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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爭,死生分

陰陽爭,死生分

五月五日的端午節,其起源大抵應與辟邪渡厄有關。辟邪說有著最爲深厚的民俗禁忌根源。五月在上古時代相傳爲惡月,“陰陽爭,死生分”,重五之日更是惡中之惡,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這可以從流傳下來的絕大多數的端午節俗中得到印證。在古時,甚至傳說五日所生的嬰孩,男害父,女害母,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初生兒因此殒命,甯不令今人拙舌。端午節俗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與屈子傳說結合。實際情況是,在這過程中,還陸續出現過五日與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曆史人物有關的說法,而這所有的的歲時節日與人物傳說的融彙都不如端午與屈原結合得如此緊密如此成功如此蕩氣回腸;唐宋之後,端午的節候意義逐漸湮滅,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人與端午的傳說知者寥寥,提到端午,人們想到的往往只是出身高貴、滿腔的愛國抱負、具有不世出的才情、最後傳奇性地選擇懷石自投汨羅的浪漫詩人——屈原。而這一傳說在閩南端午詩的創作中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且看胡仲弓《端午》,詩雲:

畫舸縱橫湖水濱,彩絲角黍鬥時新。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幾人。

每年端午節這天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然而真正能觸摸到感知到屈子靈魂的能有幾人?“醒魂”,指屈原。屈原的《漁父》中有“衆人皆醉我獨醒”之句。仲弓生卒年均不詳,約度宗鹹淳二年(1266)前後在世。此時已值宋廷末世,于國家多事之秋過端午,該別有深義,理應能激起報國衛邊、馬革裹屍的壯志豪情。然而,對于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而言,竟不能生此效應。仲弓工于詩,《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形容他“詩多衰飒之音,蓋風會所趨,雖作者亦不自知矣。”仲弓之弟仲參亦有《端午》詩,詩雲:

千年流水去滔滔,此日人來吊汨羅。江上畫船無買處,閉門風雨讀離騷。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原在湘沅之間九年,行吟澤畔,顔色憔悴,作《離騷》,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時蓋頃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仲參乃仲弓之弟,與其兄俱屬江湖派詩人,他的七絕《端午》也以屈原爲主要感興對象,無論是“吊醒魂”還是“吊汨羅”,所憑吊、遙寄的都是屈子的精神,亂世中堅貞持守的品格。仲參詩是否與其兄詩作于同一年的端午,不得而知。

鬓符腰艾去紛紛,荷葉荷花匝水濱。思遠樓前雖有曲,若邪溪畔豈無人。莫將楚恨悲兒女,聊把騷章托鬼神。濁酒滿壺漁父笑,江邊鷗鹭正相親。

——蒲壽宬《端午》

“楚恨”,屈原是楚人,此恨自也是可理解爲喪國之恨。蒲壽宬,生平爵裏同二胡一般,不見于正史,其先世乃移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更有一種說法,宋末正是蒲壽宬獻計其弟大開泉州城門納款于元,然而壽庚降元後,壽宬也閉門隱居不出了。史無明文,無從質實。其中多少滋味,唯其獨品。因此詩中的“楚恨”究竟有多少分量、意味,頗值得深思。壽宬本人以能詩爲世所重,陳垣先生論其爲元代阿拉伯人華化之先導,認爲“西域中國詩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雲:“其詩恬澹閑遠,不失雅音。”上詩中末聯確是頗得“恬澹閑遠”三昧。丘葵者,宋末泉州人,其師呂大圭死于蒲壽庚之難,而丘葵與壽宬間互有唱酬、關系頗爲密切。在丘葵留存詩文中,對壽宬未有異詞,這或也可作蒲氏兄弟于宋末元初的活動作一參考,大抵君子相交,不發惡聲。丘葵也有端午詩存乎于世,詩雲:

槐夏陰中鬓已秋,天風吹夢墮江頭。水應難洗湘累恨,山豈能爲柳子囚。塵世不知幾端午,人生大抵一虛舟。愁來細把君詩看,壓倒當時趙倚樓。

——丘葵《和所盤端午韻》

陰陽爭,死生分

汨羅是湘江支流,“湘累”,指的是屈原投湘水而死的故實。《漢書•揚雄傳》中有句雲:“欽吊楚之湘累。”李奇爲之作注曰:“諸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由此可見,在端午節憑吊屈子、寫作屈子、诠釋屈子、消費屈子真真是四海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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