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一帶一路”新機遇

2014年7月，國資委選擇具有較好基礎的中國建材和國藥集團開展混改試點。到2017年底，中國建材和國藥集團內混改企業戶數佔比分別超過85%和90%，營業收入分別超過70%和90%，為央企混改提供經驗。

國藥集團副總經理、新聞發言人石晟怡表示，國藥集團通過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續優化市場存量，帶動整個醫藥行業逐步走出了“多、小、散、低”的窘境。此舉大幅提高了行業集中度，減少了同質化、拼價格等惡性競爭。截至2017年底，國藥集團內混合所有制企業數已達660多家，佔集團企業總數的90%以上。

2015年國務院發佈《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其中提出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七大領域開展混改試點示范。截至2017年底，發改委與國資委已經確定了三批共50家試點企業。

寶武鋼鐵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確定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企業。目前，寶武鋼鐵集團共有混合所有制企業115戶，佔企業總數的23%，鋼鐵主業中，寶鋼股份是2000年就上市的公眾公司，集團控股60%;八一鋼鐵、韶鋼松山也都是上市公司。2015年以來，集團共實施了23個混合所有制改革項目，引入非公資本數額17.3億元。集團營收和利潤的70%來自混合所有制企業。

“正是由於集團按市場化方式大力推動子公司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們才能以較快的速度提升競爭力，贏得較大的市場份額，並保持鋼鐵行業領先地位。”寶武集團副總經理胡望明指出，其中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通過混改，實現股權多元化，企業構建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董事會中代表各方的董事更多地按市場化原則進行決策，這樣的決策考慮了各方面的意見，會更加貼近市場，更利於後續的實施，從而大大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保證企業做強做優。

作為落實《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另一項重要工作，國資委初步完成了對上市公司國有股權監督管理相關制度的梳理、修訂，將進一步提高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國有股權流轉的公開透明程度，更好地為各類投資者通過股票市場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提供公平的機會。

目前，上市公司已經成為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載體。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2017年6月底，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從378戶增加到390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資產總額、淨資產、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佔整個中央企業的63.7%、60.8%、61.1%、84.8%。

試點企業中國誠通控股集團，通過IPO、並購重組、控股權劃轉等方式，共控股誠通發展、中儲股份、粵華包B、冠豪高新、嶽陽林紙、美利紙業、華貿物流等7家境內外上市公司，主要資產均已進入上市公司，資產證券化率達到82.7%。

在中國誠通控股集團副總裁李友生看來，以上市公司為主要載體實現核心業務混改，通過最為公開、透明的資本市場，與各種所有制資本包括廣大投資者，實現了混合所有制，相應地也更加要求公司為全體股東創造價值。

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表示，以聯通為代表的混改初步完成突破的勢頭，預計今年國企混改將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整體上由“怎樣混”轉向“怎樣改”階段，展現出混改范圍更大更廣、戰略投資更活躍、試點引領更突出以及混改運營機制更成熟的局面。

對於2018年混改，國資委有關負責人上周也指出，下一步混改要在拓展廣度上發力，例如提升混改層級，探索集團層面的股權多元化，也要在七大重點領域50家混改試點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同時，拓展混改深度更加重要，比如要引入非公資本積極股東，進一步推動企業形成市場化的經營機制。

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開端可追溯至1993年。是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若幹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制。

當時，國企改革已刻不容緩。1994年初，國家經貿委等9個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上海、天津、沈陽等16個重要工業城市的國企財務狀況做調查，結果顯示虧損面已達52.2%。

盡管產權改革始終在收與放、進與退的兩難之間苦苦摸索，但大部分優質國有企業後續均按照公司法進行改制，許多還登陸資本市場。

“總體上看，中央企業在產權層面已與社會資本實現了較大范圍的混合。”2018年1月31日，在國務院國資委於北京召開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情況通氣會上，國資委產權局副局長郜志宇介紹說。

國資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包含98家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引進各類社會資本實現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國企也通過資本市場獲得了大量融資。據國資委初步統計，2017年，中央企業新增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超過700戶，其中通過資本市場引入社會資本超過3386億元。

前兩批共19家國企混改試點中，目前7戶已經完成引入戰略投資者、重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類投資者40多家、資本超過900億元。

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聯通混改。2017年8月，中國聯通(600050.SH)通過定向增發，引入9大戰略投資者，騰訊、百度、京東、阿里巴巴以及蘇寧等民營巨頭悉數在列，共為聯通募資近780億元。

嚴格來說，聯通在上市的時候已經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聯通後來成為三家電信運營商中經營狀況最不理想的企業。2016年其稅前利潤5.8億元，同比減少40.4億元，僅相當於中國移動兩天的利潤。

充實荷包後，聯通董事長王曉初直言，中國聯通在5G時代不能再犯4G的失誤，要從開始就為5G的發展准備充足的資金。中國移動早已開始佈局，並在5G標准的研究上處於領跑位置。

以同樣的方式，東航物流2017年通過產權市場公開融資22.5億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業龍頭企業成為戰略投資者，綠地等民營資本成為財務投資者。緊接著，劉紹勇在兩會期間確認，東航集團層面加入混改。

“要加強集團層面上的混改。”全國政協委員、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兩會期間說，目前國企在集團層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強的國企改革文化和氛圍，不利於國企改革的整體推進。

中國鐵路總公司亦向諸多大型民企發出了邀請，民營物流巨頭順豐控股(51.480, -0.19,

-0.37%)(002352.SZ)已率先表態，將認真研究並積極參與鐵總混改。鐵總繼承了原鐵道部的巨額債務，正試圖盤活巨量土地，減輕債務壓力。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趙堅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地方鐵路局雖然改制成了有限公司，但目前並未形成真正的公司制度。

“國企有很多問題，實質上是由外在導致。”上海一位原大型國有企業董事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最重要的是國資監管模式”。

多位受訪者均提到，混改背後涉及國資監管體制改革，才是國企混改的核心。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監管方式，被普遍認為效率低下，捆住了國企的手腳，甚至形成了中國式的內部人控制。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鄭志剛撰文稱，中國式內部人控制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金字塔式控股結構會形成長長的委托代理鏈條，這就導致了所謂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點是，國有企業與生俱來的政治關聯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國式內部人控制。比如，雖然形式上董事長的產生要經過董事會提名和股東會議表決，但按照中國現行的國資管理體制，董事長是由上級部門任命的。鄭志剛認為，這正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國企改革強調“從管企業到管資本”，強調“市場化遴選經理人”背後的原因。

“國企改革改的應該是內部人控制。”全國政協委員、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董事長斯澤夫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包括上市公司，應該建立董事會，讓財務數據更加透明，接受市場化的挑戰。

“我認為混合所有制的實質是公司治理的改革，即股東平等，使公司成為一個建立在代議制基礎之上的利益共同體。”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中心聯席主任鄧峰是資深國企改革研究者，他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混合所有制是個“制”，是個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業只理解為一堆財產。

鄧峰說，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後，才不會出現幾大央企集團董事長、總經理一夜之間對調，或者國資委要求所有央企都應該有個主業，非主業投資比重不能超過10%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上述國企董事長認為，BATJ作為國企混改的戰略投資者，對公司重大事項的決策形成重大影響，有望成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資本力量。比如聯通混改最大的亮點在於，聯通集團的國有股權從63.7%下降為36.67%，也就是從絕對控股變成了相對控股，而相比非國有股東持股的35.19%，兩者股比之間的差距是1.48%，連2%都不到。

此外，從聯通董事會的構成來看，國企董事與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禮。13名新董事會成員中，8人為非獨立董事。其中，3人來自聯通，另外5人均為混改引入的戰略投資者，除了中國人壽(27.240,-0.17, -0.62%)仍是國企董事，其他4位分別來自BATJ。

“應該說，這個結構還真是有可能一家說了不算。”曾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企業司司長的管維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管維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聯通目前的董事會格局讓他想起當年的深發展(現為平安銀行(12.050, 0.02,0.17%))。深發展彼時的第一大股東是一只美國基金，持股17%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即便如此，由於股權分散，董事會保持了相當的獨立性，“(大股東)要花很大的精力說服董事會支持他的方案”。

“過去許多沒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兩會期間，國資委副主任徐福順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肯定了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他表示，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本質上是要代表出資人發揮股東的作用，使公司的發展戰略符合出資者的意圖，真正的管理者屬於董事會和經營層。

不過，諸如聯通等國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觀察。因為與許多國家“董事會是公司的權力機關”相比，中國現實傾向於股東權利至上。上述董事長認為，聯通混改後，國有股畢竟還是佔聯通股權的53%，正是這53%，有可能使國有股的絕對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決策代替市場決策的風險依然存在。

“第一步先絕對控股，第二步再做一些權力分配。”談到東航集團層面混改時，劉紹勇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東航混改將分步實施，現在是單一國有股東，首先將引入不同成分的資金，不論國有還是民營。混改後，國有股東大概減持到51%左右。

鄧峰設想的方案則更為徹底——雖然戰略投資者只持有少部分股權，但若想提高聯通的經營管理水平，可以考慮把公司的全部控制權、經營權交給對方。原來的國有大股東不妨從直接的管理者，變成幕後的監督者，控制監事會而不是去控制董事會。

雲南白藥(99.230, -1.86, -1.84%)(000538.SH)正是民資拿到控制權的樣本。在股比設計上，陳發樹率領新華都(8.710,0.28,3.32%)與雲南省國資委實現了平起平坐，各佔50%。這種情況下，雙方達成了“去行政化”條款，即雲南白藥高管不再保有行政性職級，必須成為徹底的職業經理人。

盡管從融資、公司治理以及產業協同的方面來看，BATJ進入壟斷領域，有助於提升國企活力，但也有聲音認為，這將造成少數民企對於壟斷收益的分享。

“(民企參與)聯通混改百分百賺錢。”一位地方國資委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聯通所在的通信行業，雖然有三家運營商，但還是相對壟斷的。壟斷體現在聯通想要發展5G，關鍵取決於工信部的產業政策。如果5G運作好了，BATJ很自然還可以分享股價上漲的收益。

而且，自民營資本通過定向增發進入上市公司的那一刻起，就攤薄了國有資本以及公眾股東的權益和價值。

也有受訪者擔心，戰略投資者無法長期持有國有股權。比如從2005年開始，各個銀行都曾引入戰略投資者，希望國際上管理先進的銀行能夠把經驗帶入中國。但因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外資銀行並沒有獲得管理權，最後趁著中國銀行(4.200,

0.03, 0.72%)上市，外資紛紛溢價退出。

事實上，國企要不要民營化、私有化，是一場從未停止的角力，同樣的爭論可以追溯到20年前。

經濟學家華生是反對者之一。他認為世紀之交的中小國企和集體企業的改制曆史說明，國企改制無論是分是賣，企業還是會落入原企業高管或相關權勢者手中。

鄧峰曾為這種國企混改的兩難境地開出藥方。他說，原來不肯讓國企私有化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全體人民的，可是現在松綁，讓一部分民營資本進入，而這部分民營資本是通過國家主權的管制獲得的壟斷收益，本質上它和稅收一樣，應以公平的方式分給全民。

作為我國電力行業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大唐集團董事長陳進行在全國兩會期間就深入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電力行業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等熱點問題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專訪。

他表示，電力行業當前面臨諸多挑戰，唯有遵循市場規律、主動應對變革，才能實現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是高質量發展元年，對電力行業而言，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是什么?

陳進行：作為電力央企，應該認真貫徹新發展理念，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一帶一路”新機遇，立足質量效益，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培育新動能新優勢，堅定不移地推進高質量發展。

電力央企應加大電源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股權結構調整，統籌投資並購兩種手段、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抓好重點戰略項目推進，提升在優質核心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和歸母利潤水平。以科技創新為重點的全面創新，是電力央企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重要支撐。電力央企應堅持質量效益，堅持高起點、高標准、高質量，有效管控發展質量，確保持續盈利能力。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你認為，如何深入推進電力體制改革?

陳進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要的一點就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論是國有企業改革、電力體制改革，總體方向都是市場化，最終目標是引入競爭，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

在深化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化解煤電過剩產能的政策背景下，煤電發展空間縮小，競爭日益激烈。中國大唐將從四個方面入手：深耕電力市場，目標是增發有效益的電量;精耕電煤市場，目標是保供應、調結構、降煤價;開拓熱力市場，目標是培育新的增長點;培育核心市場，目標是做強做大非電業務。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將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推進混改的難點是什么?關鍵突破口何在?

陳進行：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適時對近年開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情況，包括操作程序、國資定價、股權激勵等方面進行總結，形成制度並加快複制推廣。

針對改革中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建議適當提高民營企業持股比例，增強民營資本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積極性;健全激勵機制，進一步增強基層員工的改革獲得感;打通改革容錯機制、創新包容機制政策落地的“最後一公里”，讓企業家放開手腳、甩開膀子幹事。

中國經濟時報：過去5年，煤炭消費比重下降8.1個百分點，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提高6.3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煤電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作用逐步發生著變化。如何正確認識煤電產業在電力行業中的定位?傳統煤電行業如何進行轉型?

陳進行：煤電發展要有新定位。我國原來的電力結構是以火電、水電和少量核電構成，現在隨著新能源的加入及大力發展，使得我國電力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這種結構性變化對能源電力行業帶來的影響。這其中有機遇，也有挑戰，關鍵是要看怎么去認識、怎么去把握，找到規律，主動適應，進而促進整個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在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中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

如原來發電利用小時數是衡量電力工業的重要指標，但現有電力結構與原來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大量開發的風電、光伏等新能源，屬性與火電、水電大為不同。新能源具有間歇性、波動性，而且與需求側不對稱，這意味著火電需要承擔著更重要的責任。需要火電發揮好“保供”“讓路”“托底”的三大作用，在未來發展中不僅要更安全、更可靠，而且要更清潔、更高效、更靈活。

煤電仍將是我國中長期“保供”主體電源。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能源變革的主流。雖然煤電中長期裝機和發電量佔比將持續下降，但考慮到我國資源稟賦特征和社會用電成本，新能源短期內不能真正發揮主體作用，煤電作為我國中長期發展的主體電源地位不會改變，仍將持續發揮電力“保供”關鍵作用。

煤電應為可再生能源電量消納“讓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提高煤電行業效率，為清潔能源發展騰空間。在電力需求增速放緩的形勢下，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持續快速發展，必然擠佔傳統煤電的電量市場空間。煤電應為可再生能源發展“讓路”，在政策上優先支持可再生能源上網，犧牲一定的利用小時數。

煤電應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托底”。到目前為止，煤電的經濟性和可靠性仍然存在優勢。隨著我國可再生能源比重逐步提高，為支撐電網穩定可靠運行，促進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納和跨區資源配置，仍然需要規劃建設一定規模的煤電發揮“托底”作用，提供電力調峰等輔助服務。與抽水蓄能、氣電、儲能相比，靈活性改造後的煤電是我國當前技術條件下最經濟可靠的調峰電源，將有力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納，保障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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