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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傳媒的發展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變遷

現代傳媒的發展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變遷

1815年,傳教士馬憐在馬六甲創辦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標志著烙有濃重西方意識的現代傳媒開始進入中國。1873年,第一份中國人在國內自辦的報刊《昭文新報》創刊,作爲現代化的産物或者說其重要標志,現代傳媒對傳統文學的生産傳播方式、文學觀念以及審美意識開始了全方位的顛覆,“它直接改變了文學創作的思維形式,將文學納入一個公衆參與消費的空間。”  

現代報刊與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新的印刷媒介和新的傳播方式,既是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祥,更是中國現代文學新的文體類型、新的文學性質和新的審美活動的發祥。1902年,梁啓超在《新小說》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從而發起“小說界革命”,至此,報刊爲主的機械印刷媒介成爲中國文學的主導媒介,如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由于在《新小說》上連載而對知識界産生巨大影響。而《新青年》的創刊和“文學革命”的興起,則使現代報刊逐步被現代知識分子所掌握,現代文學史上大量重要作品在此刊發,成爲知識分子爭取“公共領域”的思想工具。安德森提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興起之前有一個想象的過程,這個想象的過程也就是一種公開化、社群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依靠兩種非常重要的媒體:一是小說,一是報紙。” 按場域理論,王一川認爲新興的現代報刊構建了社會“公共領域”,突破了官方的話語霸權;強烈衝擊了渴望尋求出路的傳統文人,促使其向現代作家的身份轉變,同時使公衆獲得現代性啓蒙;構建了現代的藝術樣式和審美意識。

延安整風運動中針對《解放日報》的改版是革命報業的黨報理論的成功實踐,所提出的“黨性、群衆性、戰鬥性和組織性”以及所確立的“全黨辦報、群衆辦報”的工作方針逐漸弱化報刊公共領域的性質,高度的政治統一性和宣傳正確輿論導向的單一功能使其政治屬性成爲媒體主導且唯一的認同來源。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中認爲,中國儒家教育是喚起“卡理斯瑪”,即信仰和價值的中心,從而産生這種人格對子民的威望。建國後的意識形態在幾大主要傳媒的公共空間攫取了最高話語權後則致力于塑造新的“卡理斯瑪”,要求重建現代革命曆史和新生政權的形象。建國初識字率低的國情下,廣播與電影事業迅速發展,使主流意識形態有效普及到廣大工農兵群衆。廣播所傳播的信息具有抽象性,便于將理論性、口號性的概念傳遞到受衆那裏,而電影則成爲在新的國家社會形象塑造以及舊社會形象顛覆方面的理想的工具。從十七年文學到文革文學,王一川將其總結爲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卡利斯馬化到超卡利斯馬化,是權威意識與意識形態的惡性膨脹與文化的扭曲變形。

1978年的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作爲社會結構運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去勢,但作爲社會夢魇的文革依然存在。從“清除精神汙染”到《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反省,從《小武》、《站台》被禁到“七君子事件”,報刊、廣播乃至電影的公共領域訴求一直受到政治場的壓抑,而王朔海岩蘇童等人的“下海”則反映了經濟場對文學場的侵蝕。1994年,大陸以域名“.cn”加入國際互聯網,至此,網絡媒介成爲一種新的文學媒介,形成了與傳統文學不同的文學呈現。

現代傳媒的發展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變遷

網絡的超文本性與交互性導致文本的邊界消失,寫作接受一體化,從而使文學具有高度參與性、創造自由性等特征。網絡媒介的興盛導致傳統媒介的失落,傳統觀念的文學走向式微。

網絡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公共領域,但同時由于話語的衆生化、平民化,原本公共領域中掌握在文化精英手中的話語權力被消解,作者放棄了主體承擔和社會權力,從而,人人皆可的文學話語表達淪落爲泛文學話語的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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