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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文心雕龍•明詩》篇

 淺論《文心雕龍•明詩》篇


正如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學研究者之所以對文學家或文學作品感興趣,其原因並不在于發現他(它)們與其他人(作品)的共同之處,而在于尋找“莎士比亞之所以成其爲莎士比亞的東西”,也就是說,尋找“它們有別于同類其他事物的個性以及它們的特異面貌和性質”。同樣,作爲文學理論研究者,在重讀像《文心雕龍》這樣的經典的時候,其主要的關注點也應放在其文藝思想所呈現的個性和獨特價值方面,這是文學理論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問題意識”。帶著這種“問題意識”,讓我們重讀《文心雕龍•明詩》篇。


一、劉勰對詩歌特質的認識


有的學者認爲,彥和對詩歌的特質及其功能的認識是《明詩》“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考察一個文論家理論貢獻的大小,關鍵是看他是否在其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明,“闡前人所已發”或“擴前人所未發”。和前人相比,彥和對詩歌的特質及其功能的認識是否有進步呢?先看他對詩歌特質的認識:


大舜雲:“詩言志,歌永言。”聖谟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彥和“釋名以章義”,詩歌的特質是“舒文載實”,“持人性情”。“舒文載實”即“發布文辭,用以表達情志”,這是由《尚書•堯典》和《詩大序》引發而來的。《尚書•堯典》有雲:“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大序》亦雲:“詩者,志之所在,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顯然,“舒文載實”和“詩言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的內涵是一致的,都是強調“言志”,彥和並沒有發表什麽特出的見解,只是重申了兩部經典對詩的主張而已。“持人性情”即持守或把握人的性情,是對《詩緯•含神霧》的“詩者,持也”的“注解”,也不是他的新見。彥和又說:“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是轉述孔子對《詩經》的看法。此語出自《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難看出,彥和在詩歌特質的問題上,因襲了先秦兩漢以來正統的詩論觀,恪守“詩言志”的範式,沒有發表獨到的新觀點。


二、劉勰對詩歌功能的認識


自古至今,詩人利用詩歌進行教化和幹世的目的與努力並未削減過。劉勰在《明詩》篇中說:“順美匡惡,其來久矣。”“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接著又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創,匡谏之義,繼軌周人。”進一步又說明了兩漢的詩歌功能也是“匡谏”,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詩歌“美刺”觀。清代程廷祚雲:“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其實,兩漢的詩歌除了“美刺”之外,更是看重詩歌的教化功能,因漢儒直承五經,《尚書•舜典》雲:“命女典樂,以教胄子”就已把詩樂的教化的功能明顯提出,其後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對詩的功能有了進一步的擴展,而荀子更是對此說得相當明白:“夫聲樂之入人也塗,其化人也速。”“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到了兩漢,關于詩的教化功能的論說更是不勝枚舉。


《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驚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處提出詩歌有教化功能,治家功能,宣孝功能,倫理功能和移風易俗功能,對詩歌的功能分得較細而又看得較重。


班固《兩都賦序》:“抒下情而通諷喻,宣上德而盡忠孝。”


鄭玄《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


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力,而身名自傳于後。”


從上面幾例可以看出,詩(文)論是不斷繼承和發展的。劉勰在談到詩歌功能時,所本明顯來源于兩漢詩論,其“匡美順惡”本于鄭玄《詩譜序》,而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的抒情言志功能明顯承于《毛詩序》。漢末魏初,曹丕又進一提出文章還有使人“不朽”的功能,對于曾經寄身沙門的劉勰來說,儒家積極的濟世觀念才是他真正要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對他影響至深。有些龍學家指出,有些龍學家指出,在這一點上,彥和“表現出較濃厚的儒家正統觀點” ,恪守“詩言志”的“風範”,是很有見地的。那種“最有價值”的說法似乎難以成立。


三、劉勰對詩歌藝術風格問題的認識


在《明詩》篇,劉娜還對詩歌藝術風格問題作了探討。他通過對曆代作家作品的風格特征的評論,提出了他的理想風格,就是具有嶄新內涵的“雅潤”和“清麗”。他說:“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關于“雅潤”、“清麗”,前人也曾提到。如摯虞:“雅音之韻,四言爲正。”曹王說“詩賦欲麗”。劉艦繼承了這些觀點,並賦予了“雅潤”、“清麗”以新的內容。


《明詩》篇的最後,劉搖列舉了八位作家,並贊揚了曹植、王架等,理由是他們對“雅潤”和“清麗”都擅長(兼善),批評了左思、劉祯,理由是偏美。對張衡、裕康、張華、張協等人,劉怒也有贊語(如說張衡“平子得其雅”等),但總不如曹、王那樣“兼善”的好。他對曹、王以及建安(曹、王的時代)文學的評價是:“文帝陳思,縱髻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說他們作品的風格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與此相對照,我們再引一段話:“晉世群才,稍入輕绮。張潘左陸,比肩詩衙。采緝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這裏提到的對張華等的批評與上所述的對張華的贊語是從二個不同角度講的)從這兩種不同的評價中可以看到,劉棍提倡的“雅潤”、“清麗”的風格是指曹植、稚康等作家的風格。


具體說,劉翅所謂“雅潤”、“清麗”就是一種勁健、清新自然不加雕琢的風格。劉解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因此他提倡這樣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就是劉舞追求的理想風格—風骨。關于“風骨”,劉蟋說:“招怅切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只有“骨勁而氣猛”,才是“文筆之鳴鳳”。這裏強調“端直”、“駿爽”、“精顯”、“堅”、“猛”,就是要求風格挺拔、勁健、精約,和《明詩》篇推崇張衡、裕康、建安風力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劉勰要求的“雅潤”、“清麗”的風格,就是要求詩歌具有陽剛壯美的風格,這是由他的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文藝爲政治服務的思想決定的。劉勰爲了匡正當時不良的詩風而推崇一種健康有力的風格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結語


有了這些詩文理論的基礎,劉勰論詩,在功能上自然在繼承時超越了兩漢的詩歌功能觀,他在《明詩》一篇中,不但強調詩的幹世功能與教化功能,如“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祚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更是強調詩的“抒情言志”即審美功能。逐漸向詩的文藝性靠攏,如《明詩》:“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政教色彩進一步淡化,雖然劉勰一心是文章的經世致用功能爲主導思想的,所以他要“原”聖人之道,“征”儒家之聖,“宗”儒家之經。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社會時代的不斷發展,他的詩歌功能論開始向表現個人的思想感情的本體論上一步步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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