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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者,小言也

小說者,小言也

先秦的小說與現在所謂“小說”並不是同一個概念。莊子、孔子、班固、桓譚等人所謂的小說指的是屬於子部的淺薄之論,具有鮮明的“子之末”特徵。與後世作為一種文體的“小說”所指有別。

後世所謂的“小說”概念殆始于南北朝梁代殷芸《小說》,與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謂的“凡不經之說為通史所不取者”是一個意思     。荒誕無據的雜史雜傳及志怪類小說作品只是小說大類之中的一個範疇。這種“小道”“不經”的特質決定了在儒家觀念之下小說的卑賤身份,但小說的影響和價值是不容忽視的。班固引孔子言:“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所以君子的態度是弗為然亦弗滅也。孔子所謂“有可觀者”,在東漢桓譚眼中是“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世人多說短書不可用,但桓譚的態度是,莊、列、淮南等雖間有誕妄,但應當合理采其善,而不可盡棄。

隨著文人成為小說創作的主要群體,儒家觀念大量滲入小說思想價值層面,小說與儒家精神上的抵牾已降至最小。小說不但沒有偏離儒家的價值觀念,反而因通俗易懂,在市井階層的廣受歡迎的優勢進一步深入推廣了儒家道德觀念。清代才子佳人小說《平山冷燕》對開篇《四才子書序》的評論詳述了小說的這一功用,可視為清代小說家為小說地位的翻案:

小說者,小言也。同一言,何謂小?曰:不文而質也,不深而淺也,故小之。同一立言,何不文之深之,與書史並重其大,奈何小之?曰:矮人不能窺數仞之牆,聾人不能聽稀聲之樂,凡立言欲家喻戶曉也,使文之深之,則誰知之,而誰聽之?故不文而質,不淺而深,蓋欲使舉世而知風化之美,盡人而識世情之舛耳。因知為此小說者,所以佐大言之不逮也。

從術語上分析,“小說”之“小”,在於蕪雜短小的體式和質樸淺陋的論說,同時也反映出小說自產生之初便已伴隨而來的被人輕視的尷尬身份。先秦百家爭長,小說獨居其末,與中國自古尚實重理有關。委巷之說,迂怪之談等無關軍國興亡者,一概被斥為小道末技上不得檯面。即便如世俗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小說有很深的群眾基礎的明清時期,在士人眼中,小說的地位依舊尷尬,遠不及經史詩文。舉例說明,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肯定了《水滸傳》作者的敘事才能和技巧之後,轉而又說:“餘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治下之技。”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對古代小說創作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中國古代有很多佚名小說或是託名而作的偽作,這種奇特局面也多是這種心理因素使然。但小說在民間及部分文人中間很有影響力,小說的流傳和發展並沒有被這種偏見徹底扼殺,而是不起眼地持續性發展。它的價值也在發展過程中進一步被人挖掘。

從大的方面說,小說的功能主要有兩個:一可作經史之輔助,即上文所言之“佐大言之不逮”;二是小說遊心寓目的娛樂功用。具體表現為采風俗,洽見聞,資考證,辨疑惑,證訛謬,寓勸誡,稽典故,助談噱等。

小說的娛樂性和相對輕鬆自如的要求是“小說本易傳”的主要原因。明代胡應麟對畫籍小說流傳迅猛的原因分析精闢,蓋在於“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怪力亂神、玄虛廣莫之事是古代博物志怪小說最主要的故事題材。同時小說在流傳過程中有穩固的發散點,即他所謂的“談虎者”、“雕龍者”、“辯鼠者”、“捫虱者”,這些人有意無意地擴大了小說的流傳度。“談虎者矜誇亦劇,而雕龍者閑掇之以為奇,辯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虱者類之以送日。”與這些人誠意接納小說不同,儒士們對小說的態度則顯得極為矛盾,“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無論誠心與否,小說在市井文人間有很大市場,有市場就會有流通管道,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創作市場穩固並得到進一步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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