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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熱點問題依舊複雜難解

中東熱點問題依舊複雜難解 

中東是世界上戰爭頻率最高的地區,冷戰期間曾先後爆發過5次中東戰爭,此外還有持續8年之久的兩伊戰爭。冷戰結束後,中東仍然是戰爭頻率最高的地區,尤其2011年中東劇變後,中東原本脆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種次生性矛盾相繼迸發,由此導致中東沖突與戰爭層出不窮,並產生多重負面影響。中東要想走上和平與發展道路,必須加強內部團結,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定反對霸權主義。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一帶一路”倡議,為中東從衰敗走向複興提供了新出路。

當前,有四種類型的戰爭正深刻影響中東地區格局。

第一,教派沖突導致的“代理人戰爭”——敘利亞內戰。中東是伊斯蘭世界核心地帶,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矛盾一直時隱時現。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中東主權國家意識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顯。尤其沙特與伊朗地區影響力凸顯,使中東教派矛盾空前加劇。敘利亞內戰就是典型的帶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戰爭”。敘利亞教派構成複雜,有人說,共有47個種族和教派。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後,該國教派矛盾公開化、白熱化:什葉派背景的巴沙爾政府得到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等什葉派力量力挺;敘利亞反對派則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支持。由此使敘利亞危機日趨演變為持續數年的血腥內戰。截至去年底,在敘利亞肆虐的“伊斯蘭國”被完全擊潰,持續數年的敘利亞內戰首次出現明顯降溫態勢。不過,因外部勢力競相插手,且各方立場和訴求各異,敘利亞危機看似緩解,實則新一輪博弈才剛剛開始。

第二,爭奪地區領導權的也門戰爭。中東地區國家林立,沒有哪個國家具有絕對支配權,因此各國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博弈十分激烈。沙特是世界最大產油國,同時是“兩大聖寺監護者”,加之有沙美特殊關係做後盾,沙特在中東的地位一直是舉足輕重。2011年中東劇變後,沙特憑借“福利換穩定”,成功躲過政權更替潮,並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新的“領頭羊”。沙特將“遏制伊朗”及什葉派陣營擴張作為核心目標。也門戰爭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2011年也門薩利赫總統下台後,因新總統哈迪控局能力有限,原來盤踞在也門北部的胡塞武裝乘機南下,2015年年初領首都薩那,此後繼續向南。沙特將什葉派背景的胡塞武裝擴張,視同伊朗勢力擴張。2015年3月26日,沙特直接出兵也門,軍事打擊胡塞武裝。截至去年年底,也門戰事仍是膠著狀態。胡塞武裝頻頻越境襲擊沙特的村莊和城市,還多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發射導彈,令沙特朝野震驚。目前也門戰場仍在拉鋸,前景充滿變數。

第三,恐怖主義導致的反恐戰爭。中東是極端恐怖勢力高發地帶。尤其是2011年中東劇變後,中東國家轉型不暢,安全真空增大,為恐怖活動滋生蔓延提供了豐厚土壤。“基地”組織原本已經元氣大傷,但借這場地區危機漸漸東山再起。2014年6月異軍突起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還謀求封疆裂土,建立“哈發國”,成為中東極端恐怖勢力的新領頭羊。中東極端恐怖勢力肆虐,尤其是“伊斯蘭國”興起,使恐怖與反恐矛盾成為中東主要矛盾。美國、俄羅斯、沙特分別牽頭組建了自己為首的國際反恐聯盟,對“伊斯蘭國”進行了全面圍剿,“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均遭受重挫。去年11月21日,伊朗與伊拉克同時宣,“伊斯蘭國”已經被剿滅,中東反恐取得重大勝利。然而正面戰場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極端恐怖主義勢力已經根除,中東國家仍面臨恐怖威脅,反恐戰爭短期不會停歇。

第四,庫爾德分離運動引發的反分裂戰爭。庫爾德人是人口次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東第四大民族,但始終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因此一直謀求民族獨立,但苦於主客觀條件不成熟,始終難以形成氣候。2011年中東地緣格局根基動搖,庫爾德人獨立迎來百年不遇“良機”。在敘利亞,庫爾德人乘政府軍收縮,實行高度自治,並建立了“人民保護部隊”(YPG),借打擊“伊斯蘭國”不斷發展壯大。據報道,“人民保護部隊”約有4~5萬人(一說1~2萬人),得到美國全力支持,儼然成為一方諸侯。在伊拉克,庫區政府早已高度自治,擁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和軍隊。“伊斯蘭國”興起後,伊拉克庫爾德人乘機擴大地盤,庫區政府控制區擴大40%,庫區武裝從10萬人增至40萬人,庫爾德獨立運動增強。去年9月25日,伊拉克庫區政府強行舉行獨立公投,並以92%的高票獲得通過。庫爾德武裝不斷壯大,及伊拉克庫區獨立公投,令兩伊、敘利亞及土耳其四個“利益相關方”高度緊張。伊拉克政府一再強調公投違法,並直接出兵領了基爾庫克等庫區政府控制區,使公投無疾而終。在地區國家中,土耳其反應最強烈,為防止引發連鎖效應,土在公投前舉行軍演,還威脅要阻斷庫爾德人對外輸送原油路徑,以阻遏其獨立勢頭;在敘利亞,土更是將政策重點從“巴沙爾下台”轉向遏制庫爾德武裝壯大。1月20日的“橄欖枝行動”越境空襲敘境內153個庫爾德武裝目標,甚至轟炸了美國為庫爾德運輸物資的明尼格機場,隨後向該地區庫爾德武裝發動地面進攻。從長遠看,庫爾德獨立就像定時炸彈一樣隨時可能爆炸,這意味著反分裂戰爭也將繼續。

從表層看,當前中東戰亂不斷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由伊斯蘭極端主義引發的極端恐怖主義;二是遜尼派與什葉派分野造成的教派沖突;三是由民族混居與跨界民族造成的民族分離運動。不過,從深層看導致中東戰亂不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地緣版圖碎片化導致中東國家內耗不止。中東地緣版圖是西方殖民統治者人為制造的結果。一戰爆發後,因奧斯曼帝國站到德國、奧匈帝國一邊參戰,因此英國矢志將奧斯曼帝國肢解。1915—1916年期間,英國官員與阿拉伯領導人侯賽因達成秘密協議:阿拉伯人發動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起義,英國則答應戰後幫助阿拉伯人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但英國很快背信棄義,與法國秘密達成《賽克斯—皮科特協定》,秘密瓜分了阿拉伯世界。戰後,英法正是依據上述秘密協定,以“委任統治”方式肢解中東地緣版圖。阿拉伯民族原本有潛質成為世界性大國,卻被最終分裂為22個阿拉伯國家。此外,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引發阿以多次爆發戰爭,阿拉伯統一事業因此功敗垂成。

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使中東形成複雜均勢狀態。阿拉伯世界各國因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各國間難以組建長久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唯恐局勢不利於自己,因此不約而同地取“相互制衡”的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地區安全困境加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權力鼎盛時期,曾經武裝幹涉也門內政;伊拉克實力強大時,1990年曾武力吞並科威特;2011年中東劇變後,沙特影響力上升,隨後便在2015年武力入侵也門。但由於這些地區強國均沒有足夠實力塑造戰爭成果,因此最終結果都是兩敗俱傷。

其次,中東經濟發展滯後,導致民眾“窮則思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東戰亂不斷,表面看是政治和社會領域問題,實則是發展滯後造成的。伊斯蘭世界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貿易立國”貫穿全部曆史。但在工業化時代,缺乏工業化導致中東經濟日趨被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下遊位置。據世界銀行估計,自1960—1990年以來,阿拉伯世界的勞動生產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與此同時,隨著一些中東國家當權者服務對象由民眾轉向精英,國家權力便成為少數當權者牟利工具,財富分配不公平現象越發嚴重。許多穆斯林喪失了依靠自身擺脫困境的信心,陷入無助、絕望和極端情緒之中。“伊斯蘭國”就是這種反全球化力量的產物和體現。

再次,外部霸權幹涉導致中東“失敗國家”增多,“次生性災難”層出不窮。中東戰略地位重要,曆來是外部大國利益爭奪的主戰場。加之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缺乏集體安全機制,因此中東既無法實現自強,也無力阻擋外部勢力進入中東,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進入中東。在中東地區,外部霸權幹涉已成家常便飯。冷戰結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發動了5場地區戰爭,其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直接針對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世界眼見西方大國橫沖直撞,損害阿拉伯權益、地區穩定和國際道義,卻難以做出有力回擊。

長年戰亂沖突,給中東地區帶來多重負面影響。首先,中東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一方面,各國軍費開支居高不下,擠了原本用於發展和民生的開支,中東國家日趨偏離經濟發展的主航道。另一方面,安全形勢惡化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外部環境。中東國家日趨陷入“越窮越亂,越亂越窮”的惡性循環。其次,中東弱國和小國淪為地緣博弈犧牲品,一些國家出現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阿拉伯世界“鷸蚌相爭”,導致“仇快親痛”。當前中東伊斯蘭世界頻頻上演“兄弟鬩於牆”的場景,使自身兩敗俱傷,同時也使以色列和美國等異己力量從中獲益。尤其去年11月特朗普同意將美國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使以色列腰杆更硬,巴以實現“和平”幾乎不可能。

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機塑造有利於西方的“新中東”。尤其針對利比亞、敘利亞等不聽美國號令的國家,西方乘機推波助瀾,並發動利比亞戰爭,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同時在敘利亞策動“代理人戰爭”,使敘利亞陷入持續多年的內戰。從安全角度看,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政策就是保護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區大國崛起;從經濟角度看,隨著美國能源自給度提升,美國在中東的經濟動力從確保“中東石油穩定低價流出”轉向向中東國家兜售軍火。換言之,只有中東保持戰爭與沖突狀態,美國軍火商才能大獲其利。因此,當前中東陷入“可控混亂”,客觀上有利於美國戰略利益實現。

事實表明,中東長期受制於西方主導的國家體系,最終結果是地緣破碎、經濟依附、政局動蕩,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中東要想實現浴火重生必須調整戰略方向,從“向西看”轉向“向東看”,尤其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一帶一路”倡議,為中東從衰敗走向複興提供了潛在的新出路。

為期兩天的“一帶一路:中國與中東合作的新機遇”論壇在上海社科院舉行。來自上海社科院、美國魯金斯學會多哈中心以及海內外多所高校、智庫的專家,就“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與中東如何進一步開展合作等問題展開深度討論。

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中東學會前會長楊福昌在作論壇主旨演講時說,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經濟互補型很強,不僅如此,中阿之間的關係自建交以來始終友好和睦,這給雙方進一步開展合作都奠定了良好基礎。楊福昌說,“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平等、民主的設想,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願與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一到共商共建,讓“一帶一路”建設融入各個國家原本的發展計劃之中,最終共享發展成果。

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於信彙在隨後的致辭中說,“一帶一路”發展中有“六個走廊”,中國-中亞-西亞是其中重要的一個“走廊”,而這的西亞指的就是中東地區。他說,中國始終關注中東的走向,最近,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國際油價走勢發生了與以往不同的轉變,眾所周知,國際油價與國際經濟關係密切,對國際經濟轉型發展有著重要關係,未來國際經濟將走向何方值得關注。與此同時,從經貿往來方面來看,中國與中東也處在新的曆史轉折點上,目前中國與整個中東23個國家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了3100億美元,未來如何解決貿易逆差和貿易結構性問題也應該關注。於信彙認為,如何在新的形勢下,讓雙方的經貿合作走向一個新台階值得思考。他還指出,通過雙方的合作為中東開拓和平穩定的局面,也是雙方的共同訴求。

美國魯金斯多哈中心主任塔力克?尤素福回應了中東與中國的合作問題。他認為,中東地區應該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以謀求地區的進一步發展。中東地區期待擺脫地區動蕩,期許和平願景,而中國提出了積極方案,讓他們看到了新希望。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積極變因,將推動中東從貿易、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轉型。

站在全球視角下關注“一帶一路”與中東的合作問題是目前許多國際智庫專家的研究方向。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東研究所所長何安勝回顧了曆史上中國的“絲綢之路”發展曆程。他指出,“絲綢之路”的實質是連接中國與世界,尤其是連接中國與中東地區,這與現在的“一帶一路”倡議目的是相同的。通過“一帶一路”,目前連接中國與中東的網絡已經形成,未來,如何進一步擴大這個網絡就變得尤為重要,也就是說,如何進一步擴大中東連接世界的中央樞紐作用很值得探討。他建議,中國可以加大法律方面的基礎建設,例如把“一帶一路”的法律框架融入到中東國家的法律之中,進而再進一步融入國際仲裁框架體系之中。來自法國KEDGE商學院的地緣政治研究主任葉海亞?祖必則提出,中國需要更大膽地參與到中東事務之中。

中國方面的專家,中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所長、中國中東學會會長楊光建議,打造中國與中東的“能源安全的合作共同體”。他同時指出,中國與中東在新一輪的再工業化進程中有許多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如何讓中東的石油國家擺脫石油依賴,讓非石油國家解決就業問題等等,都將成為雙方合作的契機。另外,楊光也表示,在基礎設施和金融方面的合作,雙方仍有巨大潛力可挖。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談到了中東地區的安全問題和應對之策。他說,要在中東地區倡導中國的安全觀、發展觀,即一種可持續發展理念。

在討論環節,上海世界經濟學會會長張幼文指出,要突出和關注“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性,弱化政治性。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前首席經濟學家納賽爾?賽義迪則建議,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要加大民營領域的投入。

在兩天的論壇中,與會專家將就全球視野下的“一帶一路”和中東、“一帶一路”與中東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中國與中東的經貿合作、產能合作與中東地區工業化、中國與中東的財政金融合作、中國與中東的能源資源合作等六個議題充分溝通交流。

中國不幹涉他國內政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中東由亂向治提供了新選擇。從政治和外交上看,中國是最大發展中國家,曆史上長期受西方欺淩,深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至今仍是中國外交的最大法寶。近年來,習近平主席相繼提出“亞洲安全觀”、“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新理念,強調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具體到中東地區,中國一直主張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政治解決地區爭端,支持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

當前,美國在中東實施戰略收縮,在其他國家看來顯然是個“填補真空”的好機會。但在中國看來,“權力真空”及“填補真空”等說法,都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體現。中國自覺將中國定位為中東穩定的建設者,而不是麻煩制造者。兩年前,習近平主席訪問中東時,明確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范圍、不謀求填補‘真空’”的“三不原則”。這與西方沿襲了幾百年的地緣政治理論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東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客觀上成為中東穩定與發展的“正能量”。

突出“發展優先”,以經濟發展促穩定,最終目標是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當前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體現在對外戰略中,就是“發展優先”,通過與外部世界共同發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種“發展優先”理念的政策折射。中國“發展優先”理念,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贏者通吃、制造新的“中心—邊緣”秩序,而是倡導“正確義利觀”,強調“共商、共建、共享”,推動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發展優先”和“正確義利觀”理念的政策體現,也是中國與中東深化經濟合作的新平台。

中國的“發展優先”理念及“一帶一路”倡議,對中東無疑是個利好消息。曆史經驗表明,只有處在世界商業路線和新的世界商業中心的地區,才可能成為資本投資的熱土。曾幾何時,伊斯蘭世界因雄踞東西方貿易陸路通道,經濟高度繁榮。隨著近代美洲大陸的發現,世界經濟中心日趨從陸路轉向海路,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伊斯蘭世界不再是新的商業路線必經之地,也不是世界商業中心,失去了利用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發展本國工業的條件後,伊斯蘭世界經濟日趨邊緣化。換言之,伊斯蘭世界的興衰與“絲綢之路”的興衰具有很強的正比例關係。而“一帶一路”實際是重啟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無論陸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路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東都是必經之地。這使伊斯蘭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曆史機遇。尤其當前,中東正處在沖突與動蕩不斷、各種矛盾迸發的困難時期,武力反恐、政體改革等舉措都是“揚湯止沸”,唯有加快經濟發展才是固本強基之舉。習主席2016年1月在阿盟總部演講中說得非常清楚:“破解難題,關鍵要加快發展。中東動蕩,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符合中東國家意願,有助於構建和諧與穩定的“新中東”。

據伊朗工程網站報道,政府發言人穆罕默德-巴吉爾·諾巴赫特表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的最新統計數據,伊朗已經成為世界第十八大經濟強國”。伊朗央行行長瓦萊奧拉·塞夫在金融會議上說:“我們正努力制定和實施有效措施,使伊朗經濟重新融入全球市場。”塞夫表示,伊朗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在改善,在石油生產和出口增長的支撐之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約為4%。塞夫表示,“在過去的財政年度,伊朗創造了65萬個就業機會,並會繼續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然而,預測今年的增長將主要依賴於非石油行業”。

伊朗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第三大石油生產國。據標准普爾的報告顯示,伊朗今年1月日均石油產量為383萬桶,得益於其國內南亞蘭油田的貢獻,比近兩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10萬桶。2017年11月,伊朗中央銀行報告提出,原油和石油產品的銷售收入比2017年增加了80%以上。

伊朗總統魯哈尼在2017年早些時候表示,謀求國際制裁的放松和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是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如果制裁能夠放松,在伊朗做生意就可能變得更容易。魯哈尼期待未來伊朗能獲得通向世界金融體系的渠道。塞夫表示,伊朗央行已與中國、丹麥等合作夥伴達成了中長期金融協議。為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伊朗央行致力於將其標准與國際規則進行整合。

據阿聯酋相關媒體報道,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發報告顯示,埃及未來有望成為地中海東部和北非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該國經濟增速將由2017年的4.2%提高到2019年的5.0%左右,預計2021年將達到5.5%。報告稱,埃及經濟競爭力得以恢複,其主要推動力是埃及中央銀行決定上調埃及鎊彙率。因此,與2016年相比,2017年埃及出口增長了約16%。然而,改革的代價是高通脹和購買力下降,這將可能抑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穆迪分析師認為,隨著埃及對外貿易價格競爭能力的恢複,以及經濟結構性競爭力的改善,埃及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指數中的排名升至第100位,這也使埃及成為中東地區進步最快的國家。這種改善將使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埃及,為該國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提供資金。

關於埃及的預算赤字,該報告預測,到2018年,埃及的財政赤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低於2017年估計的11%,並將繼續下行,到2019年達到8.5%。穆迪估計,埃及將有能力確保幾乎可以滿足所有國內石油需求的大型油田佐赫爾油田的投產,此舉將進一步推動埃及的經常賬目赤字與GDP的比值從2017年的6.8%下降到2021年的3.0%左右。

不僅埃及、伊朗這樣的中東人口大國的經濟發展出現起色,海灣產油國的經濟也迎來了發展轉型機遇。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在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主持下,該國進行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改革,以使沙特擺脫傳統且不穩定的石油經濟。

沙特能源部長哈立德·法利赫對投資者說,沙特王國正在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相關改革。“我們需要為未來做好准備,通過創新創造未來,一方面要保持我們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傳統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開發新的產業。更先進的制造業、旅遊業和社會領域的很多改革措施將會給我們帶來希望。”法利赫說。

沙特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項目常務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法赫德·拉希德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經濟正進入後石油時代,該國正在建設體量巨大的巨型城市,這些大城市將為國家未來增長提供幫助。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是一個在紅海建立港口和制造業城市的大型項目。這座新工業城市在沙特經濟轉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超越了以石油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從石油經濟轉向服務經濟,我認為未來沙特阿拉伯的經濟驅動力將是這些巨型城市。”拉希德表示,“我們要傳達的信息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石油時代,我們正在使經濟多樣化。”拉希德認為,2016—2017年,沙特阿拉伯的經濟增長非常艱難,但2018年情況應該有所改善。“我們已經看到了後石油時代的經濟前景,在港口工業、休閑和住宅(建築)等領域出現大量增長,我相信我們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埃及金融行業的發展仍不夠充分。相關數據顯示,在埃及,只有33%的成年人擁有銀行賬戶,這是掣肘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此外,在政治風險方面,穆迪的報告保持了對埃及的“高”評級,因為在2018年5月總統大選之後,其未來改革勢頭尚不確定。穆迪認為,高失業率和不平等給數量龐大的年輕人帶來了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可能減緩甚至逆轉經濟改革。同時,穆迪的這份報告認為埃及短期內出現政治動蕩的風險比較低。

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下,伊朗維持經濟發展殊為不易。一方面,與石油相關的制裁使伊朗經濟面臨著巨大困難;另一方面,伊朗也意識到了風險,提出經濟發展必須依靠非石油行業。在目前國際油價低迷的情況下,單純依賴石油行業會讓伊朗的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此外,沙特單方面投入巨資進行大型城市建設。對該國來說,這些史無前例的建設項目是一個發展機遇,但由於建設經驗缺失、資金來源單一等問題,這些項目也存在著一定風險。

從長遠來看,如果能持續擁有和平的環境,中東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勢應該是趨好的。但是,這些風險的存在也必須引起官產學各界的重視,以做到未雨綢繆,趨利避害。

《當代世界》總第434期刊文《2017:中東亂局又一年》指出,2017年中東地區動蕩延續,在大國博弈、教派沖突和恐怖主義的多重沖擊下,中東原有政治安全格局被打破。隨著地區新熱點難點的不斷湧現,建立地區新秩序的前景依然難料,

中東形勢未來發展仍存在較多變數。

全文如下:

2017年,中東地區動蕩延續,同時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格局性調整變化。美國與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問題上博弈激烈,俄取得局部優勢。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爭鬥進一步升級,成為牽動中東格局演變和熱點聯動的主線。在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敘利亞、也門內戰、伊朗核問題以及巴以沖突等老問題沒有解決,又新增了卡塔爾斷交危機、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謀求獨立等新熱點。地區反恐鬥爭取得重大進展,“伊斯蘭國”作為“國家形態”被摧毀,但隨其不斷加緊外線擴張,未來地區和國際反恐形勢將更趨複雜。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一定程度上對奧巴馬執政後期從中東戰略收縮進行回調,但不願在中東消耗過多戰略資源,只想保持影響、撈取實惠,其主要政策目標是反恐、鞏固與地區盟友關係以及平衡俄羅斯和遏制伊朗。一年來,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調整基本以問題為導向,覆蓋廣泛的地區議題,但尚未形成系統性戰略。美國領導的打擊極端組織國際聯盟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加大打擊“伊斯蘭國”力度,取得重大進展。在伊朗核問題上,特朗普拒絕認定伊朗履行伊核協議承諾,出台新的制裁措施,並積極打造地區“遏制伊朗”聯盟。特朗普首訪中東,努力修複與沙特、以色列等國關係,借助地區盟友對中東局勢走向施加影響。美國還加大對敘利亞境內武裝反對派的資助和支持,與俄羅斯展開角力。

特朗普上台後,一度對俄示好,但兩國結構性矛盾很快凸顯。隨著“通俄門”“泄密門”在美持續發酵,兩國關係緩和進程遭遇嚴重挫折。俄在中東有傳統的能源、軍事及經濟利益。當前,俄主要通過加大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支持,局新軍事基地等作為影響地區的重要手段,以敘問題為主要籌碼反制美歐打壓。俄與伊朗、土耳其建立“利益同盟”,推出敘問題阿斯塔納進程,在敘設立沖突降級區,實則劃分三國勢力范圍,使得在敘軍事存在合法化,從而獲得戰略主動。預計下一步俄羅斯將牢牢把握敘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加大對伊朗陣營支持力度,與美展開角力,通過在中東擴大戰略空間,增大與美在全球戰略層面博弈的籌碼。但應看到,美俄雙方出於各自內政外交需要,改善彼此關係的願望並未消失,將會注意留有餘地。

在美國支持下,沙特內外政策趨於強硬,對內重拳“反腐”,力保王儲加快接班,對外強勢“反伊朗”,深度介入敘利亞局勢,斷然與卡塔爾斷交,加大打擊也門胡塞武裝力度,據稱甚至與以色列開展情報等領域合作,揚言“把戰火燒到伊朗”。但沙特國內形勢變數猶存,卡塔爾斷交危機僵持導致海合會停擺,影響了沙特強硬政策的實施效果。

伊朗利用伊核協議簽署後國際處境改善的有利時機,不斷鞏固什葉派陣營,利用斷交風波進一步拉攏遜尼派國家卡塔爾和土耳其,擴大地區影響力,增加與美西方關係的運籌空間。沙伊對抗進一步升級,已成為牽動中東格局演變和熱點聯動的主線,但沙伊之間直接、正面碰撞的可能性不大,代理人戰爭仍將繼續。

土耳其一方面希望在地區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不願庫爾德問題失控,因此大幅調整政策,與美拉開距離,與俄羅斯、伊朗走近,共同推進敘利亞問題阿斯塔納進程,俄、伊、土“新三角”在地區的作用值得關注。

2017年中東反恐鬥爭取得關鍵性進展。在美、俄分別領導的反恐聯盟的同時打擊下,“伊斯蘭國”接連丟失摩蘇爾、拉卡等要地,主力遭受重創,“國土”喪失殆盡,其“國家形態”已被毀,僅在“幼發拉底省”“代爾祖爾省”等部分遊擊區尚有殘部流竄。可以說,“伊斯蘭國”自2014年以來的崛起勢頭已告結束。

但地區恐怖主義活動並未因此終結,特別是已遭受重創的“伊斯蘭國”出現一些新動向和新特點。一是部分“伊斯蘭國”武裝人員被打散後回流本國,同時“伊斯蘭國”也主動派遣部分骨幹轉入阿拉伯半島、西奈、馬格里布等地,開展外線擴張。目前“伊斯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躍的恐怖組織。二是放棄陣地戰和正規戰,回歸更加難以防范的傳統套路。“伊斯蘭國”重拾遊擊戰和“獨狼式”恐襲,意在擴大影響,顯示存在,埃及西奈恐怖主義襲擊即是重要標志。三是與“征服陣線”“基地”組織等新老恐怖組織加強合作,擴展生存空間。四是利用互聯網等新技術有效開展意識形態傳播和人員招募工作,並繼續獲得來源穩定的外部資金支持。毫無疑問,未來地區和國際反恐形勢將更趨複雜。

敘利亞問題進入新階段。敘大規模戰事漸入尾聲,巴沙爾政權初步站穩腳跟,其背後的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三國聯盟在與美國、沙特一方的較量中據主動。隨著極端組織在敘據的領土被收複,俄美分別支持的敘政府軍與反對派爭搶地盤的鬥爭將成為未來敘局勢演變的主要內容。敘境內反恐戰爭可能置換為代理人戰爭。俄美在巴沙爾去留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分歧嚴重,雙方在敘問題上可能長時間呈現競爭性對抗態勢。

巴勒斯坦內部和解未竟,巴以和談難以重啟。法塔赫與哈馬斯達成和解,是哈馬斯內外交困、因勢謀變的結果。但雙方在政治領導權、安全部隊控制權等核心矛盾上難以達成一致,未來走勢仍存變數。特別是近來特朗普宣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再度激化了巴以、阿以矛盾,也將導致地區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

美繼續取行動對伊朗進行打壓。特朗普認為伊核協議難以阻止伊朗擁核,嚴重威脅美戰略利益,遂以伊不履行協議為由,出台多項制裁措施,企圖逼伊朗就范。但歐盟、俄羅斯和中國堅持協議合法性和有效性。伊朗借助國際社會支持,拒絕對美讓步。預計美伊角力將呈長期化趨勢。

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獨立公投遭各方壓制。庫區政府認為,中東地緣政治秩序和政治版圖發生重大變化,伊拉克、敘利亞實力嚴重下降,土耳其內外危機嚴峻,伊朗面臨美國新一輪遏制,當前是地區庫爾德人立國的曆史最好時機,遂不顧各方反對強行舉行獨立公投。但此舉不僅激化了伊庫族與中央政府關係,而且引發兩伊、土耳其聯手打壓,庫爾德人的建國夢短期內難以實現。

卡塔爾斷交危機影響海合會團結。2017年年中,沙特、埃及、阿聯酋和巴林以卡塔爾“幹涉他國內政、支持恐怖主義”等為由宣與卡斷交,導致海合會內部矛盾重重,並使卡出現向伊朗靠攏的趨勢。

此外,也門前總統薩利赫與胡塞武裝聯盟關係破裂後遭後者襲擊身亡,下一步可能出現胡塞武裝與反胡塞聯盟北南對抗局面。利比亞政治進程舉步維艱,各派政治力量各自為政,民兵武裝割據嚴重,國家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

土耳其成功舉行修憲公投,將實行總統制,埃爾多安重新擔任正義與發展黨主席,鞏固了正發黨執政地位,反對黨在土政壇作用進一步削弱。阿爾及利亞舉行立法和地方選舉,民族解放陣線與民族民主聯盟連續獲勝,執政地位得以維持。摩洛哥打破組閣僵局,公正與發展黨領銜組成多黨聯合政府,維持執政地位。蘇丹民族和解政府成立,主要反對黨人民大會黨等首次入閣,蘇政局基本保持穩定。與此同時,伊朗改革派領導人魯哈尼連任總統,但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依然存在。南蘇丹總統基爾與反對派領導人馬夏爾兩派矛盾依然尖銳,對南蘇丹政治與安全穩定造成不利影響。

中東各種矛盾紛繁複雜,各種力量博弈爭鬥,傳統熱點與潛在風險交織,形勢脆弱性、不確定性更加凸顯。預計2018年中東各類突發事件可能增多,地區形勢將更加錯綜複雜。首先,美俄中東博弈的不確定性給地區形勢帶來新的變數。美俄博弈是決定地區形勢下一步發展的最大變量,兩者關係變化將直接影響到以美國、以色列、沙特為一方的“事實聯盟”和以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為另一方的“利益同盟”的關係,並將對地區形勢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其次,沙特和伊朗的爭鬥可能成為影響地區形勢發展的主要矛盾。目前看,沙特步步緊逼的態勢隨時可能引爆突發事件,刺激地區局部性沖突。而伊朗慣於圍魏救趙、多點聯動的策略也可能將沙伊爭鬥的影響擴大到整個地區。第三,地區和國際反恐形勢面臨新挑戰。隨著“伊斯蘭國”在主戰場被擊潰並轉入外線擴張,美、俄及地區主要國家開始借“反恐”謀取地緣政治利益,各方博弈日趨激烈,地區和國際反恐形勢將更加複雜。第四,中東熱點問題依舊複雜難解。由於各方矛盾激化,中東熱點問題政治解決難度加大,也門、利比亞戰亂將會持續,敘利亞、巴以問題難有實質推進,伊朗核問題發展前景存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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