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怎樣成為總司令的？

朱德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先后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總司令”這一稱呼從紅軍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從舊軍隊的護國名將，到新型人民軍隊的總司令，其間經歷了哪些艱苦卓絕的跨越？

立志救國，千里尋黨

1886年12月，朱德出生于四川省儀隴縣的一個貧苦佃農家庭。23歲他考進云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后被分配到云南新軍蔡鍔的部下。在短短4年多的反清斗爭中，朱德歷任司務長、連長、營長、團長，成為遠近馳名的滇軍名將，打下了帶兵和指揮作戰的扎實基礎。

1917年，朱德被任命為靖國軍的旅長。這時，在外人看來他已是功成名就，“較之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時，勞逸奚啻天淵”，可以過悠閑舒適的生活了。但是“詎料國事日非”，革命的局勢卻總是與愿望相背離，使他“陷入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治軍之暇，博覽群書，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五四運動的猛烈風暴，使朱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折。1922年，朱德調任云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因云南軍閥混戰遭到唐繼堯通緝，他下定了離滇出國的決心。

這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一年了。他從親身經歷中逐漸認定只有這個黨才能給苦難深重的中國指明出路，迫切希望找到黨并成為其中一員。在上海他找到黨的負責人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請求。而陳獨秀認為，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入黨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于是朱德只好另尋他法。他來到法國巴黎找共產黨旅法組織的周恩來，不巧的是周恩來已到德國去了，便追到德國，終于在柏林找到周恩來的住所。當周恩來的房門打開時，他顧不得拉過來的椅子，幾乎是“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十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述說自己的身份經歷和入黨請求。在周恩來介紹下，朱德作為秘密黨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員。

武裝起義，甘當配角

朱德再次回到闊別近4年的祖國時，正趕上北伐戰爭的革命洪流，受黨的指派到國民革命軍工作。北伐戰爭中，共產黨派出包括朱德在內的大批黨員幫助、支援和參與國民黨的軍事工作，在戰爭動員、軍隊政治工作、建立工農武裝等方面受到全新的實踐鍛煉，為黨獨立領導武裝作了前期準備。大革命后期，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隨后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血的慘痛教訓使共產黨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惟一出路是，必須拿起槍桿子，堅決進行武裝反抗。

武裝反抗的第一個實際行動就是南昌起義。此前，朱德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轉到南昌的國民革命第三軍工作，擔任該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之后又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長。因為這個軍是云南部隊，里面有不少舊部和老同事，他與這支部隊的高級軍官們有著很深的歷史關係。因此，中央要求朱德參與南昌起義的籌備工作。1927年7月27日，以商人身份作掩護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到達南昌住進花園角二號的朱德寓所。朱德攤開精心繪制的南昌市區地圖，詳細地向周恩來匯報了敵軍的兵力部署。

起義由朱德“請客”拉開序幕。7月31日晚，朱德奉前委指示，利用他與滇軍的“舊誼”，把敵方的兩位團長請到離他們駐地很遠的嘉賓樓盛宴款待。酒足飯飽之后，又到距此不遠的大士院32號打牌消遣。午夜，賀龍部一副營長得到起義消息跑來向其團長告密。朱德不露聲色，沉著應對。送走“客人”，朱德迅速趕到指揮部向賀龍總指揮報告，賀龍又立即向坐鎮前委秘密指揮所的周恩來匯報。前委果斷決定，起義由原定的8月1日凌晨4時提前到2時。到清晨6時，城里的國民黨軍隊全部肅清，起義取得了成功。

在南昌起義中，由于剛回國參加工作不久，更主要是因為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朱德還不是前敵委員會的成員，但是他對南昌起義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如周恩來的高度評價，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向導”。

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前委決定起義軍撤出南昌，南下廣東，實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據地。起義軍被編為第九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共三個軍。第九軍剛成立，原來任命的軍長沒到位，由副軍長的朱德改任軍長，兵力只有軍官教育團的三個連。朱德帶領先遣隊走在前頭，南下途中，他一面著手組建第九軍的指揮機構，一面整編部隊，吸收工人和青年學生入伍。

9月初，起義軍來到福建長汀，廣東遙遙在望了。怎么打進廣東？前委經過討論最后決定：主力部隊沿江直取潮州、汕頭，爭取佔領出海口，以便得到國際援助；把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劃歸朱德指揮，扼守三河壩，以防敵軍抄襲主力的后路，這就是三河壩分兵，這次分兵，把戰斗力最強的兩個師分開，使起義軍整體實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后來被陳毅稱作“悲慘的決定”。

朱德率部在三河壩經過三晝夜血戰，認為掩護任務已經完成，在面臨全軍覆沒的危急時刻撤出戰斗，去追趕主力。可是，一個意外的沉重打擊到來：主力已在潮汕失敗。這時，敵人大軍壓境，其勢洶洶；起義軍剛從各方面會合起來，又突遭失敗，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隨時都有被擊潰或解散的可能。

關鍵時刻，朱德站了出來。他找來部隊骨干開會，斷然決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把革命干到底！會議決定：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在向贛南進軍途中，為了從根本上鞏固部隊，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朱德、陳毅對部隊進行了三次整頓，即著名的“贛南三整”。

第一次是天心圩整頓。在軍人大會上，朱德斬釘截鐵地說，黑暗是暫時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當有人問“我們該怎么辦”時，朱德堅定地說，“打游擊呀！”先找個地方站住腳，然后再圖發展。這次整頓，指戰員們穩定了思想，堅定了信心，看到了光明。第二次是進行大余整編：壓縮編制，整頓黨團組織，加強黨對部隊的全面領導。第三次是上堡整訓，著重紀律教育，開展軍事訓練。這些做法，與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的“三灣改編”具有異曲同工之處。

朱德所率部隊不久上了井岡山，實現了朱毛會師，成為以后人民軍隊最精銳部隊的重要班底。正是在關鍵時刻的挺身而出，奠定了朱德在人民軍隊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品格風范，堪稱楷模

朱德在1930年8月第一次擔任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1933年5月，中央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此后，雖然名稱有所不同，朱德都擁有人民軍隊的最高頭銜。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通過憲法，國務院設國防部，不再設總司令職務。但是，廣大官兵和群眾依然稱他為“朱總司令”。朱德成為人民軍隊的總司令，與其所具備的品格風范是分不開的。

堅定的理想信念。朱德出身貧苦，目睹中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備嘗世事艱辛，決心到邊疆云南“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為了與舊軍隊決裂，他放棄高官厚祿，遠涉重洋，“尋找拯救中國的道路”。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樹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崇高理想后，無論面對什么樣的艱難險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終沒有動搖。

堅強的黨性原則。南昌起義時，盡管朱德的年齡較大、過去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他沒有以此自居，而是充分發揮利用自身優勢和條件，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地干好黨分配的工作。長征途中，面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朱德大義凜然，堅定地說，天下紅軍是一家，紅軍在黨的領導下，是一個整體，不能分裂。在張國燾公然宣佈另立“中央”后，朱德堅決反對，明確指出：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表現出共產黨人可貴的黨性原則。

堅韌的本色作風。朱德向來平易近人，與戰士打成一片，始終保持純樸的本色。行軍作戰，他與戰士們同甘共苦；休息娛樂，他與戰士們一起在球場上奔跑。陳毅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曾介紹過紅四軍軍長朱德之所以被大家稱作“伙夫頭”，是因為他“芒鞋草履、十分襤褸”。抗日戰爭時期，身為八路軍總司令的朱德，為了給遠在四川老家80多歲的母親寄生活費，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同學寫信求援。他還被美國記者斯特朗描述為“簡樸得像個農民的人”。正是這個“簡樸得像個農民的人”，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延伸閱讀：朱德同志關懷炮兵建設

朱德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他對中國革命，特別是對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建設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現僅據我親自經歷的朱總司令對人民炮兵部隊的建立和發展給予的親切關懷記述如下，以此做為對朱德同志的深切懷念。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全力推動下，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全面開展起來。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朱德彭德懷同志率領下，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當時，八路軍總部惟一的山炮連，也隨軍進至山西省五臺縣境內，配合步兵作戰。此時，國民黨閻錫山部隊，在日寇進攻面前，一觸即潰，倉惶而逃。在后逃中，將十余門山炮和野炮棄于五臺縣滹沱河中。一二九師徐向前副師長得知這一情況后，非常重視，立即派部隊前往撈炮。為鼓勵閻錫山部隊繼續抗戰，遂將撈起的其中四門野炮給閻錫山部送了回去。將其余八門山炮上交給八路軍總部。為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中央軍委于1937年10月決定，以總部山炮連為基礎，加上一二九師從河中撈起的八門山炮，組建成八路軍總部第一個炮兵團。1938年1月28日，在山西省臨汾縣劉村鎮，炮兵團召開了建團大會。同年3月，炮兵團奉命西渡黃河，轉移到陜西洛川進行整訓。整訓期間，朱德總司令親臨炮兵團作指示和作時事報告。朱總1938年9月來到炮兵團檢查整訓工作時，細心地觀看了部隊的兵器操作和演習，看完演習后，先向排以上干部講了話，又在全團指戰員大會上作了報告，著重講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要求大家樹立和堅定抗日必勝的信心。他對炮兵團建立的意義和作用以及如何建好炮兵團做了許多指示，要求全團指戰員，努力學習軍事技術，盡快提高作戰能力，一定要把炮兵團建設好。朱總的指示大大鼓舞了全團指戰員的學習情緒和抗戰熱忱。

1939年1月，在炮兵團成立一周年時，朱總司令又為炮兵團親筆題詞：“堅持抗戰勝利歸于我們”。同時，還給炮兵團辦的報紙題寫了“骨干”二字報頭。號召大家努力提高本領，加強炮兵建設，真正成為我軍的火力“骨干”。

在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和鼓舞下，炮兵團迅速掀起了大練兵的高潮。雖然學習中遇到很多困難，但是，指戰員抱著一定要把八路軍第一個炮兵團建設好的決心，勤學苦練，互教互學，在較短時間內，軍政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 進入1939年以后，前方的作戰任務十分緊張，炮兵團很快結束了整訓任務。遵照上級指示，除一營由匡裕民、袁光率領駐洛川，保衛陜甘寧邊區以外，全團開赴晉東南參加作戰。時逢第十八集團軍總部（駐山西路城中村）召開朱總司令就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職務大會。炮兵團連以上干部也參加了大會并聆聽了朱總司令的講話。在此期間，朱總司令還接見了炮兵團的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他說：到敵后，要繼續加強戰備訓練，做到邊戰邊訓，不斷提高對敵作戰本領。全團同志遵循總司令的指示，開展了敵后練兵活動，隨時準備投入戰斗。從此，炮兵團在朱總司令和彭副總司令的領導下，轉戰敵后，戰斗十分頻繁，打了許多勝仗。從1939年冬到1940年冬，以蔣介石為首的頑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和美帝國主義的勸降下，兩次發動反共高潮，在以重兵包圍和進攻我解放區的同時，還停發了我軍的軍費和裝備、服裝等，對我邊區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切斷了邊區和外界的經濟聯系，妄圖把我邊區軍民困死、餓死。與此同時，日本侵略軍緊密配合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對我抗日根據地實行瘋狂、殘酷的“掃蕩”和“蠶食”，想要把我根據地壓垮、吃掉。在此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一面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的艱苦斗爭；一面向全黨全軍發出“精兵簡政”和“生產自救”的號召。根據地廣大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1941年7月，炮兵團奉命開赴南泥灣，執行朱總司令倡導的“屯田政策”，一面開荒生產，一面監視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可能發動的進攻。

南泥灣在延安東南九十余里，土地肥沃，便于開墾。但這里人煙稀少，樹大林深，部隊到達后，既沒有糧食可供充饑，也沒有房屋可以御寒，牲畜沒有草料，車輛無路通行，真是困難重重。正在這時，我們的朱總司令接連兩次來到南泥灣，看望炮兵團全體同志。他在歡迎會上，首先向干部戰士們耐心地講述了屯墾南泥灣的重大意義，他說：由于敵人的圍困封鎖，邊區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坐以待斃；一條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走哪一條路呢？我看應當走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路。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希望大家趕快行動起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發展經濟渡過難關。全團同志對總司令的講話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致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自己動手，克服困難，搞好開荒生產。當朱總司令了解到部隊缺乏生產工具，要搞好生產，困難確實很多時，就批示邊區政府為炮兵團撥發了鋤、鎬、鍬和鑄鐵等生產工具。戰士們得到了這些生產工具，真是如虎添翼，信心倍增，并且從心里感激總司令對炮兵團的關懷。

當時，從延安到南泥灣只有一條崎嶇的山間小路，部隊往來和運送物資都十分困難。上級決定修筑一條從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鋪直達南泥灣的公路。這一修路任務，交給了炮兵團的三營九連。當時，我在三營任教導員，團領導要我帶領九連執行這一任務。在我們剛剛開上山時，朱總司令在邱創成政委的陪同下，也徒步來到山上，又一次察看了公路的路線。在察看過程中，他席地坐在山上的羊腸小道旁邊，要我和九連連長趙大滿，指導員范船，圍坐在他的身邊。總司令先向我們交待了任務，然后講到修筑這條公路，對發展邊區經濟的重要意義，要我們一定按政府的要求，按時圓滿地完成任務。這時，秋風蕭瑟，天氣已經很涼了。總司令看到干部和戰士們都還穿著從前方回來時的單衣，他就要總后勤部盡快給部隊解決棉衣（不久，全團每人都領到了一套新棉衣和邊區生產的羊毛毯子）。我們聽著總司令的指示，心中非常激動，雖然天氣很涼，可我們的心里都熱乎乎的。總司令對部隊既嚴格要求，又象慈母般地關心和愛護。特別是總司令在這南泥灣的荒野之中和我們坐在一起，促膝談心，暢談南泥灣和邊區的光明前景，態度是那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了我們的腦海之中。我們一致向總司令表示：請總司令放心，我們一定要把公路修好，按時完成任務。

九連指戰員在邊區政府建設廳的指導下，克服工具不足，沒有經驗等困難，投入了緊張的施工。施工任務雖然很艱巨，但朱總司令的殷切希望，時時刻刻鼓舞著我們。大家發揚不怕苦，不怕死，連續奮戰的精神，終于用九十九天的時間搶在大地封凍以前完成了六十多里的筑路任務。朱總司令知道公路已經修通時，就乘坐一臺華僑援助八路軍的大卡車，沿路駛來，親自檢查驗收。當他發現公路在山區的轉彎處，有個別地方曲半徑不夠時，就要我們再設法加寬路面，以保障車輛行駛的安全。大家都為總司令這種認真細致、一絲不茍的精神所感動。我們立即按總司令的指示，將各重要地段又重新檢查一遍，并做了修補。這條公路的建成，大大方便了從延安抵達南泥灣墾區的交通，保證了人員往來和物資運送的需要。

從1942年起，部隊全面開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產勞動。為幫助炮兵團搞好生產、建立家務，朱總司令還親自批示總后，撥給炮兵團十輛大馬車，建立運輸業。同時，還指示我們搞一些商業，以繁榮延安的市場。遵照朱總司令的指示，炮兵團在延安南關新市場開辦了一月商店。在商店開業前，朱總司令親自為商店命名為“西北商店第三分店”。此后，炮兵團又建立了生產管理處，開辦了以“新豐”命名的油坊、酒廠、面粉廠、木材廠和大車廠以及商店、飯館等企業。從1942年到1944年，朱總司令每年都到南泥灣看望炮兵團和檢查工作。在總司令的關懷下，炮兵團已開墾并種植農作物一萬六千二百余畝，收細糧（脫粒后的糧食）二千五百余石，收蔬菜六十四萬余斤，共折合邊幣一億八千萬元。不僅達到了自給自足，豐衣足食，使敵人的經濟圍困政策失敗，還上交了一部分糧食給邊區政府，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密切了軍政、軍民關係。通過生產勞動，部隊也得到很大的鍛煉和提高，涌現了一批勞動模范，炮兵團被譽為邊區的生產模范部隊之一。

1944年，抗日戰爭已處于戰略反攻的前夕。黨中央、毛主席指示解放區軍民，抓緊時機，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壯大人民革命力量。為了迎接全國的大反攻，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對付國民黨反動派可能挑起的突然事變，黨中央于7月1日，又頒發了關于整訓部隊的指示，確定在現有基礎上加緊整訓部隊，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為將來我軍發展一倍至數倍準備條件。在此形勢下，軍委在1944年秋決定，在八路軍炮兵團的基礎上成立我軍第一所炮兵學校，命名為“延安炮兵學校”。1945年4月，全校正式開課。因為當時正在舉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以直到“八一”建軍節時，才正式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在開學典禮上，朱總司令首先講話，他詳細地論述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然后講了軍委決定在炮兵團基礎上組建我軍第一炮兵學校的重大意義。要求全校同志要繼承和發揚紅軍大學和抗日軍政大學的光榮傳統，把學校辦好。最后，他號召“模范戰士上炮來”，希望大家努力學習，干一輩子炮兵，為人民炮兵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朱總司令的號召，給全體教職學員以極大的鼓舞。大家紛紛表示：要終身為人民炮兵事業而戰斗，以炮兵建設的成就來回答黨和首長們的關懷和期望。時，也有少數學員到校后，看到炮校裝備很差，生活條件也很艱苦，要一面學習，一面參加生產勞動，因而學習不夠安心。朱總司令了解這一情況后，在開學典禮結束時，親自同七名營級學員談了話，耐心地解答了他們提出的有關學習、生活上的問題。特別是對他們思想上的問題，更是非常關心，并且針對他們的思想問題，給予了諄諄教誨。看到朱總司令對學員們的政治思想是這樣的關心，大家不由地想起了1942年整風時，朱總司令正在南泥灣中央療養院養病，當他知道炮兵團的干部，正按照中央要求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聯系實際檢查思想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他不顧身心勞累和炎炎暑天，特地來到炮兵團為部分干部講述了整風的重要意義，要求大家積極自覺地投入整風中去，把三風整頓好。使大家難以忘懷的另一件事，就是在炮校開學典禮時，原計劃進行迫擊炮和山炮實彈射擊，給總司令和其他來賓看一看。朱總司令看了計劃以后，把山炮實彈射擊的項目取消了。他說：“一發山炮彈就是一個中農，不能打，節省下來消滅敵人。”山炮實彈射擊雖然取消了，但大家在思想上卻感到有了很大收獲，受到了深刻教育。

為了加強炮兵的建設，朱總司令在參加炮校開學典禮以后，在8月6日，又就趙章成同志（當時任炮校迫擊炮主任）關于加強迫擊炮知識教育和兵工生產的建議，給黨中央寫了《關于建設迫擊炮分隊及兵工生產的意見》。毛澤東同志于8月12日即批示：“照總司令的意見辦。”在黨中央、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關懷下，炮兵部隊在很短的時間內有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火力突擊力量，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人民解放軍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陷于土崩瓦解狀態，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已成定局。但是，一切反動派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國民黨政府一面組織殘余的軍事力量，奮力經營長江防線，妄圖憑借長江天塹負隅頑抗。另一方面則玩弄新的“和談”陰謀，妄想以長江為界分而治之，以便爭取時間，卷土重來，消滅人民革命力量。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主席為新華社寫了1949年新年獻詞，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我軍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關于絲毫不能松懈戰斗意志的指示，進行了充分的渡江作戰和向全國進軍的準備。在渡江戰役的前夕，朱總司令來到了天津，在華北軍區和天津市領導和四野特種兵首長陪同下，在天津部署海防作戰，防備敵人在我大軍渡江之際對我后方口岸進行擾亂，破壞我軍正面渡江作戰。朱總司令抵天津后，親自到塘沽至山海關一線查看地形，并到炮二師三十團親自看了炮陣地，檢查了陣地偽裝，并且告誡我們決不能麻痹大意，不僅要準備蔣機來空襲，而且要準備對付美國飛機可能來轟炸，要做好充分準備。他還具體指示我們要挖一些防空洞，平時把炮放在洞里，訓練或作戰時拉出來。為抓好一線炮兵部隊的戰備工作，朱總司令還命令炮二師副師長張志毅和我師副政委留在炮三十團，就地幫助指導。我們根據總司令的指示，留在該團掌握部隊情況，一直到我軍勝利渡江以后，才離開該團。

朱總司令在天津視察期間，還帶領我們考察了大沽口炮臺。當時，我看到這個炮臺只是一個大土堆子，我說：“這么個土堆子有什么用呀？”朱總司令聽到后對我說：“你不要看不起這個炮臺。咸豐九年時，英法聯軍一個很大的艦隊，蠻橫地闖入了大沽口，集中艦上火力轟擊這個炮臺，并以陸戰隊強行登陸。這個炮臺的守軍，向敵人進行了猛烈而有效地反擊，擊沉擊傷敵艦近十艘，陸戰隊也傷亡大半，英軍頭領海軍上將何伯也被擊傷，使這支侵略軍狼狽逃出大沽口。到咸豐十年，由于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開門揖盜，英法聯軍才得于不設防的北塘口登陸，從陸路抄襲了大沽炮臺。”朱總司令向我們講述這段歷史，給我們進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們更加重視海岸防御和加強炮兵建設，激勵我們更加自覺地把炮兵建設搞好。

全國解放以后，為統一全軍炮兵的領導，進一步加強炮兵部隊的革命化、正規化建設，中央軍委于1950年3月，決定籌建炮兵領導機關。朱總司令對于兵種領導機關的建立及其工作，做過多次重要指示，并且親筆題詞：“建設人民炮兵，保衛國防。”鼓勵我們在我軍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中，把部隊建設搞好，完成黨和國家賦予我們的各項戰斗任務。在抗美援朝期間，朱總司令對炮兵部隊的改裝、擴建以及部隊的訓練、作戰等，都做過許多重要指示。直到1957年時，朱總司令雖然年事已高，并且擔負著黨和國家、軍隊的許多繁重的領導工作，但他仍然關心著炮兵的建設事業。為加強炮兵干部的培養和深造，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炮兵學院。朱總司令親自為炮兵學院選定院址。他說：宣化距北京較近，靠近領導機關，便于指導學院的工作。在總司令的關懷下，經過較短時間的籌備，炮兵學院即開始招生、開課。此后，為炮兵部隊培養了大批干部。

敬愛的朱總司令對炮兵部隊從最初的組建，到以后的訓練、作戰和干部培養等方面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這些難忘的教誨，將永遠激勵著我們繼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志，發揚我軍光榮傳統，在黨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下，在炮兵部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面對炮轟泰然處之——朱德的“文革” 歲月

反對“頂峰”提法遭林彪嫉恨

山雨欲來風滿樓。“文化大革命”前夕，國內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5年12月，80歲高齡的朱德，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上海十二月會議”。對這次會議的內容，會前的朱德毫不知情。

會上，當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與野心，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搞突然襲擊，暗中指使其同謀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等，在會上對羅瑞卿進行圍攻，指責羅瑞卿在1964年組織的全軍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只突出技術的單純軍事觀點；抓住羅瑞卿說過的“不應該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句話，誣蔑是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還無中生有地說羅瑞卿要“篡軍反黨”等等。在會上，朱德對林彪等人這種做法非常氣憤，表示異議。還針對自1959年9月彭德懷被免職，林彪接任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后，多次鼓吹什么“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這種違反辯證惟物主義和歷史惟物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反對意見。在林彪等批判羅瑞卿反對“頂峰”的提法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時，朱德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不符合馬克思辯證惟物主義和歷史惟物主義的觀點嘛，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意味著不能發展了，怎能這么說呢？”林彪等聽了朱德的發言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便懷恨在心，醞釀著對朱德的報復。

“上海十二月會議”后，林彪等人加緊了篡黨篡軍奪權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4日至26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此，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開始了。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編造謊言說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歪曲事實的批判。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惟物辯證法。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32本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二年時間讀完，連下來就讀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于“頂峰”的發言，誣陷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他攻擊朱德說：“別看你沒有本事，整天笑嘻嘻的，其實你有野心，總想當領袖。”同時，康生也在會上誹謗朱德是“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入黨，還是黨外人士”；并誣蔑朱德“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還到處煽風點火，惡毒攻擊和誣陷“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朱德是老機會主義者”等等。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反黨集團骨干分子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赤膊上陣，指名道姓地誹謗朱德。盡管林彪反黨集團骨干到處利用機會攻擊朱德，但朱德以他的革命經歷與品格及對黨、對革命、對人民所表現的忠誠和卓越才能，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這次會議上，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1個常委之一。林彪對此更是懷恨在心，對朱德施明槍、放暗箭，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陰謀策劃，企圖在全國掀起“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惡浪。

面對炮轟泰然處之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竄到中南海黨中央機關，召集黨中央機關造反派頭頭開會，策劃佈置“炮轟朱德”。當天晚上，指使幾十個戴著紅色造反派袖標不明真相的年輕人，突然闖進朱德在中南海的住處，亂吼亂叫，聲言揪出朱德，造朱德的反。他們在朱德住處的門前、墻上貼滿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的標語和大字報，庭院里的地上用石灰刷寫了“炮轟朱德”、“朱德滾出中南海”等侮辱性的大標語，還揚言要把朱德一家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德正在玉泉山參加一外事活動，他聽到這些消息，連忙趕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車剛開進中南海西門，遠遠就看見各種紙張的大字報貼的到處都是。他很奇怪，自己哪來這么多“罪名”。于是他湊近去看，看過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嚇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話：“反對毛主席”。這可真是天大的誣蔑：誰人不知當年紅軍是“朱毛”，朱德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那幾天，朱德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寬大的辦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嘆氣，反復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康克清過來問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問：“只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和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毛澤東對這一行動表示了支持。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繼而掀起從中央各部門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乃至各行各業的全面奪權風暴。“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狂潮驟起，全國陷于空前混亂之中。林彪等人陰謀策劃“炮轟朱德”的活動也隨之逐漸加溫、升級。

朱德對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頑強的抗爭。1月11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針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的問題，在會上發言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把什么都搞亂了，搞到造成破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這怎么能行，要注意下大力量及時妥善解決。”他又針對新出現的群眾組織之間武斗升級問題，強調說：“我們制止武斗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還是一意孤行，武斗不但沒有制止，甚至還在逐漸升級，發展到動槍動炮，砸機器、燒房屋，胡亂抓人，害人，這一定是有人在幕后策劃搞鬼，破壞革命隊伍內的團結，廣大群眾和干部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注意識別這些人的陰謀詭計。”這些話使林彪、江青等人坐臥不安，他們更加嫉恨朱德。

不久，林彪、江青暗中指使戚本禹，煽動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民大學部分學生在街頭貼出“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地處鬧市，離全國婦聯機關不遠的北京市東單燈市東口街道的墻壁上辟了“朱德罪行”專欄。北京的一些群眾組織還成立了“揪朱聯絡站”。戚本禹等人暗中加緊策劃，準備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批斗朱德，并讓康克清陪斗。后來，由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及時干預，才使戚本禹等人的陰謀未能得逞。但是，北京造反派并未罷休，竟又在戚本禹指使下，派出“揪朱兵團”竄到朱德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大吵大鬧要召開“聲討”朱德大會，張貼“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等大字報和標語，無禮闖進朱德舊居陳列室，搗毀和抄走文物，煽動當地群眾反對朱德。由于朱德在全國人民和家鄉人民中都享有崇高威望，當地群眾并不到會，“聲討”朱德大會也只是由北京竄來的幾個造反派用高音喇叭，胡亂大叫大喊一陣子了事。他們在一棟空閑舊房里住了一天，當地群眾不給他們飯吃，也不供應水喝，第二天當地群眾就把他們轟走了。

更有甚者，林彪還指派他在江西的親信，竄到井岡山，強令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篡改陳列品說明詞，將當年朱德在井岡山挑糧扁擔改寫成是林彪挑糧用的扁擔，將扁擔上的“朱德記”三個字換寫成“林彪記”；把描繪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撤下來，換成毛澤東與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

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批評了在“一月風暴”期間出現的把斗爭矛頭指向朱德的錯誤舉動。他對出席會議的中央軍委委員說：“朱德同志還是要保，他在國際國內的威望很高，要按照延安的規定，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由于毛澤東的保護，林彪等人在“一月風暴”掀起“炮轟朱德”的惡浪暫時平息。朱德才按往常情況，出席了當年國防部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而舉行的招待會和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大會，并檢閱了群眾游行隊伍，但林彪、江青等并未因此而停止對朱德的誣陷、誹謗和攻擊。

中共中央曾計劃在1968年國慶節后，于10月10日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由于時機尚未成熟，只好改變計劃，先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為召開“九大”作準備。十二中全會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朱德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使其同伙張春橋、吳法憲、謝富治等人肆意對朱德進行攻擊、誹謗，誣蔑朱德是“軍閥”、“黑司令”、“三反分子”，“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并篡改歷史，胡說什么是毛主席和林彪率領工農紅軍在井岡山會師……。吳法憲瞇縫著小眼逼問朱德：在井岡山期間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朱德并沒有動怒，只輕蔑地看了吳法憲一眼，然后提起手中的拐仗，先朝天上指了指，再往地上點了點，意思是說“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與會的多數中央委員對吳法憲等人的這種拙劣表演非常氣憤，私下里痛斥他們是“小丑”、“野心家”、“陰謀家”。

林彪、江青等人為了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企圖在即將召開的九大會議上，迫使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崗位。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后，又授意當時擔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指使公安部的“造反派”，採取逼、供、信等手段，誘逼中科院的一位同志捏造了一份所謂朱德等組織“偽黨”的材料。這個在1968年12月制造的聳人聽聞的“偽黨”政治案件，誣陷以朱德為首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馬列）”，聲稱這是“埋在黨中央的一顆定時炸彈”。

編造的這個“偽黨”主要成員還有董必武、李富春、徐向前、賀龍、葉劍英、陳毅、蕭華、伍修權等幾十位中央領導和地方省、市領導干部，說這個“偽黨”是想從中央到地方搞政變、全面奪權。更為離奇的是，他們還編造出這個“偽黨”曾在1967年7月，秘密召開代表大會，一些修正主義政黨的頭目發來賀電。朱德在這次“偽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陳毅被選為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被任命為總理……。還說這個“偽黨”設有若干常委，并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領導進行全國奪權的最高組織機構，甚至編造說朱德、陳毅曾簽署一份發予臺灣當局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介石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等。

這一政治陷害案，由謝富治直接操縱、策劃，責令公安部門系統組織造反派追查、審問，曾傷害了眾多革命領導干部和群眾。他們將其認作是須急辦的重大要案，要求定期按時逐級向指定的專人匯報案情，謝富治更是定期秘密向林彪、江青匯報。林指示其死黨必須在九大召開前破案，以期達到將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擠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掃清他們篡黨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實現他們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惡目的。

中共九大會議前，林彪等炮制的陷害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偽黨”政治假案，喧囂一陣，由于追查不出結果，而且露了馬腳，這起假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83歲的朱德抱病參加。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喘得厲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會上多次對他進行圍攻，逼他作檢討。那天，朱德開會回來，問康克清：“你認識不認識吳法憲、邱會作?”

康克清說不認識。

朱德又問：“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

康克清想了想說：“就是過去在你警衛班里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

朱德嗯了一聲。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這幾個人必有原因，就問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嘆了一口氣，說：“這幾個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嘍!”

九大閉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個“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德說：“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發佈一號命令，宣佈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德覺察到這里有“鬼”。他對康克清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名義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發動武裝政變的陰謀敗露，倉皇乘機叛逃，最終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林彪集團失敗后，朱德的心境舒暢多了。

1973年8月下旬，在中共十大和十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朱德也應邀前往。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回憶說：“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面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老總已來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著身子，拍著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著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著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毛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里。毛主席習慣性地從小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著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復著。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對老戰友周恩來的最后一個軍禮

朱德同周恩來有著非同尋常的革命友誼。他是1922年在德國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入黨的。此后，半個多世紀以來，朱德和周恩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并肩戰斗與工作，生死與共，成為親密的革命戰友。

1969年10月，林彪發佈一號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廣東從化。這個決定宣佈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隨時照料自己。再說，他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可是，當時康克清的一切行動都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她是不能隨意行動的。康克清向朱德講了自己的難處。朱德無奈地說：“那只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德的這個要求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在周恩來的干預交涉下，康克清總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1971年4月，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公開表示：“朱德同志年紀大，85歲了，身體不好，休息時間較多，沒有參加這次運動。我們的紅衛兵翻他的歷史，說他犯過錯誤，反對過毛澤東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貼大字報，說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來說話了，你們年輕人不懂得歷史，這是不對的，朱德同志還是‘紅司令’。雖然他犯過錯誤，但我們總還是在一起戰斗到現在，所以黨的九大仍選他參加政治局。”周恩來公開對外宣佈朱德是“紅司令”，對朱德無疑是個保護。

周恩來總理為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夜操勞，積勞成疾，早在1972年就發現患了癌癥，直至1974年6月，才在醫護人員的強烈要求下，住進北京醫院治療。

周總理住院后，朱德非常關心他的病情，經常打問治療情況，盼望總理早日康復。他多次要親往醫院探望，但又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心里總是惦念著，只要從秘書那里得悉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就要秘書聯系約定探望時間。而周總理也十分想念他的這位親密戰友，但考慮朱老總已年近九旬，仍在為國事操勞，已經夠辛苦了，而且身體也有病，怕勞累過度影響老總健康；同時又考慮自己病情總不見好轉，已顯得相當消瘦，不愿老戰友為自己過多地擔憂。再者，由于江青等人陰謀干擾，兩位親密戰友盼望能有更多機會見面相互問候的愿望，長時間未能實現。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又想到朱德過幾天就要去北戴河療養，于是，便約請朱德到北京醫院敘談。這是朱德同周恩來最后一次相見。那天，周恩來身體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內做運動。他的衛士高振普回憶道：

他邊運動邊對我說：“你去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么樣?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朱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接著說：“現在是4點多鐘，如果老總可以來，5點鐘可以到這里，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可以離開，6點鐘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過幾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來一趟。”周總理住院后，朱老總幾次想來看望，只是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周總理也不愿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讓來。今天，總理約朱老總來，是想到朱老總過幾天要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總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所以，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

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大姐的問候。總理在病房里來回走了幾趟，對我說：“換上衣服，到客廳里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5時50分，朱老總到了。他邁著穩健的步子走向客廳。周總理起身迎向老總，兩人同時伸出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總理：“你好嗎?”總理回答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談。”朱老總已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在沙發上。總理關心地問老總：“要不要換高一點的椅子?”老總說：“這個可以。”總理示意關上客廳的門，我們都退了出來，客廳里兩位老戰友開始了談話。

6時15分，談話結束了。總理送老總走出客廳，緊緊地握手告別。警衛員攙扶著老總上了車，總理目送著汽車開走，才轉身回到病房。誰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戰友的最后相見!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剛好一點，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將周恩來病重的消息告訴他。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怕朱德悲傷過度，一開始也不敢告訴他。那天下午，他還去接見外賓，接受國書。

回來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對他說：“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

朱德聽了后，沉默了一會兒，竟不肯相信。他認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還是顯得十分沉重。

直到晚上7點鐘，朱德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新聞時，才驚悉周總理不幸辭世，頓時，兩行悲痛的熱淚撲簌簌從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來。當時，在客廳一起看電視新聞的夫人康克清，女兒朱敏和身邊工作人員一霎時也慟哭失聲。朱德從電視播音中，聽到周總理臨終遺言，請后人將骨灰撒在偉大祖國的大地和江河時，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淚縱橫，他揩著淚水，把女兒朱敏叫到身邊坐下，悲痛地對朱敏說：“按照中國和許多外國人的傳統習俗，人死后，遺體都要入棺安葬在地下。后來人們思想解放進步了，人死后，遺體火化，這是一次移風易俗的思想革命。黨中央也早作過決定，黨的各級領導人要帶頭，死后遺體火化。總理為黨、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一生時時嚴于律已，處處模范帶頭，事事高尚清廉，高風亮節，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圍的工作人員也都聚精會神地默默聆聽著。

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同志特地來看望朱德。考慮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勸他不要外出活動，注意節哀，并建議他只參加一次周恩來的吊唁儀式。可他說什么也要參加全部吊唁活動。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那天，朱德穿上軍裝，在女兒的陪同下，趕到了醫院。在車上他就要脫帽。當他吃力地走進靈堂時，雙眼直盯盯地望著靜臥在鮮花和翠柏叢中的周恩來，這位九十高齡元帥的剛毅的臉上，流下了熱淚。他緩緩地走近周恩來的遺體，專注地望著共事50多年的老戰友，似乎有話要對他說，可這已經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筆直，異常莊重地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千言萬語都化在這崇高的敬禮之中。從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經常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那里，時不時地叨念周恩來的名字。周恩來的追悼會就要舉行了。秘書見朱德悲傷過度，連續幾天徹夜不眠，身體特別虛弱，怕他撐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見：“去不去?”

“去，當然去!”沉浸在極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車出發的時候，朱德卻因兩腿軟得厲害，怎么也站不起來了。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發上，難過地嘆氣：“唉，去不成了!這怎么對得起恩來?”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說：“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打開了，朱德懷著對老戰友的巨大哀思，隨著那撕心裂肺的哀樂，閃著淚花，送走了那系著黑紗的靈車……

彌留之際的最后期盼

朱德晚年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周恩來去世后，針對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朱德有一次同江西負責同志談話時憤慨地說：“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他最后一次會見外賓。不知何故，會見時間推遲了。當時外交部工作人員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會堂長久地等候。外邊天熱，室內空調溫度過低。朱德90高齡，在室內外溫差懸殊的房子里待久了，著了涼，引起咳嗽，伴有低燒，吃了點止咳消炎藥，癥狀也不見減輕。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發現痰里帶血。經北京醫院醫生會診后，建議住院治療。朱德想到第二天還有會見外賓的任務，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會見外賓后再住院也不晚。”已經連續幾天感到不適的朱德，還是硬撐著起來，讓秘書念念文件，為次日接見外國使者做準備。醫生不放心，給他檢查并請幾個專家會診，最后決定讓朱德立即住院治療。朱德聽著醫生們的勸告，臉上沒有露出吃驚的樣子。等所有的醫生都講完了，他才淡淡地說了一句：“不要緊的。”

醫生們著急了，都勸他：“委員長，你畢竟年歲已高，就是一聲咳嗽，一次感冒都會危及生命的!還是住院吧。”

“你們放心。”朱德還是那樣從容而執拗，“等我接見了外交使節，做完工作后，就來住院，這總可以了吧。”

醫生們無可奈何，也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動，只好勉強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無力。被送進北京醫院治療。幾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緩解。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頭來。他向醫生提出，自己還要按約定時間去接見外賓。可是他的頭頸無力，說話也不利落。醫生們堅決阻止他：“委員長，你不能再活動了，一切要服從治療!”

朱德沒有辦法，可眼睛還不時掃一下房門，希望有人會來接他去會見外賓。可是門口出現的卻總是秘書。秘書俯在他耳邊，小聲告訴他，外事部門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養病吧。朱德這才翻過身去，閉上眼睛休息。7月初，朱德病情再次加重，多種病癥并發，已報病危，但他神志還比較清醒。鄧穎超、聶榮臻、李先念等紛紛前往醫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想的還是國家和人民，他關心的還是國家的生產建設。聽說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來了，他緊閉的雙眼立即睜開。兩人緊緊地握手。朱德輕聲慢語地說：“生產要抓，不抓生產，將來不可收拾。”又說：“生產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要抓好!”他說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兩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他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后面的話。后來，再有人來看他，他都要睜眼看看，但是幾乎已不能說話，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7月4日，朱德已經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他用盡全身僅有的一點氣力，清楚地喊了一聲女兒的名字：“朱敏。”朱德兩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視著女兒，口微微張了張，似乎有話要說。見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湊近父親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說：“爹爹，你不用說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遠聽黨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聽到這些話，朱德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朱德逝世，享年90歲。從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朱德病逝之后，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里，剛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靜臥在病榻上。這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澤東聽完華國鋒的報告，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么病?怎么這么快就……”他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喪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的領導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們紛紛發來唁電、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評價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中國紅軍之父。”“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斗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無私地忠于職責的典范。”“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偉大象征”。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