完善,方能滿足“五通”發展的需要。其中,僅就貿易暢通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就至少包括加強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海關合作,以及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准計量、統計信息等雙多邊合作。但是,任何事關體制機制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需要面對既得利益分配體系的協調難題。

第三,從有效性來看,權力結構調整的政治博弈,有可能引起相關國家執行與監管能力的下降,使其難以保證“一帶一路”的相關工作得到有效落實。東南亞相關國家在政府的執行與監管方面普遍存在嚴重問題,特別是新東盟國家緬甸與柬埔寨,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腐敗嚴重,難以有效滿足“一帶一路”對開放條件下社會經濟建設的需要。

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多元化使“一帶一路”面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複雜局面。我們有必要轉換工作思路,針對相關國家不同圈層的權力集團與社會群體開展工作,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民心相通格局。

其一,加強智庫建設,針對“一帶一路”發展規劃與項目合作的可行性,開展跨國聯合研究,改善相關國家核心權力集團對“一帶一路”的看法與立場。

相關國家的核心權力集團對“一帶一路”存在顧慮甚至偏見,將會成為最直接的潛在政治風險。對此,有必要通過政治遊說的方式,引導其改變看法與立場。但是,通過官方渠道進行交流與溝通並不合時宜,因為在政治多元化進程中,很容易引起其他權力集團的質疑與不滿,產生不必要麻煩。依托智庫開展遊說工作,將是更為合理的解決路徑。一方面,智庫具有非官方性,相關研究也屬於學術建議,而不是官方承諾,有助於避免政治猜忌;另一方面,智庫研究在客觀性與准確性方面更具有說服力,有利於提高遊說工作效果。

其二,加強與相關國家知識精英的交流與溝通,增信釋疑,培養新生代知華人士與友華力量,提高相關國家在具體工作中對接“一帶一路”的執行能力。要推動“一帶一路”相關工作的有效落實,就必須在相關國家的人治環境下,爭取掌握體制機制裁量權的知識精英的支持,否則將很難克服執行與監管方面的現實瓶頸。

其三,加強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宣傳力度,提高相關國家民眾對“一帶一路”互利共贏理念的直觀感受,促使相關國家形成自下而上的對華合作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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