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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選》中的南朝作品看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從《文選》中的南朝作品看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衆所周知,魏晉玄學産生于魏齊王正始年間,何晏、王弼;阮籍、稽康;向秀、郭象分別代表了玄學的三個重要時期。整個魏晉六朝時期,玄學之風大盛,《老子》、《莊子》、《易經》並稱三玄,而南朝宋文帝立國學四:“其一曰玄學,二曰史學,三曰文學,四曰儒學。”明確地宣布以玄學爲首,由此可見,玄學在南朝的地位並未消減。從四館的主管人員來看,從元嘉十三年,國子學成立後,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學的首領何尚之,而繼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學兼文學家顔延之。而顔延之也說:“黜鄭貴王,意在貴玄,事在敗儒。”另外,在南朝許多文人既是玄學家又是文學家,這也爲玄學的文學化提供了主觀條件。

“文學”一詞,出現很早,孔子門下的四科,便有文學。當然,孔門所學的文獻,主要指儒家經典。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可以見得,文學的功能之一在于修訂經典。直到漢代,所謂“賢良文學”、“文學掌故”(見《漢書•公孫弘傳》、《儒林傳》及《鹽鐵論》等),“文學”的含義,基本與《論語》相同。但事物的發展,並不能老是按照孔門四科的規定,正像“賦”本“六義附庸”卻“蔚成大國”(見《文心雕龍•診賦》)一樣,文學也逐漸擺脫它作爲經、史、諸子的附屬地位,各自獨立了。

《梁書•武帝紀》稱贊蕭衍早期的統治“治定功成,遠安迩肅”,又說:“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南史•文學傳》的序也說:“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蕭統主持編輯的《文選》,正是在這樣持續三四十年的安定環境和右文氣氛中完成的。

蕭綱在雍州以庾肩吾等十人爲高齋學士,後人並由此附會爲蕭統的十學士,對此近人已經駁正。“十學士”之名雖無,蕭統與諸學士的文學活動卻實際存在著,即上引《梁書》所說討論篇籍、商榷古今和文章著述等事。《梁書》又說:“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在這樣的背景裏,蕭統東宮學士實際上起到了領導文學創作潮流的作用。從史書的記載看,東宮學士的核心人物當是劉孝綽、王筠。據《梁書•劉孝綽傳》記:“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鹹諷誦傳寫,流聞絕域。”又《王筠傳》記筠“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東宮學士爲天下矚目,尤其是東宮學士的文學活動形成于天監十四年,即昭明太子加元服之後,其時老一代永明體詩人多己謝世,能夠領導潮流的自然就是劉孝綽、王筠等人了。

蕭統編輯《文選》,有許多優越條件:文學的概念已經逐漸明確,文學的獨立地位也得到了承認,總集的編纂已有摯虞以來的得失成敗可以總結,典籍——特別是文集一類的典籍已足夠豐富,他又有一批學識淵博的東宮官屬,他也有編《正序》、《古今詩苑英華》和《文章英華》一類書的經驗。他利用這些優越條件,編輯《文選》,也就出現了總集編輯工作的新的突破。以蕭統爲中心的宮廷貴族文風代表著南朝的文學主張、審美標准等等方面,而玄學的文學化又是南朝文人極力追求的一個方面,他們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點選擇那些符合他們的文學主張以及《文選》的選文標准的作品。另外,其中的編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錄在《文選》之中,因此《文選》所選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駱鴻凱在其《文選學》中說:“文體莫備于六朝,亦莫嚴于六朝。蕭氏選文,別裁僞體,妙簡雅裁,凡分體三十有八,可謂明備。”可見,到了南朝,文人們逐漸對“文體”的概念有了進一步認識,意識到了文體與文學的關系,因此,《文選》編纂者在收錄作品時,必然注重對不同文體作品的篩選。

除了經、子、史中的序、述等文體外,《文選》主要地還是選錄賦、詩等文學性體裁。在《文選序》中,蕭統所論有賦、騷、詩、頌、箴、戒、論、銘、诔贊、诏、诰、教、令、表、奏、箋、記、書、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辭、序、引、碑、碣、志、狀等文體,照理,這些文體都應見于《文選》,實則有些文體並未見收錄,如“诰”、“戒”、“悲”等文體均未入選。不管怎麽說,《文選》選錄了30多種文體是事實,30多種文體各自具有清楚的界限,又有表現文體特點的代表文章,編者用以辨析文體的用意也就十分明顯了。因此《文選》以文體爲依據收錄作品,表現出編者十分明顯的辨析文體的編輯宗旨。六朝時期,文體界限不清,常致混淆,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就說:“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班固之頌類贊,陸機之碑類賦,已成爲當時人共知的事實。因此,《文選》作爲一部文章總集,其編輯宗旨便是通過編選古今代表作家作品的精華文萃,以對前代文學進行全面總結;同時又以此作爲辨析文體、指導寫作的範文。

《文選》所收錄的文體有三十九或三十八類之說,其中詩、賦又各分若幹小類。其所收南朝作品共計 175 篇,涵蓋的文體有賦、述德、公宴、祖餞、詠史、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郊廟、樂府、雜歌、雜詩、令、文、表、上書、啓、彈事、戕、書、序、論、诔、哀、行狀、墓志、碑文、祭文共 30 類,基本上涵蓋了《文選》文體的 39 或 38 類。其中雜詩有分雜擬。僅從文體數量上我們不難看出南朝作家對文體的認識,同時也可以看出玄學的文學化的範圍在南朝擴大了,擴展到多種文體上來。雖然,並不是《文選》所收的文體都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因爲《文選》所選的詩歌部分數量最多,其所涉及的文體也最多。就文體的總體上來看,因此,這一傾向還是相當明顯的。

南朝作爲我國詩歌、骈文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這一時期詩歌在聲律、用典、內容的表達等方面有了進展,並創制了大量的新的詩體像山水詩、宮體詩、擬詠懷詩、詠史詩等等。以賦爲例,《文選》選入南朝的有謝惠連的《雪賦》、顔延之的《赭白馬賦》、謝莊的《月賦》、鮑照的《蕪城賦》《舞鶴賦》、江淹的《恨賦》《別賦》。從《文選》所選曆代賦作可以清晰地看出:賦體從先秦時期的起源形態到漢大賦,再到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再到南北朝時期的“骈賦”的發展變化的軌迹。骈文的繁榮程度在南朝僅次于詩歌,使用的範圍上卻超過了詩歌,骈文的成熟也順應了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而《文選》也緊跟這種趨勢,收錄了大量的詩歌以及骈文。因此,《文選》所收作品內容也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南朝玄學文學化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選典的時候往往注重應用莊老的典籍,不論在詩歌還是骈文中都能找到例證。像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詩》“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謝混的《遊西池》:“無爲牽所思,南榮誡其多。”等。由此可以看出,南朝作家對莊老典籍的引用,已經擺脫了在玄言詩只擺玄理的缺陷,使玄學的內容更加具有文學化的意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文選》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南朝文學家爲了使玄學適應文學的發展,在逐步地實現其向文學化過渡,其作品亦呈現出玄學的文學化傾向,同時,這一傾向作爲玄學發展演進的一個階段,也爲唐代重玄的出現作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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