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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敦煌石窟 重現天上人間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敦煌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展覽從今日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展出逾百件展品,包括首次在香港亮相的莫高窟建於西魏時期的第二八五窟,按一比一比例複製,重現洞內的壁畫和塑像,以及以數碼技術展現的第四十五窟、第二五四窟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中五代時期大型壁畫《五台山圖》,配以珍貴的文物文獻、多媒體互動裝置和影音節目等,全方位介紹敦煌的歷史和藝術內容。展期至十月二十二日。

“國學”狹隘概念探究 內涵偏差沿襲乾嘉學派

近年來,“國學”熱在內地乃至兩岸四地方興未艾,凡是念過幾天書的人,都要講幾句“國學”,若能躋身“國學大師”,榮莫大焉。但冷靜思考下,“國學”這個概念有點似是而非。筆者領會現行此概念,本意是“國之學術”;但實際的內涵,主要是關於中國古代人文歷史的學問,基本上就是清代“乾嘉學派”涉及的范疇而略有擴大,但功力有所不及。那麼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國學”之外,坐實了傳統中國人不講科學。這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引起一些問題。例如:孔夫子如果活在今天,算不算“國學大師”?而近年來被稱為“國學大師”的一些學者,并非只研究中國古代人文歷史。例如季羨林學術成就卓著,研究范圍跨越中外。

抗戰以後,香港的本土作家去哪兒了?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內地大量知名作家南來香港,使得香港文壇一時姹紫嫣紅。不過,美中也有不足。黃康顯指出:原有的香港新文學作家難以進入文壇,一九三九年的《中國詩壇》尚有幾個香港作家的名字,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時代文學》,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劉火子一位香港作家名列其中,而無論“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還是“中國文化協進會”都找不到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作家的名字。黃康顯認為:“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尚在萌芽時期,國內名作家的湧至,迫使香港文學,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在母體內,這個新生嬰兒還在成長階級,當然無權參與正常事務的操作,不過這個新生嬰兒,肯定是在成長階段中,並沒有受到好好的撫養。不過當這個初生嬰兒,學會跑步後,便跑到街頭流浪去。”(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三十九頁)的確,在內地南來作家的星光輝映下,香港新文學作家黯然失色,除侶倫等少數作家之外,三十年代以來的很多香港作家都在文學史中消失了。那麼,抗戰初期內地作家大量南下後,香港的一些本地新文學作家到底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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