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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走出去”:競相野蠻生長還是統一品牌和標準

高職“走出去”:競相野蠻生長還是統一品牌和標準

(網絡圖片)

過去一年,在贊比亞負責有色金屬行業職業院校“走出去”試點工作的梁赤民拍死了5條企圖攻擊他的毒蛇。像梁赤民一樣,探索職業院校“走出去”的人們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但令人欣慰的是,艱難的2017年對于這些人來說也是破局之年。

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 培養合作國家中熟悉中國技術、了解中國工藝、認知中國產品的技術技能人才,近年來,中國職業院校在走出去辦學方面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探索。

截至2017年,作為在中國出生、異國生長的新鮮事物,中國職業院校海外辦學的種子已經在柬埔寨、泰國、贊比亞等多個國家的土地上生根。而2018年伊始,業內崛起最快的幾類探索案例說明,海外辦學有加速發展之勢。

“抱團”破土而出

2017年,此前先后在境外落腳的職業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打開了局面。一直在推動職業院校“走出去”試點項目的中國有色金屬工業人才中心副總經理宋凱總結說,無論是通過“校企合作”還是“校校合作”方式“走出去”,幾家較為成功的案例的共同特點是:“抱團”,也就是優勢互補、有組織地“走出去”。

前不久,李克強總理在訪問柬埔寨期間,與柬埔寨首相洪森共同見證了以柬埔寨勞工與職業培訓部、中資企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有限公司,以及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為主體簽署的《關于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加強職業培訓的三方合作協議》的簽約儀式。

從柬埔寨回國的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楊建新興奮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中國政府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內援建的培訓中心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在前往境外辦學的路上,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是急先鋒。該校從2012年開始與紅豆集團合作前往柬埔寨開設培訓班,“當時主要是為了滿足企業需求”。

之所以沒有像其他早期走出去辦學的院校一樣成為殉道者,楊建新認為該項目最大的亮點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國企業紅豆集團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截至2017年年底已引入企業118家,解決了當地約兩萬人的就業問題。依托這個人才培養需求旺盛的產業園區,2012年至今,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已經在當地培訓柬埔寨員工2.5萬人次。2017年,隨著企業發展步入快車道,楊建新開始聯合全國商貿職業教育集團聯盟的六七十家成員院校,一起為西港經濟特區服務。

與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相似,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也選擇了協同企業走出去這條路。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王偉認為,這樣可以降低在陌生環境中辦學的風險。

2016年,王偉所在的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接到宋凱的邀請,通過遴選加入到以中國有色礦業集團作為試點企業的有色金屬行業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工作中,和吉林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哈爾濱職業技術學院、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湖南有色金屬職業技術學院、廣東建設職業技術學院、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白銀礦冶職業技術學院7所院校一同成為首批試點項目學校。

王偉說:“我校是國家示范校,應該有服務國家的意識。另外,在海外開分校也可以鍛煉我們的師資,更好地加強國際化辦學的定位。”作為北京的職業院校,王偉特別強調了該校服務北京“國際交往中心”的職能定位,這是他堅持立足國際化辦學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偉所在的職業院校以“作貢獻、謀發展”的思路加入了試點工作,在沒有得到“一帶一路”人才培養基地項目資助之前,先自己出錢、出人到贊比亞開辦分校,為當地的有色金屬企業員工做培訓。

在贊比亞當地負責開展“試點”工作的梁赤民接到各個院校“抱團”前來的老師簡直樂開了花。梁赤民介紹,中國有色金屬企業在當地雇用的1.5萬名員工勞動技能嚴重不足,“之前,我們找一個本地職業院校畢業的焊工來焊接園區生活用水的管道,一開閘,所有的接口都往外冒水……”

梁赤民深刻感受到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已經嚴重制約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掣肘當地中資企業的發展。事實上,經濟相對發達的泰國也需要更先進的人才培養模式來推進其工業化進程,特別是滿足當地日益增多的中資企業的發展需求。

為了服務泰國企業,2016年,在天津市教育委員會的統一指導下,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通過校校合作的方式,在泰國大城技術學院設立了第一個“魯班工坊”。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呂景泉將“魯班工坊”定位為“創新型職業教育國際化服務項目”。

作為“魯班工坊”項目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院長于蘭平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們希望為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打造一個國家共享的“實體”平臺,借鑒“孔子學院”的模式,與外國院校共建人才培養基地,將中國的優秀職業技術和教學成果輸出國門。

沿著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探索的道路,在天津市教委的領導下,2017年,天津市又有3所職業院校分別在英國、印度、印尼建立了“魯班工坊”。

競相“野蠻生長”

隨著職業院校“走出去”項目和參與院校數量的增加,宋凱將現有的形勢描述成“野蠻生長”。注意到迅猛的漲勢之后,從事和關注職業院校國際化辦學的人們開始思考,中國輸出國門的職業教育“要不要”“能不能”統一標準。

類比已經推廣到世界各地的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孔子學院”,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秘書長宗瓦希望,我國輸出的職業教育也能有統一的特色。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提出:“我們‘走出去’的職業教育應該樹立一個品牌。”

“魯班工坊”的辦學思路和宗瓦的想法契合度很高。

“就像麥當勞一樣,世界各地的‘魯班工坊’也有一樣的風格、標志,輸出統一的教學模式。”2017年,由天津市教委牽頭的“魯班工坊”研究推廣中心秘書處設在了于蘭平所在的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并且該研究推廣中心已經研究匯編了“魯班工坊”標準化建設的一系列文件制度,包括“魯班工坊”的標志設計、管理章程制度、建設風格、設計標準、EPIP教學模式、教學設備選型、教材標準、國際合作專業設定、評價考核體系等等。

目前,在全國,舉全省職業教育之力,共同打造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品牌——天津的“魯班工坊”尚屬首例。

對于“要如何輸出教育”“輸出什么樣的教育”問題,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呂景泉總結得條分縷析。

除了已經實行的遴選海外優質院校進行合作的例子,他們還探索了依托企業進行訂單式培養的模式,以及依托政府間合作創建“魯班工坊”的思路,接下來在“瀾湄合作”框架下的柬埔寨職業教育項目就屬于此列。

此外,在輸出的教育內容上,“魯班工坊”選取了曾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的“工程實踐創新項目”教學模式,英文縮寫為EPIP。簡而言之,此種模式的核心亮點是將實際工作中的設備做成相應的模型,讓學生們在課堂中通過操作模型鍛煉動手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的模型就像樂高積木一樣,學生們想怎么組裝這些插件都可以,組裝成的模型可以運轉。”于蘭平介紹說。

在這種學歷教育的模式下,泰國“魯班工坊”機電一體化專業第一期的兩名學生即將完成在泰國一年和中國兩年的聯合培養學習,成為第一批同時拿到兩國職業院校學歷認證的學生。“泰國當地的中資企業已經開始來學院洽談招聘畢業生搶人了。”于蘭平說,第二、三期班現在有泰國留學生45名。

但是不同于“魯班工坊”EPIP模式的標準化配置,協同企業走出去的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和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的教學方法和內容更傾向于遵循“因地制宜”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準則。

楊建新到訪柬埔寨數次,在他印象中,當地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全國還未普及基礎教育,接受規范的職業技能培訓和高等教育的人數更少。針對西港特區對管理、營銷、機電、汽車、漢語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他們陸續開設了為期兩個月到數年的培訓課程。

“我們專門組建了教學指導委員會,由校方、企業、當地的教育主管部門,以及勞工部門共同制定培養方案,我們派去的老師針對各種不同的需求自編教材。” 楊建新說。下一步,他們還準備聯合紅豆集團在柬埔寨申辦全日制的本科應用技術大學,面向柬埔寨全國招生。

想比于柬埔寨,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派去贊比亞的老師遇到的情況更加“原生態”。

梁赤民在贊比亞調研時發現,當地教育水平非常有限,教育資源極度匱乏。梁赤民遺憾地介紹道,贊比亞名聲頗好的銅礦石大學只有12間平房,計算機房里只有3臺電腦。“職業院校條件就更差了,兩間辦公室、兩間教室和一臺發動機就開辦一所職業院校”。

面對這種情況,目前,梁赤民在當地組織各個院校前來支援的老師們緊緊圍繞企業的需求,主要開設為期兩個月的短期培訓項目。

“剛開始沒人愿意來上這個培訓課。” 梁赤民說,由于贊比亞當地不同于中國的法律和政策,培訓被看作額外的工作,不但工人們要付出額外的時間,企業也要支付工人額外的費用。在企業最初上報的液壓鉗工、儀表工等6個學習項目中,人數最少的一個班只有5個人,最多的不過20個人。

但隨著參與培訓員工勞動技能的提高,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個人都開始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培訓中。2017年,有色礦業集團的下屬企業報了15個需要培訓的項目,有近200人參加培訓,而2018年需要培訓的項目上升到了24個。

宋凱將這種以滿足企業需求為核心的職業培訓方式稱為“工業園式的職業教育”。他認為,這種以企業帶動地方人才培養和經濟發展的模式在改革開放以來為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現在,中國可以將這種模式分享給相對落后的國家。

下一步,有色金屬行業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試點工作將在提供企業員工技能短期培訓的基礎上,著力在贊比亞建設學歷教育職業院校,培養當地的孩子們成為與中國企業“心心相印”的建設者。

由于境外各國環境不同、需求各異,楊建新認為不能將國內的統籌和國外的實施方案混為一談,要避免貪大求全、急功近利。而宋凱則直白地建議:“先讓大家各自探索,百花齊放、野蠻生長吧!”

宗瓦認為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探索也必定需要一個過程,他表示支持大家一起整合力量,一步步將中國輸出的職業教育打造成一個杰出的品牌。

呼喚“陽光雨露”

然而各自探索并不意味著沒有統一的規律可循。

宗瓦認為,職業院校若想走得穩健,前期扎實的調研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對當地法律環境、教育政策,以及長期需求的研究。而實踐也證明了宗瓦的觀點。以上三類項目的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均表示,要“走出去”最起碼要“知己知彼”。

“首先要弄清楚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楊建新說。

“必須要做好調研,找準當地的需求。”梁赤民說。

“要能切實幫助當地解決問題,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于蘭平說。

在完成這些準備工作之后,在境外維護良好的合作關係也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在貧瘠的贊比亞,梁赤民和他帶來的教師、電工操作臺、電腦,等等,是非常受歡迎的。贊比亞高等教育部職業教育司司長在接待梁赤民時指著自己的辦公桌真誠地說:“我的辦公室就是你的辦公室!”

除此之外,試點的職業院校和企業也在呼喚國內的“陽光雨露”。宋凱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現階段他們需要盤活政策、資金支持和壯大師資。

“中國企業已經走出去了,職業教育其實是在追趕他們的需求。”因此,宋凱覺得如今職業教育“走出去”的項目“迫切”需要各方支持。

宋凱說,以往中國職業教育沒有面臨如此迫切的國際化問題,因此職業教育獲得的財政支持只需用來培養“中國孩子”,而現在培養“外國孩子”的需求已經凸顯出來,所以宋凱呼吁各類涉及國際化辦學的政策也應將職業教育考慮進來。

從細處著眼,宋凱提出希望地方財政能夠向服務“一帶一路”倡議、服務國家戰略的職業院校傾斜。

同時,宋凱認為,教師隊伍培養和壯大的問題也亟待解決。“中國企業已經走出去,我們需要能用英語、法語、俄語、哈薩克斯坦語等各種語言教學的老師。如果從全局來看,我們需要一個較為全面的職業技術教師人才培養機制”。

“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在職業院校“走出去”項目紛紛破局之后,宋凱相信,只要各方積極推動,一定能夠將這條路越走越寬。

延伸閱讀:我國高職院校“走出去”現狀調查

缺乏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是當前我國高職院校開展對外交流合作的一個瓶頸。建設國際化的高職專業人才隊伍,迫在眉睫。

我國高職院校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理念上應該更多與國際接軌,質量保障與監控體系亟需建立。

高職“走出去”要講究競爭策略,不能一哄而上、無序競爭,我國高職院校應進行準確定位,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分步、分類、分項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

理解國際合作辦學的意義至關重要,要將其看作一條鲇魚,使其激活高職院校的課程改革、教師培訓、文化建設、后勤服務等各項工作。

開學在即,高職院校迎來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來中國高職招生逐漸發生的變化。

就在不久前的錄取工作中,一種現象普遍存在,相當數量的高職高專院校遭遇“零投檔”。與國內生源萎縮的“冰”相比,國外生源卻呈現火熱的一面。“2012年職業教育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項目有633個,佔整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46%,可見幾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職業教育領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葛道凱解讀剛剛閉幕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時說。

近年來,我國高職教育通過開展“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工程、實施“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資源庫”項目建設等改革舉措,有力提升了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走出去”正當其時。

然而,我們又看到,在當前高職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雜亂之聲,有時甚至會走彎路。面對國內生存危機和國外一流高職院校競爭的雙重夾擊,我國的高職院校如何調整步伐才能走出“國際范兒”,提高國際化辦學水平?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調查。

師資國際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緬甸的職業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緬甸的職業教育學生人數有多少?”

“不知道。”

“緬甸的留學生規模有多大?”

“不知道。”

這是記者跟隨某高職院校代表團去緬甸招收留學生時,與一位高職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院長的聊天記錄。

作為從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專職人員,理應對目的國的情況有所了解。而這種反常的情況,在一些高職院校國際交流合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

這位院長向記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為在二級學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語略微好些,就來當院長了。”記者還了解到,相比這位院長所在的學校,代表團的一些院校沒有專門的國際教育學院,只有外事處。

“面對全球進行招生,我們顯得有點力不從心。”江蘇一所職院的外事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整個外事辦只有四個人,一個主任和一個副主任,還有兩個職員。有很多去國外招生的宣講會,我們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會積壓一大堆行政事務,所以招生只能是個‘副業’,對它真是又愛又怕。”

在接下來的與緬甸高職院校的合作洽談會上,記者看到,一些院長不會講英語,全憑自己帶來的專職翻譯進行溝通。“懂專業的不懂英語,懂英語的不懂專業。”一場洽談會下來,有的人只是混了個臉熟。

“缺乏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是當前我國高職院校對外交流合作的一個瓶頸。”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孫誠對記者說,在全球化進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國實施“走出去”的戰略,急需既懂“專業技術與外語”又“通曉行業國際規則”的人才。

在過去幾年里,我國共選派了7000多名職業學校的教師和管理干部到國外學習考察。這個數字的取得已屬不易,但對于正在不斷加速的高職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還是顯得有些不足。記者在清華大學網頁上查詢到,該校2009年一年的出訪師生人數就達到了6000余人。

建設一支國際化的高職專業人才隊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適應國家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的要求,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教師的國際化是高職‘走出去’的一個核心問題。”孫誠說,可以在高職教師培訓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進修假”制度,規定學院現職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進修假,其間,至少有一個季度赴國外大學交流進修;同時,讓新聘教師進行海外訪學,規定對獲得碩士以上學位或行業較高級別認證的新聘教師,在其來校工作滿3年后公派出國進修。沒有條件的,最起碼可以規定每個專業每年至少聘請一名外籍教師進行一次專業講座。

質量標準和評估機制有待與國際接軌

據悉,老撾導游鄭女士有點煩,因為她的女兒在中國并沒有學好漢語。

“現在在老撾,如果你擁有一口流利的漢語,會找到很好的工作。”鄭女士說,所以去年她把女兒送到云南的一所職院去學習漢語。

然而,一年下來,女兒的漢語并沒有學好。無奈之下,她決定讓女兒退學,準備下半年把女兒送到新加坡的學校去學習漢語。“聽說那邊的教學要嚴格得多,能夠真正掌握流利的漢語。”

鄭女士的煩惱,體現了當前我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在教學質量上存在的一些問題。目前,國內大多數高職院校的國際合作辦學,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國際化,而忽視了“實質上”的國際化。

西部一所職院的外辦副主任告訴記者,很多高職院校師資的國際化水平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學可能都達不到,而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國傳統應試式、填鴨式的,根本沒有與國際接軌。

除了師資水平,專業設置也存在問題。《2009年中國大學指南》顯示:高職院校的中外聯合辦學專業中,財經類、旅游類、管理類等文科專業超過合作專業總數的70%,而農、林、牧、漁等理工類專業不到專業總數的30%,動漫、數控等高技術專業更少。普通專業設置過多,沒有體現高職特色,熱門專業過多,沒有體現地方特色及學校特色。

“職教國際辦學的專業設置,要面向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南京工業職院質量監控與評估處處長周玉泉告訴記者,此外高職專業設置與本科專業設置應該有所區別。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與本科院校錯位發展、共同發展。

“在保障辦學質量的過程中,評估往往會成為控制質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外事辦公室喬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質量監控工作,首先應該從項目招生開始,在師資聘請、教學組織等教育實施的各個環節建立起適合高職院校特點的質量標準。其次就是應該建立具有獨立性、公正性、系統性和權威性的質量評估機制。

教育部于2011年7月決定全面實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質量評估,但對于高職教育的國際合作辦學項目而言,仍沒有相應的專門舉措,宏觀上只是靠國家和省級教育主管部門進行定期的備案管理和檢查,以及涉外教育監管網的信息發佈。合作辦學項目質量參差不齊,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質量保障與監控體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在建立質量評估機制方面,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學校外部建立諸如英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HEQC)、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亞大學質量局(AUQA)這類機構,來對學校整體的教育質量以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教育質量進行監管和評價;在學校內部,也應該設立合作辦學項目質量監控部門,嚴格依據合同協議,加強對合同協議所規定具體條款實施過程的日常監控。

“走出去”要有統籌規劃避免無序競爭

記者近日在參加一場中國高職海外招生洽談會時,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場面:兩所中國的高職院校為了爭取一所國外職院的生源,競相給出各自的優惠條件。“你給半額獎學金,我給全額獎學金。”一來二往,這所國外的院校還沒有開口,已經拿到了中國高職院校能給的最大優惠條件。

“我國的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時機和方式。”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黨委書記王宏海告訴記者,不能一哄而上、無序競爭,否則將是一盤散沙。

“當前高職院校國際合作辦學多為學校自發組織。”湖北工業大學高等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夢卿指出,在合作對象的選擇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專業領域劃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劃分的國際高職院校信息庫。

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王錫耀則更系統地提出,我國的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類、分項實施。

分步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規劃。這個規劃不是拍腦袋就出來的,而是要有專門的研究團隊,做好國情調研,研究對方國家的需求,列出清單,最后制定出規劃。

分類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專業劃分。不要全面開花,應該按照每個學院的特色專業來錯位招生,否則會陷入惡性競爭。

分項實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細化項目,例如留學生、教師、校長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僅僅局限在一個項目。

記者跟隨國內高職院校赴緬甸招生期間,參觀了多所緬甸的高水平技術學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國等國家的政府和企業直接援建的。

“出國后才發現,我們與發達國家在校企合作推動國際辦學方面的差距有多么大。”周玉泉說,我國高職院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完全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借船出海,在學生培養、課程設置、硬件建設等多方面與中國的跨國企業合作,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海外辦學的成功率,大大促進我國高職教育的國際化水平。

“要探索和規范中國職業學校到國(境)外辦學。”葛道凱在解讀全國職教工作會精神時指出,“為什么要到境外辦學呢?因為我們國家的企業走出去的越來越多,中國產品走出去的越來越多,我們要發展和中國企業以及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使我們的國際市場能夠更加鞏固,能夠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而談到在國際職教市場上,如何與德、日、美等發達國家的職業院校開展競爭時,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規劃與科研處處長、副研究員羅堯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國的語言和學科特色,在較發達國家教育市場上爭取以“補缺者”角色輸出我國的職業教育;而針對其他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教育市場,則可以利用我國在制造業、制造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源中的相對優勢積極開拓教育項目。

借國際合作辦學激活高職教育改革

對于常德職業技術學院黃副院長而言,申請招收外國留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當剛從國外考察回來的他,抱著材料去省教育廳申請招收留學生時,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學生就行了,高職院校還招什么留學生啊。”

經過該學院5年多不懈的“個人”努力,終于在2013年經省教育廳審核批準,可以招收留學生了。

與黃院長相比,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外辦副主任唐現文則要幸福得多:“我們當初申請招收留學生時很簡單,就是去省教育廳備下案就可以了。”

審批制與備案制的差別,體現的是對高職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這種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差別。

一位職業院校的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向記者介紹,我國從2006年至2010年實施了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在此基礎上,我國教育部于2010年,在原有已建設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的基礎上,新增100所左右國家骨干高職院校,以此繼續推進“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

“與100所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不同的是,國家骨干高職院校的重點建設內容中,明確引入了‘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內容。”這位院長說,不管質量如何,反正得把國際合作辦學開展起來,先把國家骨干高職院校的驗收通過再說。

同在江蘇,一所職業院校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則向記者倒起了苦水:“國際合作辦學對于我院而言,就是一個雞肋,院領導不重視,投入很少,而很多學院也認為我們是在給他們找麻煩。”

而在另外一些職院,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認識。唐現文說:“國際合作辦學,對高職院校的改革和發展有一種倒逼作用。這要求我們的工作更加細化。比如,來自印尼的留學生多數講英語并信仰伊斯蘭教,因此我校從教育教學,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針對性的改變。”

“國際合作辦學,就像是一條鲇魚,它能激活各個學院的課程改革、教師培訓、文化建設、后勤服務等方面。”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楊艷說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個大問題。通過對國際生源的搶奪,才能對目前的高職院校進行洗牌。

“高職院校‘走出去’還處于摸索階段,一切都在探索當中,有很多不確定性。”孫誠說,但是有一條是確定的,那就是不走這條路,高職院校肯定是無路可走。

我國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初期,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開始萌芽。1983年,由國家教委牽頭,南京市教育局與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合作建設了南京建筑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現更名為南京高等職業技術學校),舉辦三年制中職和五年制高職學歷教育,從此拉開了中國與外國職業教育合作的序幕,為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奠定了基礎。

1993年,金陵職業大學與澳大利亞高校合作舉辦聯合課程,成為我國高職教育領域首例跨國分段式合作辦學的個案。

隨著1995年《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的頒佈實施,沿海城市高職院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逐步興起。這一時期,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處于嘗試探索的初級發展階段,政府在高職院校中外合作辦學中起著主導和引領的作用,民間自主探索相對較少,合作辦學主要分佈在沿海開放城市,辦學模式多為松散型。

我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以來,在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辦學越來越多。

據教育部2002年年底統計,經教育部門審核批準的全國中外合作項目有712個,其中學歷教育項目有372個,非學歷教育項目有313個,幼兒園項目有27個,在學歷教育項目中,中職和高職佔了50.27%,非學歷教育項目中也有大量屬于職業教育范疇。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佈之后,高職院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了較快發展。

地方開展的中外合作辦學教育也越來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職中外合作項目32個,當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蘇省報教育部審批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404個,為全國第一,其中高等學歷學位教育338項(研究生層次14項,本科層次94項,專科層次230項)。

【華發網根據中國青年報、《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合作辦學教育發展研究》等整合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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