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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熱議“新時代的中國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

專家熱議“新時代的中國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

1月13日,第九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在北京舉行,與會嘉賓圍繞“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的主題進行深入討論。專家認為,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是適應我國發展新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謀劃經濟工作的根本指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在開幕式上作主旨演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王安順致辭並主持開幕式。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科學技術部黨組成員、副部長李萌,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在論壇第二單元分別作主旨演講。

李偉在主旨演講中表示,我國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成功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現在強調高質量發展,根本在於解決“好不好”的問題。高質量發展,意味著高質量的供給、高質量的需求、高質量的配置、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高質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質量的經濟循環。他提出,2018年是我國創造良好條件開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之年。展望2018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在中高增長平台平穩運行。總體判斷,2018年經濟運行有望延續增速穩、就業穩、物價穩、效益穩的“多穩”局面,將為經濟工作重心更多轉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苗圩在主旨演講中說,過去幾年,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各級政府到各行業、各企業,圍繞著振興制造業、建設制造強國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未來,工信部將著力構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著力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著力推動信息網絡技術和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深度融合;著力推動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著力推動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

厲以寧在題為《效率的潛力》的主旨演講中提出,實現超常規效率需要調動人的積極性,消除X負效率。經濟學上,效率包括三種,即生產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其中,由於存在個人目標和集體目標不一致,微觀單位中個體間存在矛盾,或者有各種地方觀念以及工人未能擺脫惰性等原因會產生X負效率。消除X負效率可以采用目標分解、求同存異、建立激勵約束機制等。在新時代、新觀念之下,X負效率將會逐步減少,我國經濟將能更快更好地發展。

辜勝阻在主旨演講中說,推進高質量的發展,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要創新驅動供給側,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二是要以“破、立、降”為重點,推進經濟結構優化,促進經濟發展;三是要以改革引領來提供制度供給,最重要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圍繞“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和途徑”,韓俊在主旨演講中表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國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新旗幟、大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抓住兩個關鍵環節:一是強化錢、地、人等要素的供給,解決長期以來各種要素單向由農村流入城市,造成農村嚴重失血的問題;二是強化制度性供給,通過改革創新要徹底打破城鄉人才資源雙向流動的制度障礙,解除要素下鄉的制度限制,最大限度地激發鄉村的各種資源要素活力。

李萌在主旨演講中提出,當前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可能有千條路萬條路,但創新驅動是必由之路。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形成曆史性交彙,我們面臨的最大機遇是依靠科技創新實現趕超的機遇,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創新能力和體制機制能不能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挑戰。

中國經濟的未來怎么樣?十九大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藍圖,我們把它翻譯成經濟學的語言去解釋。

第一個節點是2020年。經過我們的測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計算,2020年我們人均收入應該能夠達到1萬美元,這個數字非常接近於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即1.2萬美元。

當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遠不只收入水平這一項。202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的人均收入將會達到美國的27%至30%左右。到了2020年,中國人也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沒有拖全球經濟發展平均水平的後腿,邁入了平均水平之上。

從另一方面看,由於全球的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區發展水平較低,兩極分化嚴重。所以,到2020年,當我們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時,同樣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2020年絕對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滅貧困,把過去非常貧瘠的農村轉變為現代化的富裕農村。

2035年,十九大描繪的藍圖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層面上而言,我們就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了,發展水平進入中大型國家30強,而且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50%。這個意義很重大,按一般的發展規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國的50%,經濟就會比較穩定,因為我們的人口數量是美國的4倍。折算下來,屆時中國經濟總量就將是美國的2倍以上。

到2035年,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將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社會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態,都需要跟上。

2050年,我國發展水平進入中大型國家20強,人均收入和法國差不多。人均GDP應該至少達到美國的70%,GDP總量是美國的2.8倍,這是一個很大的發展前景。2050的發展目標,絕對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會不斷進步,社會法治、民主、文明建設得更加完善。

2020、2035、2050,這些美好願景會不會太樂觀?事實上,這樣的推算是保守的。比如達到前面所說的那幾個標准,只要我們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長;接下來的10年按4%增長--4%是最近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的發展速度,不算很高;再接下來最後那10年按3%增長--3%也不算什么,美國也有幾年增長速度達到3%;按5.5%、4%、3%這個標准區間發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絕對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夠實現的,一定要有艱苦付出的思想准備。哪些地方需要我們艱苦付出呢?我們未來的挑戰是什么呢?新經濟的發展需要一些新思維,有幾個方面需要特別關注。

金融危機堅決不能有國際經驗證明,一旦發生金融危機,經濟發展可能倒退十幾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砸鍋賣鐵,老百姓連金戒指都賣了,韓國第一國民銀行也被賣給了美國私募股權公司。整個金融體系元氣大傷,優質企業也得不到融資。

金融危機到底會以什么形式在這些國家出現呢?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自己沒錢,借了很多錢。別人忽悠你,“你經濟發展情況不錯,我利率很低,借給你吧。”拉丁美洲國家、當年的東南亞國家、韓國都是這個情況,別人忽悠他們,借錢給他們。但是,之後債主們突然就變臉了:“你們的經濟發展好像不太好,你們的企業好像競爭力量不太行,你們的政治制度沒搞好,我不跟你續約了。”甚至說:“你把錢提前還給我吧!”拉丁美洲反反複複的金融危機就是這么產生的,這叫“國際收支的危機”。中國出現這種危機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國目前是儲蓄大國,同時我們從外面借錢非常謹慎。

關鍵在於必須提防第二類金融危機。第二類金融危機有點像2008年美國式的金融危機--金融體系自身沒有建設好,過分依賴貸款、投資,於是產生了一大堆不值錢的金融資產,短期內的交易一旦出現問題,大家都去拋售。這一些商品拋售資產價格下降,導致公司破產,金融體系縮水,金融體系一縮水實體經濟跟著倒黴。

十九大報告指出,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17年7月份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關鍵詞也是“穩定”,不能發生風險,這是底線,堅決不能突破。

目前,中國的主要金融風險是流動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資產以流動性很強的存款和現金的形式存在,約合23萬億美元,而央行只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照現在的換彙制度,只要有5%的中國人不相信中國的金融體系,准備要出國,我們的金融就會出現問題。所以未來的十年、二十年,資金跨境的流動恐怕都需要管理,絕對不能聽一些所謂的國外主流學者、經濟學家的忽悠,這條線是不能碰的。如果把這些銀行存款和現金逐步轉換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債和國債、地方債,使流動性下降,情況會稍微好一點。

大國發展思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很多表現,包括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等。從經濟層面來講,我們現在集中表現為區域發展不平衡。即使是兩個相鄰的省份,經濟狀況差距依然很大。江蘇省是全國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國倒數第六,這就是中國經濟的不平衡。

不平衡恰恰是經濟增長的潛力,就是要讓那些短期內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地區發展起來。這就是我們大國發展的潛力,歸根結底怎么彌補發展不平衡?經濟層面上講,資源尤其是生產力要素,要流動起來:或者資金帶著技術從江蘇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從安徽逐步挪到江蘇省。

提高勞動力素質第三個挑戰可能更加長遠,即勞動力素質問題。現在北京快遞員的平均月收入還不錯。他們也應該是最有憂患意識的群體。因為未來社會的競爭主要是勞動力跟勞動力的競爭,同樣的裝配線,同樣的流程,中國的勞動力能不能幹得比意大利強,能不能夠讓工廠的生產能力留在中國,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這是關鍵。說到底這是勞動力要提高生產效率的問題,工作能力要提高,單位時間要效率上去,“周末不休息只加班”的模式不可持續。中國要實現2035、2050的願景,勞動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對標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僅僅對標東南亞、印度是不行的。未來,快遞小哥、工人等這部分人能不能夠操縱機器,能不能夠適應未來的柔性化生產,這是關鍵。

未來還有一個競爭,就是人跟機器的競爭,會不會出現一個科技陷阱呢?快遞小哥們會不會被以後的自動送快遞的機器和車取代了呢?十年內恐怕很多快遞工作就被機器取代了,屆時上百萬的快遞小哥怎么就業呢?一定要依靠教育、教育、再教育,提升勞動力的素質,去適應未來需要。

我們現在的短板在哪,事實上是在高中階段的教育。現在初中畢業的一大批勞動者,收入可能很高,大量的學生初中畢業趕緊去就業,沒有耐心讀高中。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飯碗很快將被機器替代,必須轉變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點對應的政策,要求他們在學校多學幾年,要多學點軟的技能,包括心理學、曆史、外語等內容,這才能夠適應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

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政府與市場同向使勁,比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來幾年內迅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同時政府也必須給相關的家庭提供經濟激勵,讓這些家庭和孩子有經濟動力去讀書,而不是在初中畢業後就進入工資日益高漲的打工大軍。企業也必須有激勵,多雇傭短期來看工作能力並沒有迅速提高的高中畢業生,而不是簡單的年輕的初中畢業生。

合理應對老齡化根據聯合國2015年的預測,205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3.6億,約人口的25%。要通過制度創新、政策創新來解決。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還可以繼續工作一段時間,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幹,老有所樂也行,建議專門設置老年活動區,給老年人娛樂用。

根據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個人。人最怕的是健康出問題,長期住院,給社會、家庭帶來負擔。人生應該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實不容易,僅早睡早起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新型開放發展戰略第五個挑戰來自於新型開放發展戰略。中國經濟儲蓄高,必然要走出去投資。投資的學問很大,投資不僅不能浪費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還要獲得好的回報,而且要對世界作出新貢獻。“一帶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們的剩餘儲蓄,支持周邊沿線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兄弟國家搞建設,讓他們跟中國經濟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僅僅是中國夢,也是一個世界夢。

海外投資不能僅僅把儲蓄配置在美國資產上,不能像當年日本一樣,匆匆忙忙一窩蜂出國購置資產,那樣一定會吃虧。走出去投資一定要謹慎,一定不能錢多、人傻,被世界笑話。進行商業談判的時候,有時候多給人家錢,別人反而會瞧不起你,會認為你傻,認為你不精明。

從中國故事到中國理論中國發展起來了,世界不理解,覺得中國人了西方人的便宜。面對誤解和曲解,需要講好中國故事。但僅有中國故事還不夠,還要有中國理論,理論上不去,理論立不住腳,在國際上、在政策發展問題上難有發言權。

十八世紀60年代,英國人搞工業革命,1776年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這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學的《聖經》。《國富論》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我平衡。自由市場經濟中,人人都能發揮效益,且人人都從中受益。亞當·斯密不僅創造了理論,還創造了一種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

接近一個世紀後,馬克思研究當時興起的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生產方式。他的《資本論》有著非常鮮明的鬥爭性、實踐性,充滿了哲學的思考。他說,資本主義的制度是暫時的,不是永恒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有著潛在的本質性矛盾。馬克思的理論恰好給當時的工人運動提供了思想指導,並指導了各個國家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思想和理論。

1933年大蕭條,工人大規模失業,有人想買東西,但是工廠又不能開工。英國人凱恩斯作為那個時代頂尖的經濟學家,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沖突、矛盾,提出政府必須幹預,政府發債券、雇傭工人從事勞動。他的思想在哲學層面實際上是繼承了馬克思。

美國建國200多年來,絕大部分時間是搞貿易保護的,美國內戰的結果是,搞貿易保護的北方戰勝了支持自由貿易的南方,完全背離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基本原則。美國從內戰結束以後一直到二戰結束,沒有出經濟學的大家,沒有出思想家為自己辯護。二戰結束,美國要主導國際秩序,蹦出來一位米爾頓·弗德曼,芝加哥大學自由經濟的領軍人物,繼承了維也納學派。這符合當時美國所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精神。二戰之後,哈佛大學當時最有名、最有影響的教授阿爾文·漢森,把凱恩斯主義引入到了美國,美國這么強大的經濟體還要到英國去學凱恩斯主義,可見當時他們的經濟學思想還是落後的。阿爾文·漢森的學生薩米爾森奠定了很多經濟學的基礎,建立了現在整個經濟學的技術體系。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講,薩米爾森是一個技術上的先驅者、完美者,但是並不是思想的領先者,他把凱恩斯主義跟自由市場經濟混在一起,稱為古典綜合。

這就是美國經濟學的走勢,一步一步地發展,總體而言,稱得上成功。但是坦率地講,思想層面有點欠缺,重大思想都是來自於歐洲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宏觀穩增長態勢下的新舊動力轉型的階段,舊動力逐步出清和轉型、新動力逐步接替。在這一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在“基建+房地產”的傳統增長模式的動力逐步減弱的背景下,將增長動力平滑切換到消費等內需,以及創新、轉型上來。而金融監管架構也需要做出相應調整,以使得金融業轉型升級,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中國財富網:您認為目前中國經濟處於哪一階段?有何特點?

巴曙松: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影響深遠的經濟轉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新經濟替代舊經濟的一個過程。我們可以從金融市場的變化來看這一轉變。

金融市場主要通過市值比較來評估,上市公司市值的變化意味著經濟影響力的轉變。目前市值最大的中國公司是騰訊,近一周騰訊市值達4.59萬億港幣,約5千億美金。十年前中國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中石油,最高的時候8.8萬億,現在不到2萬億。如此大的變化,不是中石油的管理層工作不努力,而應當主要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動力的劇烈轉變,進而反映到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的市值變化。

目前,按照市值計算,一個騰訊相當於兩個中石油,這從側面體現出資本市場對兩個產業的不同估值和看法。也可以說,新舊動力轉換正在進行時,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同時,中國經濟正處於行業分化整合期。2017年的中國股市有個特點,指數上漲而多數個股創出新低,三千多只股票中上漲的只有700多只,其他的跌出了新低,背後反映出行業在洗牌。如果買所有細分行業的龍頭上市公司面市值最大的,這些股票2017年的組合模擬收益率超過60%。如果買到不同行業中處於後50%分位的公司,可以預期,其中多數股票在2017年的表現是縮水的,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出現整合,有一部分產能被去掉。對被去掉的那部分產能來說,這是在做減法,而對於剩下的產能來說,就在做加法。因為剩下的產能效益會不斷上升,整合之後,去產能的好處就落在龍頭企業上,這也是產業結構的轉變。

中國財富網:從今年的經濟增長來看,前三個季度經濟增速為6.9、6.9、6.8,保持了一個較為平穩的增長態勢。您如何評價目前的短期經濟形勢?

裡面當時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舉措,包括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注資股改上市,加入WTO,啟動房地產市場,這幾個政策的綜合作用帶動了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持續十年的上升期,到2007年是階段性的高點。2008年碰到全球金融危機回落,到2009年觸底,在以四萬億為代表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帶動下,到2010年的一季度增速超過10%。之後刺激力度逐步減弱、退出,這一階段又疊加中國經濟轉型,所以增長速度在逐步回落。現在還是在回落探底、尋找新增長平台的過程中。

中國財富網:您所說的這種回落探底是否是新常態的一部分?

巴曙松:2012年、2013年後,中國宏觀經濟的波動出現了一個非常典型的變化,我們現在把這叫新常態: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很小。從目前的情況看,2017年、2018年應該還是在6.5為中軸的上下區間波動。對比日韓經驗,如果中國經濟能順利轉型,在一個新的中速增長平台是完全有可能保持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的。

這就是我作為一名政策研究人員所理解的新常態:中國經濟從一個高速增長階段平穩轉型,經濟增長速度找到一個新的增長平台後站穩,此時的重點在於推動創新和轉型,或者說宏觀層面比較平靜,微觀層面則更關注的是分化和轉型升級,這種特點預計會非常明顯。

實際上這也就是新舊經濟增長動力的轉型,舊經濟出清和升級,新動力在逐步替代的過程。權威人士把這一走勢稱為L型,我理解是在一個新的平台上經濟增長速度慢慢站穩,L型的下邊這一橫站穩。從現在的經濟增長態勢看,現在可以說非常接近底部或者叫觸底的驗證期。觸底的確切含義是基本站穩在新的平台。

因此,下一步的重點不應當過於關注經濟增長速度,重點要放到結構層面,怎么把新的增長動力培育起來。經濟增長速度經過六七年的回落只能說現在逐步站穩了,但是新的增長動力在什么地方?如何培育起來?如何促進新經濟來替代舊經濟?這可能是更關鍵的。

中國財富網:您認為舊動能和新動能分別指什么?新舊動能目前處於何種階段?

巴曙松:先看舊動力,原來中國的投資主要是三大塊,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房地產是過去這么多年投資高增長的很大動力,基礎設施也是政府重要的調控杠杆。現在制造業只是站穩了,回升還要找新的動力,要依靠轉型升級。制造業站穩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是去產能見到一定的成效,產能利用率實現快速回升。從金融方面來看,在制造業盈利有所回升的情況下,金融業相應的信貸增長明顯恢複,實際上金融與經濟也是這樣一個互動的過程。

中國的工業在2017年走出了長達54個月的收縮,從央行的企業設備利用水平和工業企業資產周轉率數據,可以看到2016年二季度後這一輪經濟開始上升。企業杠杆率的斜率在慢慢趨平,這意味著企業的杠杆在去杠杆的壓力下至少沒有大幅進行擴張,進入盈利修複的一個出清期。

經濟現在從需求端來看,經過回落開始大致站穩,生產性的投資略有回升,短期存在尋底過程。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原來“基建+房地產”的增長動力模式可持續性已經在減弱,怎么讓它比較平滑地過度到內需消費和創新轉型的新動力上,是經濟政策真正需要關注的重點。

房地產投資已經在嚴厲的調控政策下開始回落。然而經濟要降低對房地產的依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為整個經濟結構運行形成了一定的依賴慣性。2016年初經濟有所改善,最初的動能還是來自房地產;無論是工業整體的營收,還是汽車、家具、建材、裝修等細分領域,都和房地產的波動高度相關。要經濟增長降低對於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依賴,還需要在經濟轉型上付出更大的努力。

中國財富網: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斷加碼,十九大正式將房地產調控的基調明確,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市場會出現轉型?

巴曙松:房子具有雙重屬性:一個是居住屬性、實用屬性,一個是投資屬性。現在政策顯然在抑制第二種,有的城市在限購面已經加了一條買房五年之內不准賣出的規定。如果這個基調成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中長期基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必然會出現一個顯著的轉型。

十九大關於房地產市場的重要定位所產生的市場影響,正在慢慢釋放。首先融資渠道在發生變化,以前大家習慣批發式的開發貸款、按揭貸款,一次能做好多套,現在要換一種模式了。不讓炒房,抑制過快價格上漲,鼓勵使用,就使得房地產融資方式變化,倒逼賣不出去的房地產商拿房子進行出租以及開發其他運用渠道。

最近中國房地產市場上信貸最活躍的銀行是中國建設銀行。建行做了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建行成立一個房地產租賃管理公司,優勢是有金融業的信用、低成本的資金,然後建行和開發商簽約,一次性把十年八年的租金付給開發商。限購導致房子賣不出去的開發商,可以拿到租金,再去開發新房產項目,建行再租給居民常住,中間還可以通過這樣一個活躍的交易場景,給居民做一些配套金融服務,比如客戶有一百萬資產,可以到建行開個理財賬戶,建行把理財賬戶的經營跟客戶房租之間做一個關聯,這就把房子變成了可經營的資產。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個動向背後就可以看到市場的遊戲規則慢慢在變。

對於這種新的商業模式,當然也有很多疑慮,例如,深圳新房那么貴,房租並不高,開發商願意嗎?這主要看不同開發商的不同訴求。如果融資轉型逐步做起來,實際上這個市場是很大的,粗略測算,中國居民持有的房地產市值在三百萬億左右,如果可以逐步把這三百萬億的資產盤活,有10%通過這種方式融資就是30萬億,目前無論上交所還是深交所,其市值也就是30萬億上下。

中國財富網:調控政策促使房地產市場轉型,是否會使得房地產投資對於中國經濟的貢獻度下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處於什么階段?

巴曙松:當前房地產調整的宏觀經濟背景是什么呢?我們可以從國際范圍內對比一下,美國、英國、中國台灣、日本、韓國這些經濟體,基本上人均GDP到一萬國際元左右,房地產市場就會出現明顯調整。過去這么多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可以說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這個行業對經濟貢獻度逐步降低也是必然的趨勢。

從需求端來看,2012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置業人口比不斷下滑,2015年的比比2013年下滑了兩個百分點,所以現在買房子的人數在下降,再加上全國總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下降,置業人口比下降也應當是一個趨勢。

中國的房地產在全國總量上大致已經平衡。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叫做戶均套數或者叫家庭套數比,日本和美國的戶均套數的波動基本在1左右時,其新房需求接近頂峰,超過1.1之後就非常接近峰值了。從全國總量看,中國的戶均套數比在2010年達到1,現在大致在1.06左右,總體上應該說非常接近新房需求的峰值狀態。

再換一個角度對比,自從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啟動依賴,中國的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一直高於作為成熟經濟體的美國和日本,特別是2008年危機後,美國、日本的房地產投資在降低,中國反而在增長。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中國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在2012年之後,跟美國和日本的增長速度差距在縮小,基本上趨同,正在變成一個常規的增長速度。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就是二手房交易迅速上升。因為新房需求減少了,大量房地產交易轉向二手房和存量房。現在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是新房的三倍,這不僅僅是2017年,去年沒有調控之前新房還很火爆的時候,已經開始呈現二手房上升的態勢。

二手房的交易能帶來很多新的業務需求,如租金、物管、裝修這些方面。全世界房地產企業在分類方面,往往不同的交易市場有不同的上市公司類型劃分。有的國家主要是重資產運營的階段,要蓋新房子,房企放在制造業;有的變成服務業,做運營裝修管理;有的則成為以金融收入為主的金融性質企業。這背後體現了房地產行業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階段也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房地產金融業態、商業業態的變化。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正處於轉型階段。

中國財富網:一般認為房地產是城鎮化的“硬件”,城鎮化進程的一大表現就是城市固定資產的大規模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房地產調控政策使得房地產市場轉型,這對於城鎮化有何影響?

巴曙松:本輪房地產調控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一些大城市群中的三四線城市也進入到限購名單中。以前的房地產調控,全國幾乎同步進行,不同地區都有城市限購。這次限購,有些經濟不太活躍、人口流出的地區沒有限購,而一些中心城市群周邊的二線、三線甚至四線城市,也開始進入限購名單,如北京的燕郊、上海附近的嘉興。這表明中國這一輪的房地產市場城鎮化進入一個轉型階段,就是以有活力的城市群作為主要載體,作為下一步城市化推進的主要平台。

關於中國城鎮化的道路,常常有爭議,大致上可以劃分為兩派,一派認為要通過小城鎮來分散大城市病,另一派的看法就是發展大都市群。現在看來,公眾用自己的雙腳做了選擇,就是有活力的大城市群。

日本的經驗可以作為一個對照,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開始起飛之後,東京就出現空氣汙染、水體汙染,從文獻記載可以看到,那時候東京的很多河都變成了垃圾堆。當時日本提出了著名的東京疏散計劃,把很多功能遷到郊區,建了很多高速公路網、鐵路網用以聯系。雖然用意很好,疏散一部分出去了,但這個便捷的交通網又吸引了更大規模的人湧入,最後進來的人比出去的人要多得多,東京的人口從五六百萬、七八百萬發展到一千萬、兩千萬。這一趨勢與當前的中國類似,大都市群就成為很重要的一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這也可以說是這一波房地產調控下市場波動最明顯的一個特點。

根據2016年全年的房地產數據,三個城市群環北京、環上海、環深圳廣州,加上六個中心城市南京、合肥、武漢、長沙、重慶、成都,“3+6”城的GDP到接近全國四成比例,人口兩成,新房交易接近一半,二手房交易超過七成。這也顯示出城市群的趨勢。

北京實際上有意識地在進行基於城市群局的規劃,京津冀一體化的期望值非常高,包括雄安背後的理念。廊坊市常住人口規劃從2016年461.5萬,到2020年是570萬,2030年785萬,也就是說未來還打算增長323.5萬人,這都可以說是環北京城市群格局下的趨勢。

中國財富網:回到您剛剛說的新舊動能轉化的問題。房地產市場的轉型,意味著舊增長模式的一大動力在減弱,那么,新的增長動力在哪?

巴曙松:在大幅度的房地產調控壓力驅動下,房地產的投資增速開始回落,綜合城鎮化這些變化來看,這是未來一個大的趨勢。中國經濟增長轉型,增速要到一個新平台,必須要找到新經濟點,必須要用新經濟替代舊經濟。

房地產投資增速總體是在調控中回落,基建其實也基本上是一個穩中回落的態勢。PPP的大量上馬,推動基建規模2016年上了一個階段性的高峰,現在又被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收縮抑制住了。

制造業逐漸站穩,2016年二季度之後,PPI的回升和工業利潤改善同步進行。但是相比於房地產和基建投資來說,制造業恢複的動能還是比較弱,所以進一步的回升還有待需求的釋放和改革的推進。

2017年出口的整體環境不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出口也面臨轉型升級。全球整個經濟環境都在回暖,帶來貿易需求的上升,在中短期內也會成為支持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力量。然而出口正在出現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就是在現有出口份額基礎上,要再增加是不容易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應該說也到了天花板,現在中國的昆山、東莞等很多制造業出口產業,已經轉移到泰國、越南、印尼這些國家。中國的貿易已不再依靠出口規模的上升,而是逐漸向價值鏈兩端來提升,這就是國際貿易上所說的“微笑曲線”,通過兩端品牌技術的創新提升回報水平。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已經在向高端化、高新技術產品方向升級。

消費受收入的影響有一定制約,但是總體來看消費結構的升級,也是一個結構分化的過程。城鄉居民的消費面食品類、服裝類的比例在下降,醫療保健類、文教娛樂類這些服務類的支出比例在上升,這也是大的產業結構轉變趨勢。

不同產業的轉型進展不同,使得不同產業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相關性下降,出現明顯的分化。2008年大多數中國的行業往往隨著宏觀經濟周期同步變化。而現在經濟轉型的時期,不同產業去產能轉型進展有差異,宏觀數字與微觀產業的關聯度越來越淡化,各行業的走勢和全國增加值走勢的相關性在顯著降低,各個行業波動的時點明顯地不同,這也說明全國的指標很難顯著地體現結構的變化。

無論轉型升級還是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經濟來促進舊經濟的轉型過程。通常來說,新經濟的增長速度比較快,舊經濟速度比較慢,因此整個經濟結構中新經濟的比越來越大,舊經濟比越來越小,這就是轉型的過程。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模擬測算,在特定的假設條件下,2020年新興產業的比能夠上升到20%,這也顯示出,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中國財富網:與經濟轉型進程相適應,金融政策需要作出何種調整?

巴曙松:談到金融政策風向標,大家可以重點看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這是金融領域最高規格的會議,對金融政策的影響非常深遠。觀察中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政策動向,基本上就是觀察一部1997年以來的中國金融政策發展史。

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是1997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央下決心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產,修復銀行不良資產負債表。我覺得從金融改革的進展看,往往是外部的環境壓力大一點,更容易形成共識,對改革是好事,改革決策也容易推進。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金融界了解到,一個企業倒了就只是一個企業,而銀行倒了,就會倒一片,而且銀行真的會倒。決策者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這樣才有了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對中國的金融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今天中國的銀行業架構就是那個時候奠定的。

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會時中國要加入世貿,加入世貿無疑國際競爭會加劇,當時大家對中國金融業很沒有信心,覺得歐美的金融業比我們強太多,所以擔心一旦開放中國的銀行業可能受到沖擊。因此在談判的時候,對金融業爭取了5年的過渡期,這5年間可以對本國的銀行業有一定保護,五年後內外資必須用同樣的條款來監管。最近中國宣了取消對外資持有中國金融機構份額的限制,外資可以持有51%的銀行股份,3年後這個51%限制也可以取消。

因此,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實際上是希望通過改革部署,督促國內銀行利用5年的過渡期時間急行軍,在5年的時間讓中外資能在一個水准上競爭,目前看,這個階段的改革非常成功。

第三次金融工作會也很重要,是要迎接世貿的過渡期結束,但從事後評估看,似乎沒有覺得這次會議明顯解決了什么問題。這是因為當時內外部環境確實太好,2007年經過十年持續增長,信貸高速擴張,資產質量也很好,GDP也漲,銀行的淨利差也大,這是當時的環境。

第四次金融工作會主要是汲取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部署應對措施。2012年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幾年了,歐美金融監管出現很多調整,所以我們的監管規則受歐美影響做了一些收緊。

2017年金融工作會正好處於經濟轉型期,經濟發展速度慢下來了,增長動力有一個新舊轉換。我們銀行業原來習慣快速增長,現在增長慢了,原來投到舊經濟的這些資產質量可能會慢慢暴露問題。怎么支持現有的新興實體經濟也是銀行業不太熟悉的,銀行比較習慣給重資產企業貸款,但很多新經濟的公司沒有什么資產抵押。服務實體經濟需要金融業的轉型升級,特別是要熟悉新經濟的融資需求,並且需要相應調整監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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