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是一場全方位變革”

能源關系著國計民生。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近日印發《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了“十三五”時期我國能源發展的路徑和重點任務，提出努力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

未來，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如何?能源結構調整的方向在哪?國家能源局5日舉行發布會，披露了規劃的亮點和主要內容。

我國能源發展的時代背景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關鍵期。推動能源革命，有著重要的時代背景，乃大勢所趨。

第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

同時，我國能源發展也有了新態勢。一是總量增速放緩。2015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同比增長0.9%，用電量僅增0.5%。二是能源結構逐步優化。煤炭的年消耗從“十二五”前兩年的增量較大，到“十二五”後兩年的負增長，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占比達到12%。三是更加注重能效和環境。四是能源科技創新進入高度活躍期。

引領經濟新常態、落實發展新理念，對能源發展提出了新要求。當前，我國能源發展處於戰略轉型期，正在經曆一場深刻的生產消費革命。要充分認識速度變化是發展的必經階段、結構變化是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內在要求、動力轉換是能源發展的根本出路，積極探索和找准工作著力點。

第二，2020年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十三五”時期需補短板，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對推動能源轉型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其中，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十三五”時期，我們要補齊環境短板，環境質量應明顯改善，汙染排放和碳強度應有明顯下降。在這一過程中，能源轉型是基礎，其必要性是顯然的。而且低碳轉型的技術和經濟的可行性也日益增加，這為實現能源轉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第三，實現2020年國家低碳發展目標的需要。我國2009年確定了2020年的低碳工作目標：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2015年我國提交的《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進一步提出了2030年的低碳發展目標：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並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而這些目標實現的關鍵在於對能源進行大踏步地、徹底地改造。

第四，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開啟了全球綠色低碳發展的新階段。《巴黎協定》指出的目標和方向，是人類發展路徑創新的新成果。走綠色、低碳之路是一場國際比賽，我國要在這場比賽中不落伍並爭取主動，能源革命是關鍵。國際經驗表明，高碳發展並非通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低碳發展之路可以通向現代化。國內外形勢都充分說明，推動能源革命，實現低碳發展，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綜合考慮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能源消費趨勢變化等因素，規劃提出，到2020年把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准煤以內。

據介紹，從年均增速看，“十三五”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2.5%左右，比“十二五”低1.1個百分點，符合經濟新常態下能源消費變化趨勢。從能源強度看，按照規劃目標測算，“十三五”期間單位GDP能耗下降15%以上。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李仰哲表示，為確保能源安全，應對能源需求可能回升較快和局部地區可能出現的供應緊張局面，規劃考慮了相關對策。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發電機組利用率、提升跨區調運和協同互濟保供能力等措施，確保能源充足穩定供應。

清潔低碳能源將是能源供應增量主體

“優化能源結構，實現清潔低碳發展，是推動能源革命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迫切需要。”李仰哲說。

規劃提出，“十三五”時期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氣消費比重力爭達到10%，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按照規劃相關指標推算，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消費增量是煤炭增量的3倍多，約占能源消費總量增量的68%以上。清潔低碳能源將是“十三五”期間能源供應增量的主體。

據介紹，為實現規劃確定的結構調整目標，將繼續推進非化石能源規模化發展。做好規模、布局、通道和市場的銜接，規劃建設一批水電、核電重大項目，穩步發展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

同時，擴大天然氣消費市場。降低天然氣利用成本，大力發展天然氣分布式能源和天然氣調峰電站，在民用、工業和交通領域積極推進以氣代煤、以氣代油，提高天然氣消費比重。並將做好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風電、光伏布局向東中部轉移

“受資源稟賦等因素制約，我國重要的能源基地大都分布在西北部，長期以來形成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北煤南運的能源格局和流向。”李仰哲說。

根據新形勢的變化，綜合考慮資源環境約束、可再生能源消納、能源流轉成本等因素，規劃對“十三五”時期的重大能源項目、能源通道作出了統籌安排。其中，在能源發展布局上做了一些調整，主要是將風電、光伏布局向東中部轉移，新增風電裝機中，中東部地區約占58%;新增太陽能裝機中，中東部地區約占56%，並以分布式開發、就地消納為主。

李仰哲表示，輸電通道比規劃研究初期減少了不少，還主動放緩了煤電建設節奏，嚴格控制煤電規模。

優化能源系統提高發展質量

“當前，隨著能源供應出現階段性寬松，我國能源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綜合效率不高等問題逐步顯現。突出表現在煤炭產能過剩、系統調節能力與可再生能源發展不相適應等。”李仰哲說，解決好這些問題是一項長期任務，主要途徑是優化能源系統。

對此，規劃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對策措施：一是有效化解過剩產能。主要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更加注重運用安全、環保、技術、質量等標准，淘汰落後產能。

二是加快補上能源發展的短板。增強電力系統調峰能力，加快抽水蓄能電站、天然氣調峰電站建設。同時，加大既有的熱電聯產機組、煤電機組靈活性改造力度。統籌推進油氣管網建設，推進城鎮配電網建設。

三是深入推進煤電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十三五”期間要完成煤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4.2億千瓦，節能改造3.4億千瓦。

四是嚴格控制新投產煤電規模，力爭將煤電裝機控制在11億千瓦以內。

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路徑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我們黨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決勝階段，也是能源革命發力提速的關鍵時期。“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入推進能源革命，著力推動能源生產利用方式變革，優化能源供給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這為“十三五”時期我國能源轉型指明了方向。我們要從國內、國際兩方面，准確把握“十三五”時期能源發展形勢，積極應對能源發展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深刻認識、主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推動能源生產消費革命邁出堅實步伐。

一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抑制不合理需求、技術進步、能效標准管理，多管齊下節能提效，實現“能源總量和強度的雙控”。具體來說，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8億噸標准煤左右;能效低、能源強度高的狀況，應有明顯的改觀，做好“去產能、去庫存”，防止產生新的產能過剩。

二是大幅度減煤。在“十三五”時期，不再增加煤炭消費量。這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也是大氣汙染治理的必然要求。其中，“散煤替代”是“十三五”時期的一個重要工作。要用氣、電、餘熱、可再生能源等實現大量散燒煤的替代。

三是大力度、高質量發展非化石能源，主要是可再生能源，水、風、光、生物質、地熱能和海洋能等，降低成本。

四是穩油增氣。要提高燃油標准，發展新能源車。同時，加強石油的替代，擴大天然氣使用范圍。天然氣(含非常規)是相對低碳的化石能源，要努力提高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到2020年要提高到10%以上。

五是發展智慧能源互聯網。電力系統向可再生能源的適應性變革，是能源體系低碳轉型的重點。在這一過程中，要與信息技術、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同時要把橫向的多能互補和縱向的源、網、儲等結合起來，發展智慧能源互聯網。

六是在新型城鎮化中堅持低碳設計，推進農村能源形態的進步。“十三五”時期影響能源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城鎮化。城鎮化特別是基於燃煤的傳統城鎮化可能會加重環境負荷，因此，我國的城鎮化需要精心設計。比如，提供方便的公共交通以及節能、環境友好的建築，減少職住分離，注重梯級用能，等等。此外，還要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以分布式低碳能源網絡滿足用能的增量。要因地制宜，用天然氣、光、風、生物質、地熱等，以及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加上大數據智能化管理，推進農村能源形態的進步。這些都是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涵。

“目前所說的綠色發展，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問題，而是一場全方位的經濟社會變革。”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7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接受《財經》V課專訪時說。

2017年11月30日，以“砥礪前行、保衛藍天”為主題的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邀請各界專業人士，共商如何更好地減少煤炭消費，探討空氣治理、能源轉型方面的諸多議題。

目前，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劉世錦指出，“這裏講的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就有渴慕藍天。”要想換得好的空氣質量，也勢必對地上的汙染源重點控制與治理，涉及到能源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需要讓“老經濟”煥發出新動能。

那么，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質量的發展?能源轉型的長期戰役如何取勝?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又該如何實現?曠日持久的這場“藍天保衛戰”如何打贏?此次論壇上，《財經》V課獨家視頻專訪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經濟學家劉世錦，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中國煤控項目研究核心組成員、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氣候能源專家楊富強，三人分別深度暢談了綠色發展、空氣治理、能源轉型以及煤炭消費控制等話題。

“綠色發展是一場全方位變革”

“犧牲環境換取GDP”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過去，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環境保護的重視，現在的共識已經變為“環保生態和經濟增長不再是對立的‘零和關系’”。十九大報告中亦提出了“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為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於綠色發展，已有多種解讀。劉世錦認為，目前所說的綠色發展，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是一場全方位的經濟社會變革。因為綠色發展帶動了消費方式、生產方式、流通方式、生活方式和創新方式的重大變革，也帶來了新的消費升級動能、經濟增長新動能與創新發展動能，“長遠來看，這將會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文明形態”。

劉世錦還指出，把”綠色發展和經濟增長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綠色發展並不是必然要付出成本，相反，它會帶來新的消費、新的生產，特別是創新。猶如新能源汽車的出現，正是滿足了人們對綠色出行的需要。

那么，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如何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劉世錦認為，這需要一個全方位的變革。確切來說，至少從三個方面做好准備。第一，政府要轉變經濟發展理念，在政府的發展目標、業績考核、政績評估過程中，繼續要把“綠色”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指標。

第二，變革價格激勵體系，糾正過去單純的價格、財稅等政策措施。劉世錦以能源領域舉例稱，“過去政府會對傳統過剩能源、對環境負效應的一些產品進行補貼，對綠色消費或者投資補貼不到位，”這會造成激勵不足，不利於綠色經濟發展。與此同時，補貼是針對於過渡時期中的有前景的綠色發展項目，長遠看來，也要發揮市場的調劑作用，讓新能源在市場競爭中自然取勝，而不是依賴於長期的補貼。

第三，處理好生態資本核算的問題。這是綠色發展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即如何度量綠色發展的結果?“只有解決了可核算、可評估、可交易、可貨幣化、可市場化的問題，才能使綠色發展形成一種經濟效益，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劉世錦特別強調稱，綠色發展不是服務於少數人的奢侈品，應當惠及全體人民，使得全球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與包容性。

能源轉型和煤控戰役仍需長期努力

能源轉型是綠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綠色發展對中國的能源質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煤炭，作為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最大的能源，其轉型可謂能源轉型的關鍵。2017年1月，國家能源局正式對外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首次設立了煤炭消費總量的約束性控制指標。其中，提出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准煤以內，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煤電機組供電煤耗達到每千瓦時310克標准煤以下的目標。

這一目標是否能夠有效達成?楊富強認為問題不大。他說，2017年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60%左右，“還有3年時間，每年都下降1.8%，這個58%的指標可以達到。另外每年電廠的效率可以下降2克，而2017年已基本接近310克每千瓦時，所以這一目標也可以達成。”

雖然近幾年我國能源轉型步伐明顯加快，各項指標的下降也較快，但是，要實現全面的能源轉型，並非一蹴而就。尤其是能源轉型作為一項長期的工作，現實中可以看到，煤炭消費量忽高忽低，常有波動，據中國煤炭協會統計，2017年前10月，全國煤炭產量28.53億噸，同比增長4.8%;初步測算，全國煤炭消費量32.6億噸左右，同比增長3.7%。

對此，楊富強在專訪中認為，“十三五計劃是能源轉型很關鍵的一個時期”，在落實能源轉型過程中要努力克服三個難點。第一，政府方面要繼續轉變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轉型。第二，能源工業要轉變原來的思路，要認識到煤炭消費的下降，是一個長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趨勢，所以要做好充分准備。第三，要做好環境保護以及公眾健康保護工作，要認清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占比的持續下降指標，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楊富強表示，從未來來看，中國能源轉型必須徹底擺脫對煤炭消費的依賴，跨域石油時代，同步擁抱新能源的未來。這條路雖有不易，卻勢在必行。

對此，劉世錦亦從經濟學角度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接下來，要著重從兩個方面發力，有助於能源轉型的實現。一方面是技術角度。技術進步能使新能源比傳統能源在經濟上具備更好的競爭優勢，“這是將來取勝最為關鍵的一點”。

另一方面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在能源轉型領域，要做到放寬准入，鼓勵競爭，同時把政府的管制和市場的力量很好地結合起來，一起推動能源改革。

環境治理倒逼能源結構改革

“我們在地上幹的所有事情，最終都要用天上的效果來評判。”賀克斌在“2017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說到。能源轉型以及煤炭控制，是從汙染物排放的標准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是“地上做的事情”。而近些年，環境管理的角度已經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從汙染物排放的總量轉移到環境質量，即“天上的效果”，這一標准上來。

2013年，國家第一次以國務院直接發文的形式，發布了《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要求經過五年努力，全國的空氣質量總體要改善，重汙染天氣要有較大幅度改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PM2.5濃度到2017年分別下降25%、20%和15%。

2017年作為“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實施的收官之年，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經驗得失?賀克斌對此總結說，經過五年的努力，“如果以天上的空氣質量作為標准的話，應該是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全國74個重點城市，以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的空氣質量明顯改善，PM2.5濃度相比2013年改善幅度達30%左右。

賀克斌在《財經》V課專訪中提及，從觀念轉變角度來說，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社會各界，相對於過去的大氣汙染治理，其動員范圍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從環境管理角度來說，實現了從汙染物的排放總量轉移到環境質量這一標准上來。另外，在科技支撐以及有力監管之下，各省市實現了環境治理的聯防聯動，使得“大氣十條”在“最後一公裏”得以有效落實。

雖然“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問題。如目前冬季的大氣質量改善還不夠穩定，冬季重汙染的攻堅戰役還需要長期的努力。而且，雖然每年都有一定成效，但能否保證持續穩定仍需警惕。

那么，要打贏藍天保衛戰，未來長期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賀克斌指出，第一，從汙染源治理角度來說，非電工業領域、民用散煤、以及重型卡車和柴油機等非道路機械等，這是未來要努力的減排潛力與方向。

第二，要努力建立更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體系，為大氣汙染治理找到更充分的科學依據和更有效的科學路徑。

第三，以環境保護的末端治理，來倒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深層次改革。“要解決好天上的問題就要減下面的汙染物，而地下汙染物和龐大的工業化體系密切相關。”賀克斌表示，要對付汙染源，就會波及到一些工業產業體系，比如要對規模企業提標升級，對小而散、排汙強度大的企業整改。

總而言之，以環保作為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改革的倒逼因素，可以“使經濟實現‘脫胎換骨’，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新常態”。

在劉世錦看來，當前大量綠色消費的快速成長，比如綠色出行、新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綠色創新，正湧現出一股綠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他判斷，在下一階段，這將引發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更廣泛、更深刻的一場變革，對社會經濟領域影響很大。

比如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領域，在最近幾年的創新速度較快，“目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可以預期它們的發電成本和傳統燃煤的發電成本可以競爭，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替代，也成為一種新的增長動能”。

而且，不止於此，“當確定了綠色發展在一些具體領域中的目標，也會激發出在‘老經濟’上的新動能”，劉世錦在專訪中說，通過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來做加法，深化供給側改革，產能優化轉型升級，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具有活力，並且保持穩定性與持續性，形成一場全方位的利好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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