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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國日記體文學

二十世紀中國日記體文學

中國日記體文學誕生于晚清,興盛于五四,並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中始終占據一席之地。中國文人記日記的曆史追溯到唐代李翺的《來南錄》,宋代歐陽修的《于役志》,但依據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換》中的考察,日記體文學更多是受到西方文學影響,很多評論家都指出了 1899年林纾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對中國日記體文學的重大影響。與古代的文人日記相比,現代日記體文學從形式到精神發生了巨大蛻變,並與作家主體意識的覺醒形成內在的同一性,使小說彰顯了作家主體的個性和時代特性。

日記體文學的獨特魅力在于其對真實與虛構,私密與公開的悖論處理,其文本反映現實的真實性是其存在的依托,日記對作者真實情感的私密記錄構成其獨特的美學氣質。而日記體文學作爲一種以出版爲目的文學樣式又決定其必然具有虛構性與公開性。私語氣質造成文本獨特的召喚結構在不同時代依附于不同的現代媒介上産生不同的美學形態。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了中國首部現代體式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成爲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

從傳播社會史視角來看,新文化運動是一次以報刊爲工具對傳統儒家文化的顛覆。與前兩次辦報高潮不同的是,該時期沒有一個核心黨派,而是以《新青年》爲核心刊物,以北京大學文科爲核心的同人社團,具有鮮明的精英色彩。《新青年》編輯的知識分子大多有海外留學背景,他們直接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觀念,並據此系統地對新民族國家的文化進行了整體構想,表明了知識分子的啓蒙立場。按照場域理論,《新青年》的創立正處于一個各種力量交織的權力場之中,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正是各種力量相互妥協權衡的結果。

胡適回憶說:“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 《新青年》同人發動的文學革命文學,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文學自身,更多的是以文學爲借口的社會問題。從錢玄同、劉半農討論書面文字和日常文字的區別,到周作人認定“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立場雖不相同,根本點上卻是一樣:誰都不談論文學本身的意義。在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形成前,知識分子只是想通過文學打開缺口,爲新思想鑿通一條傳播的渠道,從而爲公衆構建一個新的“想象共同體”。通過報刊和文學,一方面,他們將這種民族國家形象向統治階層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他們又把這種形象灌輸向大衆,使之産生與他們同樣的構想,從而爲共同實現新民族國家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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