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具備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化的條件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一年來，先後廢除了TPP，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處處美國第一，顯示出了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被批評者指責為拱手放棄世界領導權。但美國股市還在上漲，一個內在的邏輯是：一方面，美國經濟持續向好，另一方面則是多方看好的曆史性減稅法案。國際社會及中國對此眾說紛紜。此舉對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來說，無疑是要走一步經濟戰略的“險棋”。

這雖是美國一個國際稅務戰、經濟戰的具體策略體現，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美國面對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情況下的戰略反制舉動，以打壓“中國模式”發展優勢，不惜“背水一戰”挽回美國發展頹勢，重塑巔峰時代。究其根本，這場戰役能否勝利的主要因素，不僅取決於國家實力比拼，更在於發展模式的優劣競爭。

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人們普遍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中國的確在整體性大發展。高鐵、基建、能源、電商、航天、物流等，一個個領域向著世界一流水平進軍，中國社會發展成就世界矚目，中國體制和中國模式的優勢得到充分彰顯。

從197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3678.7億元增長到如今的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這種巨大的發展成就，用雄辯的事實不斷給予西方一些“中國經濟崩潰”“中國經濟衰退”“中國制度陷阱”等唱衰中國言論的有力回擊。也令一些國家、機構、學者不得不以新的思維和視角，評判中國經濟發展。如，前不久，英國BBC分析“美國不敵中國”的根本原因為制度差異和政黨特性。

所以，面對中國取得的經濟建設發展成就，有理由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豪邁走中國自己的路。在新時代下，更應該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基礎，豐富中國經濟學內涵，煥發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生機。

回顧近現代三百年的中國苦難發展進程，因為經濟社會發展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在探尋救國報國的路上，西方形形色色的經濟理論、價值觀念等對中國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至於在今天，一些所謂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還被武斷、機械地用來評判和指導中國發展。

很多人以為，經濟學是西方專屬，實際上人類經濟學起源於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即使以希臘色諾芬與亞裏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早期經濟學也在其後。古代中國經濟學就是教人創造價值滿足人的需要的經世致用的學問，其中已包含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合理因素。

從文化的高度看，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帶有整體思維、系統思維的重要特點，屬於本源文化;西方文化，特別是近現代以來興起的西方文化，本質上講是學科科目的細分和細化，很多停留在技術層面。

當然，西方經濟學對近現代中國發展變化，起到了重要推動和教化作用，也以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培育出一大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但是，就經濟學而言，其發展興盛源於廣泛而深厚的實踐，現代經濟學更為如此。因為，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實踐，不斷完善、不斷修正中發展前進的。非本源之學的實踐和理論，需要隨時空變遷、社會實踐、人類認知提升，更需不斷完善、豐富發展，就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在不斷發展完善。

在當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下，人類社會更迭發展，一些主流和非主流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人類社會實踐指導、趨勢把握和形勢預見中已表現出“力不存心”之感，充分證明西方經濟學依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愈加需要成熟。而深蘊中華傳統文化，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與當今西方經濟學流派本質不同的中國經濟學，卻愈發富有生命力。

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本是產出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在中期時間跨度上，資本效率的波動起伏也引起了經濟活動的朱格拉周期波動。這是歐美等主要市場經濟體的普遍規律，對於中國來說也不例外。1978年以來，中國的資本效率指標之一——資本回報率的波動大致可劃分為幾個區間：1981～1990年、1990～2000年、2000～2009年、2009年至今,每個區間的時間跨度在10年左右。中國資本回報率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征：第一，在每個時間尺度約為10年的區間，資本回報率的輪廓是一條倒U形曲線，即先遞增後遞減;第二，資本回報率騎乘在時間尺度更大的倒U曲線上，這條倒U形曲線由資本回報率各個區間穀底連接所構成的包絡線，即把各個1981年、1991年、2000年、2009年的回報率連接起來形成的包絡線。這條包絡線反映的是中國經濟所經曆的長波周期，它和世界經濟長波周期趨勢一致。

結合資本回報率的規律波動特點，可以發現我國GDP增長率自1978年以來經曆五個朱格拉周期波動，即1978～1981年、1982～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09年至今。目前第五個周期是否結束尚在爭論中。在很多時候常常會被問及的一個問題就是：第五個周期可能並不存在，2009年至今的情形只是1999年以來第四個周期的一部分。確實，采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廣泛使用的“轉折點確認程序”算法對GDP增長率的時序數據進行劃分，2009年確實不應該作為第四個周期與第五個周期的臨界點。但是，GDP增長率既受資本要素效率的影響，也受到資本要素投入量的影響。在劃分以資本驅動的周期波動時，資本要素效率的影響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總體來說資本要素投入量會受到資本要素效率的約束影響。因此，結合資本回報率，把2009年作為臨界點的測定是合適的。此外，結合前面提到的中國人口結構變化拐點帶來的增速換擋時間，說明把2009年作為臨界點的測定也是合適的。

關於資本效率呈現倒U形先遞增後遞減的原因顯而易見，事實上，每次市場規模提升到一個新的台階後，資本效率都會遵循先遞增後遞減的規律。引起市場規模變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技術創新、組織與制度創新等。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在每次投資機會逐漸衰竭引起經濟不景氣時，企業家在通過為他人創造價值實現利己利益的精神引領下，會主動發現潛在的消費需求市場，並通過技術創新或者更新機器設備等手段來滿足市場需求。熊彼特指出，創新具有群聚性，這種特性使得新市場的出現也具有時間與空間上的不均勻性。伴隨每一次的新市場擴張，資本效率先遞增後遞減，這引起了經濟活動的相應的周期波動。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宏觀計劃調控下的、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經濟體由企業家自主擴大市場規模不同，中國通過制度改革和不斷深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體系來擴大市場規模，經曆了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變化的標志是包產到戶，允許辦民營企業。1978年中國開啟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啟動了改革，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出多餘的勞動力;在1979年7月和1981年5月，國務院分別發出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1984年改名為鄉鎮企業)的若幹規定，鄉鎮企業得到迅猛發展。這次改革為中國經濟發展打開了市場空間。隨著邊際資本報酬曆經先遞增後遞減，到8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出現了下滑。第二次變化的標志是鄧小平南方講話。鄧小平於1992年發表南方講話，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進一步拓展了市場空間。第三次變化的標志是加入WTO。在2000年左右，中國邊際資本生產率遞減下降到一定程度後，加入WTO為中國再一次迎來了市場機會，中國成為世界工場，資本迎來盛宴，企業不斷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機器設備更新。2008年世界經濟經曆了新一輪危機，中國也無法幸免，市場空間受到影響。2010年以後，伴隨國際市場空間的萎縮疊加我國人口紅利的消減，雖然在強需求刺激下經濟一度回升，但資本效率總體持續下行。根據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中國需要一方面進一步改革釋放市場活力，打破部分行業壟斷市場行為，更新固定資產投資，調整產業結構和引導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深化參與國際勞動分工的程度，在全球經濟複蘇過程中不斷拓展市場規模。

經濟周期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機械循環，其表現出來的周期現象有其固有的經濟邏輯，最根本的核心來自於資本效率的周期波動。只有理解了哪些因素有利於資本效率的改善，哪些因素阻礙了資本效率的提升，才能根本理解市場經濟的波動。

回到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問題，可以發現，把它納入到在市場經濟體中資本效率的周期波動是引起經濟活動波動的原因這個框架下，則容易理解得多：在人口因素之外，周期性是主要的、決定性的;產能過剩、庫存過高、制造業短板明顯等結構性難題不過是由資本效率周期波動引起的經濟周期衰退階段的一部分;針對結構性問題的供給側改革有助於中國經濟在新一輪周期中富有強勁的表現。

中國經濟在政策作用下和市場作用下繼續下行的壓力在明顯減緩，王一鳴表示，未來要轉向防風險基礎上的促改革，把工作重心轉向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把風險控制住，要轉向質量發展的階段，就是十九大報告說的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他進一步指出，經過這些年的調整，中國經濟已經具備了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化的條件。

一，是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需求結構看投資的貢獻在持續下降，我們長期經濟對於投資的高度依賴實際上已經在開始發生變化了，而消費的貢獻在穩定上升，投資主導似乎已經在向消費主導轉換。

二，居民消費加快升級也在為轉向高質量階段提供了市場的推力，隨著收入提高，居民在住和行主導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的需求結構在演進，住和行仍然是重要的需求力量，越來越多的居民開始在追求更高品質、更高的質量、更好的品牌、更好的服務，這個對供給端是一個巨大市場的推動力，會倒逼企業加大產品和質量提升的力度，要不然就會失去市場。

三，創新趨於活躍也為轉向高質量提供了技術制成，在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非常活躍的變化，中國獨角獸企業已經躍居全球第二位，有些技術領域，比如說第三方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等在全球處在前沿，這個也為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四，企業在適應過去收緊的市場環境，企業內部的結構改革也在加快推進，我們一批企業，盡管是收緊了政策環境下行的周期壓力，但是仍然有一大批企業表現出很強的盈利能力，比如BAT。

五，能源消耗和汙染物的排放增速在放緩，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效應在減弱，有的排放物，比如說二氧化硫已經過了拐點，這個也為我們轉向高質量階段創造了條件。

六，我們進一步在加大開放的力度，最近金融，銀行、保險、證券，下一步包括醫療、養老等這些領域，這些開放會倒逼中國的企業與國際一流企業同台競爭，去對標國際的標杆，這個也會為中國的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創造條件。

王一鳴表示， 我們正在轉向一個下行壓力相對減弱，可以把更多的資源和重心轉向提高發展質量、防范風險、推進改革的階段。

但這個階段依然會面臨很多新的挑戰，從全球來看，我們還依然面臨貨幣政策正常化帶來市場波動的影響，美聯儲12月加息可能是個大概率事件，如果跟縮表計劃產生疊加效應，可能會推高美元的指數，也會對加大退出量寬政策形成引導作用，全球利率上升會明顯加大負債成本，這個也會對全球資產估值產生重大的影響，也會引發金融市場新的波動，這個是我們值得觀察的。

還有就是特朗普的減稅計劃，眾議院已經通過，現在有待參議院審議，這種減稅計劃有沒有可能引發全球性競爭性的減稅，對我們制造業、資本外流會不會形成一定壓力，也需要進一步觀察。

國內來看，企業效益改善前三季度非常明顯，都是超過20%的增幅，但這種改善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工業品價格的回升帶來的並不是企業效率提高帶來的，所以這種利潤改善的可持續性，PPI可能會逐步下降。下一步企業又會面臨，隨著價格的下降，利潤重新趨於下降，所以怎么利用這個窗口期有效的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這也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上遊企業的改善利潤的收益主要是用於修補資產負債表，怎么在處理好修複資產負債表的同時促進企業再投資、技術升級。

還有對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的是風險防控，過去我們經曆了一輪金融業迅猛的擴張周期，現在到了金融擴張下行期了，風險就開始逐步的暴露，特別是中小的金融機構，包括小的銀行和保險公司，它們的資金過去都是通過同業業務來的，現在同業收緊以後資金成本在明顯提高，又受到互聯網金融的擠壓，這種風險在開始外延。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地方債務的風險，顯性債務現在受到財政部財政上限的約束，所以通過PPP購買服務、產業投資基金、明股實債、政府出具擔保承諾回購，這種變相的隱性債務規模在擴張，這是我們必須要關注的。

未來的宏觀政策既要有序的去杠杆、有序的退出擴張性的政策，同時又要保持市場的穩定運行、保持市場流動性的適度、合理，所以這個是未來宏觀政策層面需要把握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如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政策體系和宏觀調控，怎么去適應轉向這個階段，有很多命題需要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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