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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王爾敏先生是著名的曆史學家,與一般史學者更多關注朝代更迭的風雲際會、帝王將相的智慧權謀不同,他的研究“一貫重視草野小民的文化創造”,民間日用類書中記述平民的生活情節、文字遊戲等,都是他的研究材料,他的學術文章,也因其濃鬱的煙火氣息而增加了讀者的興味。在王先生的《傳統中國庶民日常生活情節》中,對年節的介紹也著墨頗多。

與一般介紹民俗的文章不同,在王先生的描述中,既有能感知的“其然”,又有蘊含於其背後的“所以然”。譬如說到春節,他說在明清時期,一般自冬至起就進入了准備期,而冬至之所以被朝野看重,是朝廷要於此時為下一年年曆頒正朔之起始,所有的藩部屬國均要前來朝賀,領受正朔;而在朝野之間,則是屬於真正入冬起九之日,自此日起要過九九八十一天,寒冬才算過去。民間生活也於此進入農閑時間,人力由農耕轉向副業生產,釀酒、舂米、磨麥、績麻、軋棉、制衣、醡油、醃果、煉糖、制紙花、印年畫,開始了手工藝的盛忙季。

冬至過後,進入十二月,要過臘八節。臘祭是中國古禮,而臘八粥則是佛教施舍所傳習。自臘八過後,民間開始天天為過年做准備,並且有一定的步驟。家人鄰右分工合作,宰豬羊,殺雞鴨,風幹肉類,供平時之需和過年之用;蘿卜、白菜入窖,制豆腐,制糕餅,制糖果,婦女忙於縫制衣鞋、紮花、剪紙,均供年節之用。到臘月二十三俗稱小年祭灶之日,亦是各地同風,都要送灶。送灶之後,庭院屋宇做一次大掃除。數日之間,忙著貼春聯、年畫、包水餃、做菜肴等,然後靜候除夕的到來。

這段時間應是最忙的時節,俗稱忙年。想起小時候背誦的順口溜,說的正是這段日子的“活計”:“二十三,打發灶馬爺上了天;二十四,割下對子寫下字;二十五,稱下二斤好豆腐;二十六,買下二斤好牛肉;二十七,焯下豆芽洗了腳(意謂古代裹腳婦女,要在這天鄭重其事地放開裹腳布洗腳);二十八,紅的白的蒸下兩簸喇(紅的為炸油糕,白的為蒸饃);二十九,打上二斤好燒酒;三十兒,對子貼到街門兒。”這要用山西汾陽的方言念誦,才能品出其中的韻味兒。筆者記憶中的兒歌與王爾敏先生的描述聯系起來,才能明白其“各地同風”之評語,恰恰是這些幾乎大江南北共同遵守的同質的風俗,將中華民族連接在了一起,成為我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年節到了,人們要在除夕守歲,家人叩拜辭歲,紅包為禮,充滿了天倫溫馨和喜悅。子夜迎神之後,則百無禁忌,爆竹聲聲,徹夜不絕,天亮後,開門拜年賀歲。接連拜喜神、財神、城隍等,天天吃春酒,直到過了初五即破五後,正式年節的高潮才算度過。

春聯為對聯的一種,在古代屬駢文文學,講究音韻和對仗,一開始具有消災辟邪的神秘特質,是中國所特有的一種古老的民俗文化。隨著時間推移,春聯消災辟邪的神秘特質逐漸弱化,而具有了人間祈福和吉慶的功能。由神性向人性、由神秘向世俗人間的回歸,是春聯文化變遷的重要理路。

按照通行的說法,春聯肇興於五代的桃符,後蜀皇帝孟昶“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一聯為最古之春聯。不過,清代楹聯學大家梁章钜在其《楹聯叢話全編》中對此持審慎的說法:“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我以為梁章钜的說法比較合理。春聯的緣起至少應早於五代。某種程度說,駢文之始,即為聯語之始。駢文中描寫春景和吉祥的文學作品,即是春聯的雛形。隨著文學功能的進一步世俗化,這種對仗的文學形式開始廣泛應用於民間習俗,遂有“桃符”之發生。

目前的出土文物中,可證唐代即有春聯。斯坦因所盜掘的《敦煌遺書0610卷》中有不少春聯性質的聯句,如:三陽始布,四序初開;三陽回始,四序來祥;福延新日,慶壽無疆……恰合於春聯的歲時特征。

五代兩宋之際,春聯的通行稱謂是“桃符”“春帖子”,明以後才正式稱“春聯”。名稱的變遷,實際上體現了內容的革新。舊的桃符,脫胎於木刻神荼鬱壘像,意義全在於驅鬼辟邪。隨著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人們對於生活質量的追求越來越強烈,表現為年俗意識就是,不但求辟邪,更求納祥。於是,桃符寫門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讓位於“福慶初新”“壽祿延長”之類的字樣。這實際上體現了春聯文化從神本體到回歸人本體的一種文化觀念的變革。

在這種人本觀念驅使下,唐末五代桃符的神秘文化進一步向北宋的市民文化過渡,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燈謎吟聯文化。

宋代的春聯文化,濫觴於元宵節燈會的“猜燈謎”。宋代市民文化與精英文人文化的完美結合,形成熱鬧非凡的元宵吟燈聯文化,於北宋東京汴梁(現開封市)、南宋都城臨安(杭州)和蜀地成都等地異常興盛。宋代許多著名文人詩詞,都來源於對民俗民間文化尤其是春聯吉慶文化的汲取,比較典型的是王安石的《元日》,展現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戶戶掛桃符的盛況。

宋元文人參與春聯應制的事跡頗多,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精英文人的一種民間化生活方式。如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有載:東坡在黃州,一日逼歲除,訪王文甫,見其家方治桃符,東坡遂戲書一聯於其上:“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治桃符”“書一聯”相照應。蘇東坡所為,即是寫春聯。由著名文人為民間社會書寫春聯,是中國古代春聯文化的一大特色,體現了春聯文學與書法的雙重審美價值。

兩宋之際,在桃木板上書寫春聯已相當普遍。隨著門神的出現,以往桃符所肩負的驅災辟邪使命逐漸轉移給門神,而桃符內容則演化成祈求來年福運降臨的美好心願。需要說明的是,北宋之際,寫有聯語的桃符還有別種叫法,名曰“春帖子”。朱熹《宋名臣言行錄》載:宋仁宗一日見禦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於是,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篇篇有立意,宋仁宗慨歎:“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可見,“春帖子”是從“桃符”到“春聯”的一種過渡。

春聯之實,雖起自唐代甚或更早,但其名則晚自明初。《簪雲樓雜說》記明太祖朱元璋事:“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時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太祖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朱元璋的提倡,大大推動了春聯的普及。

明代以降,舉凡寺廟宮觀、亭台樓閣、園林戲樓、公館祠堂等,無不有楹聯,體現一種華貴、廟堂之氣。貼春聯更是成為一種普遍的習俗,上至公卿王侯,下至黎民百姓,皆有貼春聯之習俗。到了清代,更是楹聯興盛之際,舉凡清代書法大家,皆楹聯大家。清代是楹聯書法的鼎盛時期,也是碑學書法的鼎盛時期,而楹聯中又以春聯為盛。清代楹聯大家,皆有數量可觀的春聯作品。

晚清民國,可謂楹聯書法最後的輝煌時期,湧現出了諸如康有為、何紹基、吳熙載、曾國藩、趙之謙、吳大澂、吳昌碩、翁同龢、張伯英、梁啟超、於右任、譚延闓等一大批楹聯書法大家。每到年節,書法家自己寫春聯貼春聯更是成為一種習俗。曾國藩有給部下贈送春聯的習慣,他每日必習書,且每日必書聯,這是他多年養成的好習慣;為了應對索書者,何紹基一晚上最多可寫一百多副對子;梁啟超在原配夫人李蕙仙去世之後最苦悶的日子,集了幾百首古詩聯句,其中有數量不菲的春聯,成為對聯書法中的佳作。

正因為有精英文人書法家的廣泛參與,才使得春聯具有高雅的文學審美和書法審美。但時至今日,春聯的書寫內容日漸世俗化。而且在很多人看來,春聯的功用僅僅是祈福和納祥,不再具有文學和書法的審美功用。更甚者,內容低俗。而且,春聯的書寫也越來越遠離書法。老百姓不懂書法,不欣賞春聯文學,遂成為一大現狀。實際上,古往今來,舉凡描寫春日勝景、抒寫壯美河山者,皆可成春聯文學佳構。而今,春聯離文學和書法的內涵似乎越來越遠,春聯作者已不那么重視推敲春聯的文學意蘊,春聯書寫者對書法的審美要求也越來越低下,春聯離廟堂之氣、恢弘之氣和書卷之氣越來越遠。

春聯之式微,當然並非源自今日。

事實上,春聯這種形式自明代濫觴之日起,即開始顯現其弊端。明代是科舉制弊端最為凸顯的時代,應試者皆須對對子,故此對聯的規制日益嚴整化和僵化,由早期的上下聯可重字重韻發展到上下聯不可重字、且平仄對仗必須嚴格相對的地步。舉凡私塾授課、考場應試,乃至婚喪嫁娶,無不需口吟對子,發展至極端,則成為一種文人應試的帖括遊戲,極大影響了楹聯文學的自由發展。梁啟超等人對此種帖括詞章之學予以激烈批判。

不過,梁啟超並非是否定楹聯這種文體,只是對其形式上的弊端提出反思。故此,梁啟超嘗試以古風這種比較自由、靈活的文體來改造楹聯。比如他曾給維新派人士郭弼及其夫人所寫的壽聯中就有:“天上列星當亦喜,海上蟠桃良未崖”。此壽聯曾國藩亦曾書寫過。不過,曾國藩書寫的聯句內容,下聯頭二字為“海中”,這是原文抄錄。而梁啟超抄錄時將“海中”改為了“海上”。這樣一改,則有違對聯規制:“海上”二字皆為仄聲,且“上”字上下聯重複,韻亦重。難道是抄錯了?當然不是。這是梁啟超有意為之。他將文學中的古風體和歌行體大量入詩詞文章和聯句,從而掀起文體革命和詩歌革命。這是一種創造,但這種創造並非沒有來由,是用更古老的文體來加以改造。如以明以降的楹聯規制來看,則屬違規;如按唐以前的規制來看,則完全合轍。有人以沒有重字來定義楹聯的高難度,這是一種誤區,實際上有重字的楹聯難度更高。

可以說,春聯的發展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桃符春聯,一條是春帖對聯。桃符春聯源於公元933年,其在後蜀有了相當的發展。春帖對聯由春帖詩歌,到春帖兩句詩,再到春帖對聯一步步演變而來。春帖對聯起於宋,曆經宋、元、明、清。桃符春聯的載體是桃木板,春帖對聯的載體是紙張。兩者在明代融彙,形成春聯文化,流布至今。但不論是桃符春聯還是春帖對聯,都離不開對其文學與書法審美的雙重強調。

每逢春節前夕,中國人會把購買、張貼春聯作為過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曾經能“手書春聯”的文化人,是大街小巷的一道亮麗風景。人們為貼上一副內容新穎、適合自己家庭情況、能表達自己願望的春聯而精挑細選;甚至一些富有人家為裝點“門面”、炫耀“身價”和有學問,不惜重金請文人墨客專門撰聯書聯。而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電腦技術的廣泛應用,從春聯到店鋪名,都不用寫,都可在電腦“搞掂”,電腦代替了傳統的手書。從而忽視了對青少年的培養教育,導致出現學習書法無用論。可以說,印刷春聯這種簡單又實惠的市場經濟產物,嚴重沖擊了手書春聯的文化臍帶,是對手書春聯這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扭曲。

過年串門時,若隨便看看,就能發現每家每戶門上貼的春聯都差不多,但在過去,你家或我家、他家所貼的春聯,都是和自家一年來生活的經曆緊密相關。“家中沒人會用毛筆寫春聯,而市場上的印刷春聯價格便宜又好看,所以也就花幾塊錢圖個省事。”這一句話真實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在快速的生活節奏和沒人會寫春聯的窘境中,越來越多人被動地選擇了印刷春聯。放眼移動互聯網無處不在的今天,其實大多數人都知道手書春聯好,可身邊能手書春聯的人卻越來越少,這是無需爭論的現實。中國張貼春聯已有兩千多年曆史,寄托了人們的美好願望,而當前印刷品春聯盛行,是文化傳承上攔路虎。這不僅是現實社會追求便捷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傳統文化逐步衰落的危險信號,需要引起警醒。

“貼上這種手寫的漂亮春聯,過年更有年味了。再說了,看書法家們現場創作也是一種享受。”事實上,有關部門也意識到手書書春聯的重要性,每到年末會組織一些書法家走上街頭免費手書春聯,這種做法無疑是正能量的,也是宣傳手書春聯的好途徑。我們不僅要大力弘揚傳統文化,而且要大力倡導手書春聯,嚴格制止印刷對聯的蔓延,管理部門要規范執法,不能再放任泛濫;同時要抓好書法教育,而書法教育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要把它發揚光大,需要全社會重視支持和配合,加強青少年書法教育當今刻不容緩。總之,我們不僅希望把手書春聯的熱情傳遞給老百姓,讓人人參與其中,同時為了讓書法事業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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