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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閩南文學的土壤

  唐宋閩南文學的土壤

“閩南”概念的界定

閩南,以其地在福建之南,故稱閩南。逮至唐前,史籍中尚未見“福建”此一地名。開元二十一年(733),唐設福建經略使,“福建”一稱始見諸典籍。在此之前,福建古稱爲“閩”,《說文》曰:“閩,東南越,蛇穜。從蟲,門聲。”《周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漢經學家鄭玄援引《國語•鄭語》“閩芊蠻矣”的一句話,以爲“七閩”之注解,即“閩爲蠻之別種,而七乃周所服之國數也”。當時的“七閩”所指稱的地域極廣,包括現今的福建全境,乃至今廣東、浙江的一大部分。

閩南這個詞是在20世紀後半期由研究閩南方言的語言專家提出的,而事實上,對閩南文化的學術研究肇始于上世紀二十年代。羅香林、桑園骘藏、伯希和等人關于宋元時期泉州港史的研究,第一次在國際學術界掀起了研究閩南文化史的熱潮。費孝通先生在2000年國際漢民族研究學術討論會上就曾一語道出,漢族地區文化經濟古今一貫的特點,就是“基本的同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輔相成”。現如今,研究漢文化、海外華人文化的國內外學者,在從事大量台灣、香港研究之後,當學術氛圍允許他們進入此一領域時,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會將關注點轉移向閩南文化研究。就文學史而言,上個世紀末以來,較爲系統整理閩南地區的古代文學成就的著作主要有陳慶元的《福建文學發展史》及朱水湧和周英雄合著的《閩南文學》。前人的研究成果悉堆眼底,這不禁讓筆者意識到對閩南文學進行回歸文本的細化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古代地域文學中,閩南文學是比較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學之一。上述所知,閩南文化研究在20世紀方始蔚爲大觀,而在古代詩歌中,早在唐開成年間就有“閩南”一詞的出現。據萬曆《福州府志•文苑》載,“蕭膺,字次元,侯官人,開成三年登第。是歲,閩中同舉者三人,朝士詩雲:‘幾人天上爭仙桂,一歲閩南折四枝。’自是閩號爲文儒之鄉。”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中亦收有此一詩句。按蕭膺爲侯官人,其自稱籍裏爲閩南,乃因彼時福建在唐朝版圖上位處極南,閩南同關東、隴西一般,只是地理概念上的一種泛稱。

有宋一朝,國祚極長,“閩南”一詞在詩歌中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所指範圍,說法不一。如宋代史才的《送別任龍圖》詩雲:“閩南君去才稱最,慰我秋鴻達好音。”再有華嶽的《矮齋雜詠二十首•小春》詩雲:“閩南十月已春回,無限風光暗裏催。”詩中所言“閩南”,皆喻指全閩。另一說專指福建南部地區,即泉漳等地。如呂言的《寄九日山僧》詩雲:“目極閩南道,雲山隔幾層?”再如王十朋的《承天寺十奇詩•鹦山暮雲》詩雲:“江右開時知禦阙,閩南浮處識溫陵。”其中,呂言乃晉江籍,太宗淳化三年(992)進士,官侍禦史、廣東轉運使;九日山位于泉州府南安縣境內。王十朋,溫州樂清人,曾知泉州,承天寺位于泉州府晉江縣。此二人詩中之“閩南”指的便是當時的泉州府。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指“閩南”的地理範圍,主要以新中國建立後福建行政區劃的地理疆域爲准繩,參以唐宋兩代福建地區的區域劃分,原則上不包括現在已經別立爲市但在唐宋時期曾經劃歸爲泉漳轄地的,如莆田、仙遊、龍岩等地域。這可以說是將狹義地理上的閩南與文化意義上的閩南交叉結合了起來,特指現今福建的泉州市、漳州市和廈門市。閩南作爲一個地理概念,其地域範圍在曆史上有一個變化沿革的過程。

隋開皇三年(583),改豐州爲泉州(治所在今福州),“泉州”一名首見于福建曆史。垂拱二年(686),在泉、潮之界設立漳州。景雲二年(711),改泉州(今福州)爲閩州,並改武榮州爲今泉州。再有,大中十一年(857),設嘉禾裏(今廈門)屬泉州。“廈門”一名列入史冊源于洪武二十年(1387)築“廈門城”。時異世遷,川河改道,閩南地區地理建置在地名方面歧異甚大,曆史上更經常忽立忽廢,考證煩瑣而複雜。唐宋之際乃是閩南地區郡縣添置的一個高潮時期,泉漳兩地的基本範疇在這一時期定型,其主要的縣級管理機構,也大略設置于此時。

在討論詩人籍裏時,常用“占籍”和“籍貫”這兩個詞,二詞在一定範圍內是相同的,但有所區別。“占籍”是指離開原籍,上報戶口,入他籍定居,所以有一定的變動性。“籍貫”則曆來指祖居或個人出生地,故相對穩定。無論是“占籍”還是“籍貫”都相對固定。本文旨在對唐宋兩代今閩南地域的歲時詩創作進行研究,因此,在討論其與文學關系時,視文人活動爲一相對靜止的空間,以籍貫爲中心的地域文化和文學關系只能視作一種靜態的描述。

唐宋閩南文學的創作背景

任何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範式的形成皆非一夕之功,而是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逐漸累聚、演化形成的。學界一般將閩文化的發展劃分爲四個時期:首先,戰國中期以前,是閩文化的形成期,主要以依憑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文物所確定的新石器時代文明爲其標志。其次,戰國中期至漢武帝平閩越,是爲閩越族文化時期。再次,西漢後期至唐五代,發端于黃河流域中部黃土谷地的中原文化不斷南移,與閩越文化融合,逐漸成爲閩地的文化基礎和主導,是福建文化的發轫期,于文學上亦大體如是。最後,宋代以降,漢文化成爲閩文化主體,閩文化隨之走向全盛期,其標志是朱子理學體系的建立。作爲七閩大地的一方參與,正是中原文化在閩南的得勢和播傳,爲閩南地區社會的全面發展贏得了良好的曆史機遇。下文將從三個方面論述唐宋閩南文學的創作背景,茲撮其要,約略言之。

第一,自然地理環境。若從地理條件來探討,閩南處東南沿海之濱,其西北有博平嶺山脈與戴雲山,內有晉江、九龍江穿流而過,東南是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閩南文學正是孕育于此一極具地域特色的水土,打上了其地理環境的烙印。而在遙遠的唐代,閩南不僅遠離國家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還正因爲道途險阻,限制了中原文化的輻射。在這種狀況下,文學的發展滯後實屬必然。但是閩南的地理環境在閩南文學的發展中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從西晉永嘉之亂開始,到12世紀宋室南遷的八百多年間,閩南接受了四次中原大規模的移民潮,即八姓入閩、元光開漳、唐末王審知治閩和宋室南渡百姓南遷。正是因爲閩南偏安一隅,遠離主要戰場,因而才成了避禍者的避難所。定居閩南的北方移民在與原住民的長期交往、融合中,逐漸成爲唐宋時期閩南人的最主要來源。逮至宋室南渡,建都臨安,閩南與政治文化中心的距離驟然拉近,這也爲閩南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第二,社會經濟環境。閩南面山環海,地廣物饒,生産活動以農耕和漁獵爲主要方式。在唐宋之際,隨著生産力的發展,特別是航海技術的發達,閩南一躍成爲全國造船業的中心。據《太平寰宇記》載,在書中的泉州與漳州條下,“海舶”被列入兩地土産,由此可見閩南造船業的實力。造船業的發達,帶動了閩南海洋貿易的發展。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設立市舶司,從而使閩南城市迅速崛起,“閩在今日,實作屏翰。泉、福皆號巨鎮。”[ ]由于海外貿易的往來,漸有蕃客來泉定居,泉州港不僅是當時的東方第一大港,而且成爲聯結中外經濟與文化的“光明之城”。閩南文人豐富的涉海經曆,使得他們在詩文中增強了對海洋的認同。

第三,人文風習環境。唐宋閩南文化最主要的巨變在于儒學的發展。“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至宋而日益盛。”中唐以前,閩南地區絕少文士,有山泉禽魚,自給自足,況中原路遙,鄉人不以出仕爲耀。從隋炀帝大業年間(605-618)科考的開創,到唐德宗貞元八年(792)歐陽詹首登“龍虎榜”,其間泉州竟無一人參加進士考試。漳州在陳元光開漳以前,更是深海浩瀚,高山渺遠。正是唐時常衮、席相等一批中原宦閩士大夫的倡議文教、興建府學,以及歐陽詹登第的一舉成名刺激了閩南文教的發展,宋時泉漳更以“海濱鄒魯”、“紫陽過化”而揚名,成爲宋朝官僚的主要來源地之一。文化教育的空前繁榮,促進了閩南文學的高度發達,而文人的歡歌悲吟,又成爲唐宋閩南生活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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