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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黨函電密文,看蔣介石到底運走了多少黃金?

從國民黨函電密文,看蔣介石到底運走了多少黃金?

一九四九年春,搶運國庫黃金前后,蔣介石父子和國民政府官員之間函札、電報交馳,從函電內文中,可以大致了解自大陸遷運台灣的金鈔具體數目究竟有多少。

四月,徐堪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后不久,呈給蔣介石一份機密報告,惶惑不安的徐堪一則說明國民政府財政艱困之情況,同時也交代了國庫黃金存量,這份國庫黃金存量,截止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謹呈者。職奉命接長財政,并兼管國行,自維才干任重,深懼引勝,乃荷諄諄勖勉,只得遵命接任。數日以來,朝夕思慮,并就當前庫存情形,及目前急需支付軍政款項,暨整理稅收可能之結果,詳加檢討,實覺左支右絀,其困難實超出想象之外。謹縷陳於后:

一、目前中央銀行庫存情形,依據央行本月二十四日編制各地金銀存量表,計:

黃金   3,829,174.73市兩

白銀   25,215,751.24市兩

銀元   3,165,020.94元

其次為外匯,截至本月二十日止計有:

美金   12,012,268元

英金   2,650,707鎊

港幣   13,916,688元

印幣   14,466,177羅比

以上四項外幣,其中港幣部分,近已大部支撥,所余無幾;英金部分,已動用數十萬鎊;美金部分,亦略有支用,而待付之駐外使領經費,行將到期之外債本息,訂購軍油價款,及印鈔費等,為數甚巨。余存外匯可資應用者,已屬無多,至央行各地庫存之銀元三百余萬元,大多為各省軍政長官封存,或已提用一部分,尚待清查。交涉所存白銀,正在設法鼓鑄銀幣,其在美鑄幣廠約合三千萬元,須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止分批運到。

二、目前急需支付之軍政款項,一為六月份以前積欠軍政各費,折合銀元約五千萬元左右。茲經閻院長及龐主計長,邀集各機關主管人員,詳細檢討所有目前難於辦到或無力辦理之事項,分別停辦,或緩辦,其情勢已經變遷之地方機關,人事等經費,分別停支,或減支。經切實核減后,綜計尚需銀元二千六百萬元始克應付。至七月份軍政各費,於七月上半月內須支付者,估計約需銀元二千余萬元,故在最近數日內,必須籌妥銀元五千萬元,以備應付。一面著手整理收入,緊縮支出,重行編訂預算,并迅籌改革幣制,使財政金融漸入常軌。

三、各種稅收情形暨估計整理后,可能之結果,自金圓券貶值以后,本年四月間各種稅費收入,即已不敷。經征費用,五月以后因金圓券價值日益低落,稅收幾等於零,最近多方研究整理稅收辦法,并擬改征銀元,惟以戰區擴大,內地工業商業大受打擊,而一部分貨物稅,已決定劃歸地方,就目前情況及現有稅源估計,關稅每月約可得銀元一百萬元,鹽稅約可得銀元三百萬元,各種統稅及直接稅約可得銀元四百萬元,合共八百萬元。惟在改制之初,稅源難期暢旺,估計第一個月至多收足銀元六百萬元,第三個月起,整理就緒,且入旺季每月當可收足一千萬元。

四、今后財政收支,依照大體估計,每月收入僅一千萬元,而軍政費之支出每月須四千五百萬元,其收支不敷之數,達三千五百萬元。為數仍屬過巨,而此巨額之虧短,今后不能再以發行紙幣為挹注應付,更感困難。

現擬於整頓舊稅之外,參照歷年征借糧食辦法,強制派募公債,以增加一部分收入,一面實施精兵簡政,再加裁并緊縮,并盡量停辦不急之務,以節省一部分支出。同時酌採閻院長作戰時期加大省縣地方職權之方針,將一部分國稅劃歸地方征收,一部經費劃歸地方負擔,俾能因時因地制宜,便於應付。而中央收支虧短之數,盡量減少,便於籌劃。

五、關於幣制問題。迭經邀集各有關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詳加研究,以為在此時期欲作根本改革,樹立永久適宜之制度,深感條件未備,環境未許,難於達到預期之目的。而金圓券已失作用,不能為收付之工具,最近一兩月內,國庫支款幾於完全以金銀外幣撥用。不但實力消耗過大,窮於應付,且亦不成體制。為適合人民心理,及社會需要,制止當前金融幣制之紊亂,以為將來體察內外情勢,再謀根本改革之張本。目前似宜先定一過渡辦法,不必侈言幣制改革,其辦法要點擬定如左:

1.政府明令規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恢復銀元為本位幣。

2.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組織聯合準備庫,及聯合發行局,政府授權各該聯合組織發行紙幣,管理基金,藉四行聯合力量,鞏固信用。

3.四行聯合發行局發行銀元兌換券,十足準備(六成現金四成保證),無限制兌現,其發行之銀元兌換券,仍用各該銀行名義(仿照從前金城、大陸、鹽業、中南四行聯合發行辦法)。

4.政府非依規定提供現金及保證準備,於聯合準備庫,不得向四行領券使用。

5.各級政府機關征收稅費,及公營事業收費,一律收受銀元兌換券。

6.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及聯合準備庫聯合發行局組織辦法,另訂之。其各行發行數額,及其先后,依各該行準備情形定之。

六、依據上述各項情形,六月份以前欠撥各款,亟待支付;七月份起用款,亟待籌劃,而聯合發行辦法,亦須早付實施,以期財政上得資周轉,而社會金融經濟亦可藉以安定,茲將應行請求事項開陳於左:

1.擬請自六月份起,每月動支存金,以二十萬兩為限。

2.初期發行銀元兌換券,為便於兌換,以固信用起見,須充分準備銀元,擬請以黃金二十萬兩,向陸海空軍存台準備之銀元項下,抵借銀元一千六百萬元,自九月起分兩月撥還銀元,換回黃金。

3.前奉廈門存金,分運重慶區各地者,請一律改運重慶,以便改鑄小金塊。

4.分運重慶黃金,擬請撥足六十萬兩,俾作三個月之準備。

以上所請,第一項每月撥用黃金二十萬兩,約合美金一千萬元,與?鈞座面諭閻院長之范圍,尚相符合,請賜核準。第二項所請,抵借銀元一千六百萬元,系為初期維持幣信所關。并乞?核準,并迅令聯勤總部代為分運廣州、重慶兩地,其三、四兩項,亦請令飭聯勤總部,迅為負責代運,俾資籌劃,妥為運用。謹呈

總裁

職徐堪

謹呈六月二十七日

法國偉人拿破侖說過:“戰爭的要素有三,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金錢,第三還是金錢。”這句話誠為拿破侖的由衷之言,足證打仗表面上是在拼軍事上的實力,實則更是拼財政金融方面的實力。徐堪在這封致蔣介石的密電中,已經以大掌柜的身份清楚揭示國民政府的深重財政危機,他明知蔣介石不會理會他樽節軍費開支的請求,但是,徐堪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提出他的請求──“擬請自六月份起,每月動支存金,以二十萬兩為限”。

然而,根據徐堪給蔣介石打的這份報告上,寫得清清楚楚,截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官方統計數字,國民政府那時仍擁有國庫黃金三百八十二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兩,白銀則有兩千五百二十一萬五千余兩,銀元(袁大頭)尚余三百一十六萬多元。而吳興鏞在《黃金檔案:國民政府黃金運台——一九四九年》一書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搶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總數量是三百五十萬兩左右。

這里所講的“三百五十萬兩左右”的黃金,與徐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向蔣介石報告所提及的統計數字約有三十余萬兩的落差。合理的推論是,這短少的三十余萬兩黃金,應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為止,為支應大陸各個戰場上的軍需用掉的黃金。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庫存金固然有三百八十二萬余兩,但并非全部都運到了台灣,除了一部分用於戰費,還有一部分遺留在大陸,未及搶運。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已經解放,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到台灣視察,這期間,俞鴻鈞從香港發來一封密電:“面諭各節,遵已詳洽攻蕓兄照辦。惟關於原擬運往廣州之黃金十萬兩,職離台前曾與陳主席磋商,均認為鈞座既指示在先,似不宜遽予變更,故只告以先將存穗之金銀及美鈔動用,不敷時可用存港之港幣及英鎊,俟有需要時,再陸續起運存廈之黃金等語。關於重慶區部分,攻蕓兄遵照鈞座指示,不必集中存儲一處之原則,擬分存重慶三十萬兩、成都十萬兩、貴陽十萬兩、漢中十萬兩,似可照辦。中農董事會在穗開會,職遵諭親自出席主持。關於中央銀行外匯部移港辦公一節,正在積極洽商中。”從俞鴻鈞密電可知,國共內戰晚期,為了應付日益緊急的各地戰事,支付戰爭軍需的龐大開銷,蔣介石把原本存於上海的國庫黃金分散放置在全國幾個區域,包括廣州、重慶和台灣三個地方,而重慶區又分散存放於重慶、成都、貴陽和漢中四個地點。當然,台灣仍是國庫金銀最主要的存放地點。

除了黃金運送到台灣的總量問題,國共內戰最后階段黃金分散地點問題,有關國庫黃金的用途和分配問題,也是值得吾人關注及探究的。

根據吳興鏞所著之《黃金檔案:國民政府黃金運台——一九四九年》一書提及,大陸國庫黃金被運離上海以后,用途主要為幾個方面。第一批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共約兩百六十萬兩,“就存入台灣銀行,因為中央銀行那時還沒有在台復業”,這批黃金主要用作新台幣的準備金,以及穩定新台幣之用途;一部分則用於軍需。

而軍事用途的黃金,到底支出的數量為多少呢?徐堪打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已經講得非常明白,其一,徐堪建議,從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份起,一個月份額的軍費開支,以黃金二十萬兩為度。假使按照徐堪定下的這個動支標準,一九四九年國庫黃金還留存了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多兩,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國庫黃金應支出了一百四十萬兩,國庫的庫存黃金尚節余兩百四十余萬兩。

其次,徐堪這份呈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也明確講出了中央銀行曾在一九四九年間發行了一種“銀元兌換券”的紙張貨幣。軍費,就以軍人薪餉來說,主要是以國庫黃金作“質押”,每個月從國庫搬出二十萬兩,去交換等值的銀元,再拿這些銀元,發放給前線軍人。之所以如此,系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之交,國民政府原本發行之法幣、金圓券,均因惡性通貨膨脹,貶值到如同廢紙,不論是幣信、幣值,都已處於無法繼續流通的崩盤邊緣,“銀元兌換券”成為安定前線軍心的定心丸。

一九四九年,河山變色,乾坤易主,兵荒馬亂,骨肉離散之際,國民政府究竟從上海撤運了多少黃金到台灣,各方說法紛紜,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大陸解放前曾任海關總稅務司的李度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一九四八年末,國民政府用海關緝私艦裝運八十多噸黃金與一百二十多噸白銀到台灣。

早年曾擔任吳嵩慶機要秘書的詹特芳透露,國民黨當局運到台灣的金鈔數目為:美金八千萬元,黃金九十二萬四千兩,銀元三千萬元。

代總統李宗仁秘書梁升俊表示,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時,國庫尚存有黃金二百八十萬兩,美鈔五千余萬元,經合署的棉花紗佈出售總值不下黃金一千五百萬元,還有價值巨大的有價證券,合計約美金兩億余元。

吳興鏞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鈔運台總數時,則有更驚人的統計數字。吳興鏞表示:

如以黃金做單位,純金運台約四百萬兩,另有約各相當二百萬兩金子的純銀及美金。其中做軍費用的黃金在四九年內戰時,由先父經手向大陸運去了約八十萬兩,但后來國民政府又從美國日本等地補回大約同等數量,再加中央銀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黃金,最后留在台灣的全部黃金,極可能超出監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萬兩。

吳興鏞又說:

我在《傳記文學》一九九六年九月號曾以不完整的資料估計,大陸運台黃金的總數量是三百五十萬兩左右,到今天,有了較多的數據(也不算完整),總量也還是與此數相當接近的(約四百萬兩,見自序及表一)。當然再加上七仟萬美金(我父親經手的),就又是兩百萬兩黃金了(美金三十五一兩是當時的官價)。當然全部外匯還不只此數。再加上第一次運台的白銀一百廿噸及后來三千萬塊銀元及一億兩純銀(我父親經手的),銀子總數是七千萬美元,又是相當於二百萬兩,因此央行國庫整個金銀外匯總值是八百萬兩黃金,當然市兩英兩又有少數差別,即使以英兩計,以今天六百三十元美金一兩黃金價計算,時價在四十億美金左右。

照吳興鏞先生的非官方統計,國民政府自大陸潰退之際,分批撤運去台的金鈔數量,單以黃金而言,即為三百五十萬兩左右。吳興鏞主要應是根據其尊翁吳嵩慶的遺留資料,然而,根據官方數據顯示,單以國庫黃金而言,就高達三百八十二萬兩之巨,較諸吳興鏞之統計,尚多了三十萬兩。劉攻蕓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亦即其辭卸了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后呈給蔣介石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詳細列出了當時國庫金銀及外幣的庫存統計數字。

劉攻蕓的密電如是說:

敬呈者,謹將職交卸之日,庫存金、銀、銀元、外匯、外幣明細表,及金、銀、外匯、外幣折合美金總表,與勝利以來動用金、銀、外匯數字,及綜合表,共二套,又外匯及金銀收付說明一份,恭呈 鑒核,

謹呈 總裁蔣

職 劉攻蕓

謹呈七月八日

劉攻蕓報告附表:

外匯及金銀收付說明(中央銀行信紙)

外匯部分:在貝總裁任內,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三三,三八八,○○○元;張總裁任內,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一七,三八七,○○○元;俞總裁任內,每月平均支出美金四,七七四,○○○元;劉總裁任內,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九,五○一,○○○元(上列各任平均數字,并未將歷年原幣墊款、暫托付款等支出之外匯,約美金一億五千五百參拾余萬元之數字包括在內,因此項未包括之外匯數字數據不全,未能按歷任總裁時期劃分,惟如予并計,則各任支出外匯平均數字均須各有增加。又因此項墊款及暫付款,多半系發生於貝總裁任內,故平均數字以貝總裁之數字增加較多)。

俞、劉兩總裁任內,外匯支付之比較節省,實乃採用結匯證明書辦法,以后出口結匯漸增,而進口所需外匯即以出口所得外匯挹注,故政府不必供給進口外匯。查貝張兩總裁任內,商用外匯情形多屬“純支出”,即進口所需外匯,超過出口所得外匯。而俞、劉兩總裁任內,商用外匯情形則多屬“純收入”,即出口所得外匯,超過進口所需外匯。至劉總裁任內,平均支付數,較俞總裁任內平均支付數增大,一因最后一二個月內,長江不守,輸出停頓,外匯收入銳減;二因最后一個月間,金圓券各地不能適用,一切支付不得不以外幣支付。

金銀部分:黃金在貝總裁任內,執行拋售政策,共支出黃金三五三萬余兩;張總裁任內,收回黃金九四萬兩(內四○萬兩由美國運來,五○萬兩系購自敵偽產業,其余為美金公債收入);俞總裁任內,值金圓券實施之初,收兌黃金約一八四萬兩,嗣以執行存兌政策,支出黃金五四萬兩;劉總裁任內施行拋售政策,支出黃金二七萬兩,另支出軍糧薪餉折付黃金十九萬余兩(包括最近在廈門台灣撥交聯勤總部之十八萬兩),同時購回黃金二四萬兩(內二○萬兩系向美國政府按每一盎司三十五萬美元購補,其余在上海收購)。白銀在俞總裁任內收兌七六八萬兩,劉總裁任內以白銀交鑄銀元付出五二八萬兩(由上海中央造幣廠鑄造),撥付國防部白銀七○萬兩(在港付)及向美國購回白銀二仟萬兩,英國購回白銀二四五萬兩均為鼓鑄銀元之用。

銀元在俞總裁任內,收兌九八四萬元,存兌付出二六三萬元,另支出士兵撫恤經費三仟萬元;劉總裁任內付出銀元三五九六萬元(均為軍費支出,計在廈門支出二仟二百萬元,廣州支出約五百萬元,香港支出一百七十萬元,上海支出七百萬元,上海支出數內部分系中央造幣廠新鑄銀元,此項新鑄銀元直供至上海淪陷,仍有一部分搶運至台灣),又漢口庫存銀元四百萬元,為軍方挪抵未計在內。

各地金銀及銀元存數(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編)

從國民黨函電密文,看蔣介石到底運走了多少黃金?

六月二十五日,徐堪兼任中央銀行總裁七月底,他給蔣介石上了一份秘密報告,又詳細列出那時國庫金鈔外幣的實際支付情況。這份報告如是說:

謹呈者,竊職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接任中央銀行職務,茲謹將自到職以來,截至七月底止,中央銀行墊軍政款項,及外匯收支概況,分陳如次:

甲、墊付軍政款項?查七月份內,財政部開發支付書,達六九四二萬元,除一部分以稅款收入抵支,一部分因撥款手續尚未辦妥外,截至七月底止,本行實撥總額共為五五九七萬元,其分類如下:(詳附表一)

一、國防費    五○一七萬元

二、交通事業費     三四四萬元

三、各項行政費     二三六萬元

合計 五五九七萬元

乙、其他業務支出

一、收兌金圓券約計數? 二○萬元(尚未全部收回)

二、收回金圓券本票約計數? 四○萬元(尚未全部收回)

三、銀元及銀元券國內運輸費約計數

七六萬(空軍代運部分運費尚未計算)

四、外幣存款欠款折付銀元券? 四○萬元

五、各級政府機關臨時借墊款項 一○○萬元

合計 二七六萬元

丙、黃金銀元支付及兌出數

前列甲乙兩項各種支付款項,除一部分尚存本行待付外,其余大部分均以銀元券支付,但軍政款項,必須運往前線各地,或尚未開始兌現地點使用者,因銀元券在當地未能大量流通行使,不得不以現銀元支付,或以黃金折付,又銀元券之兌現,在各地陸續開始辦理,亦須兌出銀元,其支付及兌出數額如左:

一、黃金  七月份內,共折付黃金一四八五九一市兩,按照支付日黃金牌價陸續折算,共合銀元一二四六萬元。

二、銀元?自七月四日,廣州開始辦理兌現,重慶、衡陽、桂林、貴陽、成都、蘭州、福州、廈門、長沙等地陸續開兌,共計兌出銀元一一一○萬余元,兌入三○五萬元,實際兌出八○五萬元(詳附表三)。又以銀元直接支付軍政各款,共一五七萬元,兩共九六二萬元。

丁、外匯收支數額

一、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底止,支付各種外幣數額,共折合美金四三一萬余元(詳附表四),其主要用途如下。

(1)購銀鑄幣,及國外運送金銀各項支出,約合美金二○六萬元。

(2)改幣前以港幣支付各機關經費,約合美金一三一萬元(大部分系劉任內已核定撥付者)。

(3)撥匯政府機關及駐外經費約合美金四四萬元。

(4)商用外匯(由指定銀行提取存款及撥還代付款)約合美金四五萬元。

(5)其他費用約合美金三萬元。

二、外匯收入,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收入各項外幣,折合美金共為四二四七六八.三一元,計分收入出口結匯、僑匯、門市收兌外幣及資委會解交款項等四項(詳附表五)。所有本行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底止,支付各款,及外匯收支情形,謹檢同附表呈祈

鑒察  謹呈

總裁

兼中央銀行總裁  徐堪

徐堪這份密密麻麻的支付報告,只不過是他上任一個多月,國民政府黨政軍所有開銷的一份大略列表,從這份列表可以略窺在國共內戰最激烈的階段,打仗花錢如流水的情況。僅以軍費(徐堪說的“國防費”)而論,一個月多的時間里,竟然支出金額為五千萬○一十七元銀元,幾乎佔了一個月國民政府總支出的百分之九十。

值得注意的,這份密件呈給蔣介石的時候,國民政府原本發行的金圓券,已經完全無法在市面上流通,無異已完全破產,連廢紙都不如了,所以,國民政府當局要支付各種款項,必須被迫使用三種方式,一是使用尚未全面流通的“銀元券”,但正如這份密件所言,因為“銀元券在當地未能大量流通行使”,所以,公家單位要支付各種費用,只好拿過去民國初年通行全國的“袁大頭”──銀元來支付,如果沒有銀元或者數目太過龐大,只好以黃金折付。尤須注意者,徐堪的電報中,亦稱尚有“一部分尚存本行待付外”,換言之,還有若干應付賬款,國民政府尚未支付,處於積欠狀態,優先付出了包括國防費(五○一七萬元)、交通事業費(三四四萬元)、各項行政費(二三六萬元),總計五五九七萬元。

再從外匯的收支情形,可略知國共內戰進入尾聲時期,國民政府財務困窘之狀況。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底一個多月時間內,光是支出的美金就多達四百三十一萬余元,而收入的外匯卻僅僅為四十二萬余元,收支竟為一比十的懸殊比例,可見內戰末期國民政府外匯捉襟見肘之窘狀。

國共內戰晚期,國民政府搶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其總量究竟是多少?各種說法不一而足,如果單單以黃金而言,一份中央銀行呈給蔣介石的內部報告顯示,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到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國庫黃金運送到台灣之后其總量和進出情形。這份以中央銀行電報紙打字謄寫的內部文件如下頁:

中央銀行        Cable Addres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GOVERNBANK”

運台保管黃金收付及存余數量表(卅七年十二月四日至卅九年二月十二日止)

收入

(1)第一批由滬運台(卅七年十二月四日)  2,004,459.506純金市兩

(2)第二批由滬運台(卅八年二月七日)  554,394.896 純金市兩

(第三批由滬運台(卅八年六月五日)  192,029.743 純金市兩

(4) 第一批由美運台(卅八年八月廿二日)  99,537.254 純金市兩

(5) 第二批由美運台(卅八年八月卅日)  99,537.354 純金市兩

(6) 尾差兌入  11.526 純金市兩

總計  2,949,970.279純金市兩

付出

(A)駐台代表處經付由滬運台黃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日止)

(1)卅八年六月廿一日撥付台灣銀行  800,000.000純金市兩

(2)卅八年十月十五日撥付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125,000.000 純金市兩

(3)卅八年十月十五日運渝總行  275,001.434 純金市兩

(4)卅八年十一月廿四日撥付東南海航務委員

會經費抵押  10,000.000 純金市兩

(5)卅八年十一月卅日撥運定海分行  30,05.714 純金市兩

(6)卅八年十二月六日撥運成都分行  49,975.527 純金市兩

(7)卅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撥付東南海航務

委員會經費抵押  10,000.000 純金市兩

(8)卅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撥付國防部預算財務

署亥月軍費  66,900.000 純金市兩

(9)沖付第263號箱缺少一小條  .981 純金市兩

中央銀行      Cable Addres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GOVERNBANK”

(B)駐台代表處經付由美運台黃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日止)

(1)卅八年八月廿九日撥付廣州總行  50,000.000純金市兩

(2)卅八年九月三日撥運廣州總行  50,031.143 純金市兩

(3)卅八年十月十五日撥付空軍總部(價售銀元)  66,260.163 純金市兩

(4)卅八年九月九日撥付海軍總部修艦費 5,747,126.000 純金市兩

(5)卅八年九月十日撥付聯勤總部運蓉  20,000.000 純金市兩

(6)卅九年九月十五日撥運總行  7,000.828 純金市兩

以上共計撥付  黃金199,039.260  純金市兩

(C)總行遷台后經付(卅九年二月十二日止)

(1)卅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撥付國防部預算

財務署運海口  22,222.000純金市兩

(2)卅八年十二月卅一日撥付台灣銀行  100,000.000 純金市兩

(3)卅九年元月廿日撥付台灣銀行借用  126,000.000 純金市兩

(4)卅九年元月廿日撥付國防部元月份軍費一部分  65,000.000 純金市兩

(5)卅九年元月卅一日撥付國防部二月份一期軍費  47,894.567 純金市兩

(6)卅九年元月卅一日撥付國防部元月份軍費  60,771.820 純金市兩

(7)卅九年二月七日撥付國防部元月份軍費  13,516.554 純金市兩

(8)卅九年二月七日撥付國防部二月份軍費  46,930.248 純金市兩

(9)沖付運台黃金C字第三號及256號原箱

短少各一小塊  6.247純金市兩

以上共計撥付?黃金  482,341.436純金市兩

共付  2,021,264.352純金市兩

存余  928,705.927純金市兩

這份內部文件顯示,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為止,國民政府一共從大陸和美國兩地運送了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市兩的純金,這些原本應歸屬於上海中國銀行國庫的黃金,被分批運到台灣后,先后有八十萬兩、十萬兩、十二萬六千兩,總計有一百○二萬六千兩的純金,被“撥付”給了台灣銀行,據信主要是作為新台幣發行之準備基金。這一百○二萬六千兩的純金,都是從大陸搶運至台,或者是用在大陸時期擁有的外匯向美國購買運去台灣的。除了這一百○二萬六千兩黃金,全被用作台灣銀行發行新台幣準備之用以外,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還另外撥付了十二萬五千兩黃金給“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亦即台灣省政府的前身。所以,總計一共撥給台灣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純金。

在戰后那段最艱困的歲月中,這筆為數一百一十五萬多兩的黃金,成為台灣金融、財政從戰火廢墟及艱難困苦中復興崛起的資本。

從前后幾份密電及內部文件可以得知,在國共內戰晚期,國民政府總共運送了二百九十余萬兩的國庫黃金到台灣,這二百九十余萬兩黃金的數字,可以說是國庫黃金搶運到台灣的官方數據。其中,劉攻蕓任職中央銀行總裁時,呈報給蔣介石的運台黃金數字是二百九十三萬五千八百○五兩多,而當國民黨當局播遷到台灣以后統計運台黃金的數額,中央銀行的官方數字是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兩多,兩者的落差約為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但無論如何,二百九十四萬余兩應該就是從大陸運抵台灣的國庫黃金。台灣就是靠著這筆來自祖國大陸的巨額資金,從二戰之后的廢墟逐步邁向富庶之域的。

【華發網根據《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人民網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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