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劇情引發討論

《人民的名義》劇情還在推進，環環相扣的反腐辦案過程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和討論。雖說反腐從來都不僅僅是中紀委的事，但這回公安、法院、檢察機關的確怒刷了一把存在感。“反貪局和公安局，辦案權到底怎麼分？”“檢察長抓人為何還要向省委彙報？”“‘先斬後奏’抓省委常委夫人，現實嗎？”追劇容易，看懂不易，不少人一邊看一邊滿腦子問號。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今天，國策說就給您擼一擼反腐辦案“冷知識”。

在劇中，蔡成功的舉報為調查京州腐敗案打開重要突破口，後來蔡成功因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被市公安局批捕；同時，他也因舉報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的夫人歐陽菁受賄成為重要舉報人，反貪局對他也是勢在必得。雙方互不相讓，從而出現“雙局爭蔡”的一幕。

實際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而貪污賄賂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所以，兩個案件性質不同，管轄權分屬於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正因如此，只能通過協商解決，由侯亮平出面與公安局申請了一天審訊時間。

在檢察院中，蔡成功除了自己的“發小”侯亮平，對誰也不吐露細節。而侯亮平作為蔡成功的“發小”依據回避制度，自行回避。現實中如何規定的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檢察人員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係，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應當自行回避。回避制度是怕兩人的友誼影響侯亮平對案件的判斷。

僵局面前，還是檢察長季昌明拍板，讓侯亮平直接接觸蔡成功，從而一舉拿下了歐陽菁涉嫌受賄的重大線索。因為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條，檢察人員的回避應由檢察長決定。所以，季昌明授權侯亮平審問蔡成功就並未違規。

將蔡成功交由市公安局後，侯亮平和陸亦可開始從量刑入手為爭奪辦案權。這裏就有一個小技巧，在兩個機關偵破同一個案件時，上報罪名嚴重的往往得到案件主導權。所以反貪局根據公安局上報的3-7年的刑期的“過失罪”，將行賄罪名刑期定為5年以上。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因多種案件性質同時受到公安和檢察機關調查時，檢察機關往往占主導地位。就算是公安機關先行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也可先提出提訊要求，最後一併公訴。

第一集裏，反貪局長陳海接到了最高檢反貪總局處長侯亮平的電話，要求協助抓捕涉嫌職務犯罪的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陳海和檢察長季昌明圍繞要不要向省委進行彙報爭了起來。最後，還是檢察長一錘定音，抓捕丁義珍必須向省委彙報。

問題來了：侯亮平一個處級幹部，憑什麼指揮陳海這個局長？季昌明又為什麼堅持彙報？這裏面有一個關鍵字——雙重領導。

根據《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也就是說，一方面，下級人民檢察院要接受上級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所以陳海這個局長要接受侯亮平這個處長的指揮；另一方面，各級人民檢察院又要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既接受上級檢察院的領導，又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丁義珍屬於省管幹部，要對其採取措施，老季作為檢察長，及時向省委彙報是比較穩妥的。

在會上，丁義珍的“規”和“拘”引發了討論。這裏的“規”指的是“雙規”，是中共紀律檢查機關所採取的一種特殊調查手段，出自《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中第二十八條，調查組有權按照規定程式，“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而反貪局的態度是“拘”，按照司法程式先自行“拘傳”。遺憾的是，抓捕行動走露風聲，導致貪官外逃。

丁義珍逃往美國後，但仍逃不掉那道“紅色通緝令”。這個不少人挺熟悉，紅色通緝令是惟一可以對所通緝的人員實施拘捕並進行引渡的通報。它是應特定國家中心局的申請，針對需要逮捕並引渡的在逃犯作出的。發出通報後，逃犯逃往的國家可以將罪犯引渡回國。比如賴昌星雖身在加拿大境內，但被我國指控有犯罪行為，我國向加拿大請求將其移交於我國進行審判，而加拿大應請求移交的行為就是“引渡”。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接到紅色通緝令的國家，必須立即逮捕被通緝人員，截至2016年5月，我國已與67個國家簽訂含有刑事司法協助內容的條約；截至2017年1月，中國已經和48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但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因此，不少外逃貪官就像劇中的丁義珍那樣，選擇逃往沒有簽署相關約定的美國。

侯亮平機場高速攔截歐陽菁一幕堪稱“美國大片”，抓人前不僅公安機關一無所知，連檢察長也毫不知情。現實生活中，這種“先斬後奏”可能嗎？

有一點很重要，歐陽菁的貪污罪屬職務性犯罪，其立案與偵查不同於一般刑事案件由公安機關負責，而是由人民檢察院反貪局負責，同時，根據《憲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所以侯亮平的“硬氣”不是霸道，公安機關的一概不知也並不奇怪。

而本劇中，雖然歐陽菁有李達康的“專車”護航，但在反貪局傳喚歐陽菁之前，已經落實了50萬的貪污事實，並及時取證。所以歐陽菁作為犯罪嫌疑人，是不能拒絕傳喚的。

不過這種“先斬後奏”的確有點特事特辦的意味。按照《憲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下級人民檢察院在辦理重大案件時，要接受上級人民檢察院的指示和領導，實踐證明，這種嚴格的程式有利於加強法律監督職能。在現實生活中，在傳喚犯罪嫌疑人之前，就算沒有接到檢察長的指示，也應和分管的副檢察長彙報，並對批文蓋章。不過如果出現嫌疑人馬上就要逃出國門的情況，特事特辦也是可以的。

信報訊 《人民的名義》從線上火到了線下，也讓很多電視人認同：反腐劇的春天來了。實際上，在《人民的名義》之前，反腐劇的確從國內螢屏市場淡出了許久，回首近20年，國產反腐劇經歷了興起、繁榮，也經歷了退潮、衰微，而這一次，號稱“史上最大尺度反腐劇”《人民的名義》誕生，的確可以稱得上反腐劇在國內螢屏的破冰之作，也勢必將掀起電視劇市場的“反腐熱”，未來反腐劇或將井噴式爆發，但精品可能依然稀缺。

尺度大在哪里？

為何能稱之為“尺度最大”？除了體現在官員級別之高、案件之大、場景之震撼以外，編劇周梅森說，這裏說的尺度更體現在“終於可以正視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了。”

●首先，官員級別之高、案件之大

《人民的名義》直面當代中國官場大面積坍塌的腐敗現象，揭露的官員從貪了兩億贓款卻不敢花的趙處長，到溜鬚拍馬的祁廳長，甚至直捅副國級官員。劇中的幕後大boss趙立春既是副國級人物又是前省委書記，他利用手中人民賦予的權力，謀私謀利，為自己兒子趙瑞龍的罪惡行徑“保駕護航”，他還通過權色交易腐蝕幹部並拉幹部下水，再瘋狂斂財、濫用權力從而引發腐敗大案。在《人民的名義》之前，的確沒有任何一部反腐劇敢將貪官的級別捅到副國級之高、案件之大。

●第二，臺詞之犀利尖銳

過去很多反腐劇臺詞大多會避開敏感和現實，但在《人民的名義》重，臺詞之尖銳和犀利令人驚歎，例如“現在老百姓對幹部的感覺就是無官不貪，再不刮骨治療，再不反腐，咱們黨和政府的形象就要敗壞完了”諸如此類令人震驚的臺詞卻直戳老百姓內心的痛點，也讓所有看劇的老百姓產生共鳴，讓現實生活中為官者為之一振，這也是該劇被稱“尺度最大”的又一因素。

●第三，場景之震撼，足以引發全社會正視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

《人民的名義》第一集中，一個小小處長四年之內貪污了2.3億鉅款，滿滿一面牆、滿滿一床，全是贓款，這樣的視覺衝擊力也讓人震撼。本來還一直打著官腔的趙德漢在罪行被揭露後，狼狽落馬徹底崩潰時，求饒說“我是農民的兒子”。侯亮平怒斥“大把撈黑錢時怎麼沒有想到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中國農民那麼倒楣，有你這麼個壞兒子！”這樣的場景令人震撼又無比真實。

可以說，曾經屬於敏感禁區的情景和細節也在這部劇中被一一展現，貪官們腐敗、貪污、逃跑、落馬逼真的場景重現無疑也是真實的寫照，活脫脫一部官場現形記。過去被認為不可能搬上螢屏的內容在劇中全部赤裸裸地體現了出來，再與劇中檢察官侯亮平等諸多正派角色進行黑白正反對比，這樣的“巨大尺度”，無疑也對現實起到了正面的政治宣教作用。

反腐劇幾度沉浮

制度上 從火爆到近十年淡出

實際上，在《人民的名義》之前，螢屏上也出現過很多國產反腐劇。而要追溯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反腐劇，要數1995年由周寰執導陸天明編劇的《蒼天在上》，該劇講述了章臺市一起千萬元公款挪用大案偵破過程的故事，編劇陸天明與《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以及知名編劇張平也被稱為中國反腐劇的“三駕馬車”。當時，《蒼天在上》在央視播出的收視率高達39%，創造了當時電視劇最高收視，熱度不亞於如今的《人民的名義》。

在之後的近十年時間裏，《大雪無痕》《省委書記》《忠誠》《生死抉擇》《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一大批反腐劇湧現。直到2004年4月，廣電總局要求壓縮此類電視劇立項，隨後此類電視劇退出黃金檔時間。據數據顯示，當時涉案劇的拍攝數量佔據了電視劇拍攝總量的一半之多，廣電總局此舉也是為了改變涉案劇過多過濫的亂象。於是，從2004年開始，與反腐相關的此類涉案劇逐漸淡出了螢屏。

直到2015年，全國範圍從上而下開始刮起反腐風暴，淡出螢屏近十年的反腐劇也開始回暖。2015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上半年公示的反腐題材電視劇就多達11部。也就是在那一年，周梅森開始創作《人民的名義》。

製作上 投資方大多不敢冒險

縱觀20年電視螢屏，涉案、反腐劇這種政治題材作品做口碑往往不難，難的是得到市場和觀眾的認可，像《人民的名義》這種在豆瓣拿高分，還能讓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的觀眾在朋友圈刷屏的反腐劇實在難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實《人民的名義》在製作之初，也面臨了資金缺口、市場考驗和平臺選擇等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此類反腐涉案劇難出精品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資金，《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曾透露，有超過50家投資方因為擔心尺度和風險，最終沒有參與投資，甚至有一些已經簽約的投資方最終選擇毀約退出。實際上，資金短缺是很多反腐涉案題材劇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審查制度的嚴格、日漸年輕化的受眾群和各種市場化的劇種讓大多數老牌影視公司不願冒這個風險。

其次是市場，如今的電視劇行業早已不像十多年前那樣平和，各種迎合市場化的題材出現、明星粉絲效應凸顯，讓整個電視劇產業都變得浮躁和商業化，受眾的日益年輕化也讓正劇不得不作出讓步，各製作公司也自然更加青睞搶熱錢、賺快錢。

最後是平臺，《人民的名義》製作投資超過1個億，而湖南衛視以2.2億買斷了該劇五年間的台網播出和分銷權。實際上，在該劇拍攝期間，曾有四五家電視臺曾去現場探班，但只有湖南衛視最先作出反應決定買斷。對於平臺而言，一部政治題材劇在還未拍完時就決定買下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而平臺方購劇的謹慎也是反腐劇難出精品的又一大現實問題。

品質上 井噴態勢下需要精品

《人民的名義》的爆紅，也讓不少業內人士集體認同：反腐劇的春天來了。記者瞭解到，目前公、檢、法、司、安這五大部門都有計畫拍攝此類反腐涉案劇，可以預言，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隨著反腐力度的繼續加大，市場上將有大量此類劇湧現。

但不可忽視的是，《人民的名義》的成功，除了尺度之大以外，還和製片人兼導演李路的用心、編劇周梅森的真才實學，以及整部劇所有老戲骨“友情價”的共同努力有很大的關係。

此外，反腐劇創作還要權衡對真實的反映與藝術的突破，站在足夠的高度反應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鬥爭。

綜合以上這些方面，如何讓反腐涉案題材劇避免重量而不重質，從而誕生更多精品化的好劇或許是未來必須研究的課題。

根據新浪、網易等綜合采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