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讓我們聚焦舟山港邊的一艘船。

長154米、寬24米，吃水9.1米、載重量2.2萬噸，藍體紅底，這艘叫作江海直達1號、正在進行最後安裝調試的大船看起來平淡無奇，卻因為既能通江又能達海而注定寫入中國造船史。

這是繼江船、海船標准後，按照第三套江海直達標准建造設計的船舶。“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幹的事將創造中國之最。”舟山增洲造船廠江海直達1號輪機技術員張凱源自豪地說。

過去萬噸以上的船舶船體因為桅杆過高，一到南京長江大橋就只能望橋興歎，而未來，江海直達1號將從舟山出發，穿過南京長江大橋，沿著長江水道一路到達馬鞍山等長江沿線港口城市，一路無須減載裝卸。

船體中暗藏著玄機：“最大的不同在於可倒式雷達桅。通過油缸的液壓，在過大橋的時候放倒，過了大橋油缸裝置再自動把雷達桅頂起來。”江海直達1號檢驗經理蔣建平這樣描述。

在人們印象中，一艘艘拖著一長隊的平板船的拖輪行駛在長江之上，一節又一節，冒著黑煙，揚著粉塵。從海上運來的貨物便是通過這樣的駁船一次次轉載到目的地。而江海直達1號投入使用後，這樣的場景將一去不複返。舟山市港航管理局江海直達船舶工作組組長俞展偉表示，江海聯運實現後，將緩解長江水上交通擁堵，變三程運輸為二程運輸，減少煤炭等大宗散貨在沿岸裝卸中的逸塵現象，成就一條綠色聯運的長江。

中歐班列也值得一再書寫。2017年12月28日，伴隨著汽笛聲響起，全國第一班啟動鐵水多式聯運的中歐班列——東風120338號列車從重慶果園港緩緩駛出站台，開往11000公里外的德國杜伊斯堡。“果園港的投入使用，真正實現了中歐國際鐵路通道與長江黃金水道之間的無縫銜接，將使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更上一層樓。”重慶港務物流集團副總經理黃繼感歎道。

此前，渝新歐班列是從重慶團結村鐵路始發站出發開往歐洲的。而從重慶保稅區果園港距離團結村尚有近40公里的距離。這意味著通過長江逆流而上的貨物想要搭上渝新歐班列這班快車，必須增加每標箱1000元的汽車轉運費用。“不僅增加了金錢成本，而且時間上還要多耽誤一天來卸貨、編組，甚至散貨拼箱。”黃繼說。

長江航運局副局長聞新祥也用數據印證江鐵聯運的便利性：“成本可以比公水聯運下降20%～30%，江鐵聯運比例每提高1%，區域整體交通運輸效率可提高10%。”

正是江海、江鐵聯運,甚至未來基於長江更多方式的聯運，將長江經濟帶沿線城市連成線、串成行，成為協同發展的“共同體”，構築起中國經濟地理的橫軸;也正是江海、江鐵聯運，使絲綢之路和長江黃金水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互聯互通。

目光轉移到長江沿線的另一座城市，安徽合肥。

“請打開窗簾。”隨著講解員隔著3米距離發出指令，窗簾緩緩打開。當大家還在為語音控制智能家居而驚歎的時候，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張友國卻揮揮手說道：“這不算什么，我們已經與華南理工大學聯合研發更先進的腦電波控制家居。”

這意味著不用聲音，只要用意念就可以操控家居設備。在2017年11月訊飛年度發佈會上，中科院院士張旭現場驗證了這項“黑科技”。當張旭隨機抽出“打開空調”的指令之後，一位穿戴頭盔和特制外套的演示者對著牆壁全神貫注地思考了一會兒，大屏幕顯示家居語音後台接收到了腦電波指令，隨即完成了相應的操控步驟，空調打開。

而在2017年早些時候，訊飛研發的機器人“智醫助手”以456分的成績輕松越過360分的分數線，通過了2017年國家臨床執業醫生資格筆試評測，在安徽兩萬多名考生中排名前100位。

依靠自主創新，科大訊飛從一個在校大學生創業企業，發展成為人工智能核心技術領先全球的高科技企業;同樣依靠自主創新，合肥從一個家底薄弱、默默無聞的中部城市陡然發展加速，成為長江經濟帶耀眼的創新高地。

量子信息國家實驗室、超導核聚變中心、天地一體化信息網絡合肥中心、聯合微電子中心、離子醫學中心，依托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合肥有了數個世界第一;打通產學研，這個總書記口中的“創新的天地”塑造了更多創新驅動的引領型發展。

創新正在為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凝聚新的動能，現代產業走廊雛形初具——四川、貴州等上遊省份的電子信息、大數據和智能制造產業後發趕超;兩湖、江西等中遊城市群加速佈局光纖光纜、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領域;長三角地區，以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為代表的高精尖產業取得重大成果。

長江機械有限公司的廠房裡，工人李岩正拿著專業的檢測設備，對手中的主轉轂內緣直徑進行抽檢。“標准是在52.98毫米到53.01毫米之間，如果超出這個范圍就不合格。”他抬頭看了一眼貼在工作台正前方的作業指導書，精確到0.01毫米的數值被清楚地記錄在上面。

李岩手裡的這些零件，是汽車傳動系統的關鍵零部件，主要為大眾、本田等汽車品牌服務。近年來，隨著一些全自動化設備的進入，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成本也將進一步得到控制。“以前每台機器都需要一個人來守，現在一個人可以看3到4台機器。”長江機械廠副總張誠說。

瀘州市發改委副主任張毅賢介紹，長江機械有限公司是瀘州實施“退城入園”後，進入機械裝備產業園的50多家機電企業之一，通過政府的要素保障和政策扶持，產能已經從2014年的2000多萬元提升至2017年的近5億元，同類產品市場佔有率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2016年3月，國家發改委與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長江經濟帶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方案》，以創新驅動、轉型升級促進長江經濟帶提質增效和綠色發展。就在同一年，瀘州高新區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長江經濟帶國家級轉型升級示范開發區，承擔著瀘州產業升級的發展重任，其中入駐機械裝備產業園的長江機械有限公司，正是長江經濟帶制造業由“制造”向“智造”轉型升級的代表。

坐擁鄰江的便利條件，長江沿線和周邊地區在幾十年的發展中佈局了很多化工、鋼鐵、石化、建材等企業，僅以化工企業為例，長江沿岸及周邊地區就超過40萬家，產量佔全國的46%。在“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新發展理念下，推動傳統產業整合升級，依托產業基礎和龍頭企業，整合各類開發區、產業園，引導生產要素向更具競爭力的地區聚集成為當務之急。

“對於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世界各地的投資者都在密切關注，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繼續取決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持續穩定的增長活力。”德國NTV電視台網站近日刊文指出。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這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

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國外專家學者表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也是中國迎難而上作出的主動選擇。這幾年，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正在落到實處，推動高質量發展著眼於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切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國經濟正在走向更加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日前公佈的經濟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8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經濟增長達到6.9%;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6%，工業產能利用率創5年新高;過去5年，全國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超過11%，科技進步貢獻率從52.2%提高到57.5%，據估算，新動能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變得更為鮮明。”荷蘭萊頓大學經濟史教授理查德·格里菲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格里菲斯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但高速發展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如環境質量下降、資源消耗過大等。過去幾年，中國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些新發展理念正逐漸落到實處。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也是中國的主動選擇。中國經濟增長的數字可能不像此前那么“亮眼”，但是這是一種更加健康、更加持續的發展，值得鼓勵和探索。

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的是從總量擴張到結構優化的轉變。過去5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城鄉差距繼續縮小，新發展理念已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在格里菲斯看來，中國把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能問題。“把科技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的經濟發展規劃對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近期“雪鄉宰客”和“企業家質疑亞佈力管委會”事件引發對東北營商環境的關注。“坦率講，與東部沿海省份相比，東北地區營商環境確實還存在一定差距，有待進一步優化。”嚴鵬程說。

嚴鵬程強調，損害企業家、投資者和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應堅決制止，並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處理。“希望社會各界繼續關注東北地區改善營商環境的努力，幫助監督改進存在的問題。”

他指出，將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一是開展東北地區優化投資營商環境專項行動，支持東北地區繼續轉變政府職能，引入推廣“最多跑一次”改革。二是推進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對口合作，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三是開展國有企業綜合改革試點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四是深入推進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改革示范，及時總結典型經驗和做法，引導和帶動區域改革發展。

我國工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受制於人的局面沒有改變，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總體上處於中低端的局面沒有改變。

要增強創新發展能力，加快突破5G、工業互聯網等關鍵核心技術，搶佔產業發展制高點，大力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引導外資投向高端制造領域，培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當前，我國外貿大而不強問題依然明顯，需要進一步提升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

“推動貿易強國建設，要加快外貿轉動力、調結構，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大力推進國際市場佈局。”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說，要創新思路打造利用外資新平台，重塑利用外資新優勢，擴大利用外資規模。要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鼓勵有實力、信譽好的企業走出去。

國家質檢總局總檢驗師張際文說，要把質量創新作為推動廣大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同時狠抓質量攻關，攻克一批長期困擾產品質量提升的關鍵共性技術。

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王江平說，將繼續推進商事制度改革，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加大商標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促進我國供給質量提升。

過去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基本解決了經濟發展“有沒有”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速度換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爬坡過坎考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源環境瓶頸日益收緊，直接影響到人民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中國經濟更需要著力解決發展“好不好”的問題。

韓國世界經濟研究院院長宋璟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濟層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產能過剩、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時，著力應對大氣汙染等環境和民生問題，這使得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高質量發展將助力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瓊斯說，近些年來，中國十分重視生態環境和扶貧問題等，這既是踐行新發展理念，也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高質量增長是化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主要途徑。”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秘書長薩奇夫對本報記者說，經過近4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經解決了經濟發展不足問題，開始進入注重質量和效益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解決不平衡發展和不充分發展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民從高速增長中獲得了巨大的實惠，但經濟的粗放式增長也導致出現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尤其是霧霾等環境問題困擾著人們。”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斯對本報記者表示，人民群眾對協調和均衡發展的訴求日益強烈，這決定了轉換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有利於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切實回應人民關切，避免因一味追求經濟增速而付出代價。

據世界銀行測算，2012年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4%，超過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和穩定器，對世界經濟持續穩定複蘇至關重要。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參考。”瓊斯表示。

在薩奇夫看來，只有實現了協調、綠色和共享發展，才能使高質量發展轉化為人的全面發展，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進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提出的這些理念和經濟發展方案對全球都有指導意義。

在開放中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將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注入活力，創造新的機遇，更可貴的是，中國將提供一條挖掘持續增長動能的根本性思路。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導、中國經濟時報社等主辦的第九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在北京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新時代的中國經濟”。

李偉在演講中表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意味著高質量的供給、高質量的需求、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高質量的收入分配、高質量的經濟循環。

“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切實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李偉認為，高質量發展是一場耐力賽，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必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有序排除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有效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沖擊，為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

“著眼今年，我們要切實應對好國際上三大不確定性和國內三大風險。” 李偉分析稱。

他指出，從國際看，一是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影響;二是國際宏觀政策調整的溢出效應。美國“縮表”和加息進程加快，歐洲也有望在今年開啟“縮表”進程，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將有所提升，資產重新配置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特別是高債務的發展中國家壓力將有所增加;三是國際地緣政治動蕩的沖擊。部分地區的穩定問題可能對全球經濟更大范圍的複蘇形成沖擊。

從國內看，一是道德風險、剛性兌付和監管套利現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礎尚不牢固，金融機構仍有較強的規模擴張沖動，金融嚴監管任務還很重。

二是近年來，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的矛盾比較突出。2017年以來，一二線和部分三四線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購、限價、限售、限貸等行政性措施，房價快速上漲的勢頭有所緩解。但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區房價上漲壓力仍不小。

三是地方舉債也需要進一步規范。下一步，必須堅持“逐步消化存量、堅決控制增量”、“開前門、堵後門”的原則，嚴格推進地方債務規范管理，落實債務處置主體責任，嚴肅問責機制，在統籌考慮在建項目和資金鏈風險的同時，切實防范化解地方債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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