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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

王先謙合校本序曰:“酈謂為書之旨,在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列。世或訾其好奇騁博,及視為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足以看出《水經注》面臨的學術輿論壓力。黃宗羲也認為,酈氏雖引證博雅,但空言疏漏者甚多,偏離了《水經》一書原旨。所以此書直到宋代《廣記》、《御覽》、《寰宇記》等大型類書的編纂,其文獻價值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廣記》、《御覽》等類書大量引用《水經注》中的小說文獻。經過南北朝和唐末的動盪,酈道元以前很多書目散佚不全者,全賴《水經注》只言詞組,尚可揣度舊觀。以此觀之,酈氏在《水經注》中廣引小說非但無過,反而有功。除酈注的地理學價值之外,其所引用書目同樣具備很高的文獻學價值。其中大量徵引的小說材料有助於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此言出於王先謙《合校水經注》王氏序文,本在說明酈氏撰著《水經注》的意旨,但這同時也是《水經注》一書的編排體例和酈氏引用文獻資料(包括小說)的宏觀上的一大特點。

酈道元以東漢版圖的水脈為綱,以水流曲折貫穿,曆述沿途郡縣州邑之歷史沿革並山川物記和歷史人物傳說。巨集綱細目,了然如畫。王先謙說:“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正是此種以水道為綱的體例的好處。探奇考古,該洽廣博而又不失其要,可與《漢書·地理志》之類的地志互補,後者專門性、科學性有餘,趣味性和多樣性不足。酈注以中國境內“四瀆”為骨幹,曆述沿流數千支流微涓,幾乎涵蓋整個中國甚至少數域外之地,形成廣闊的流域網路結構,“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考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

清代諸儒在校勘《水經注》,解決經注混淆的繁難時,正是發現並借助了酈氏的注書習慣和寫作特色。如經文描述河流流經地區時的動詞作“過”,而注文作“徑”,陳橋驛先生認為這是酈道元有意為之,以區別經文。以此可見對古人撰書習慣的系統化研究有利於對作品的深入瞭解。陳橋驛先生曾用此方法研究《山海經》的成書時間和作者,深得其法。此外,本人還發現酈注區別於經文的一個行文特點,即,經文中從不用“左”“右”這種方位詞來表達河流與城鎮等其他事物的相對方位,只有酈氏注文才會以“左右”來指代水之兩岸或與城邑、山脈等的關係,如“左徑”“左入”“右會”“右合”等詞彙。《水經》原文篇幅十分短小,所以經文中不會引文獻證明,只有注文才會旁征曲證,以伸其說,所以凡所見小說文獻俱是酈氏所引。從酈氏引用小說的方式也有利於對這些小說文獻本身的認識。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

按照注書慣例,凡引用書目文獻以證原書者,一般都要詳細注明出處來源,以便後人稽考,參考古代注書無不如此。酈氏《水經注》雖不囿於前人慣例,但在引用文獻這方面還是大致遵守前人規則,注明引用文獻的出處。最基本的格式應該是作者、作品、引文三者俱足,方可稱善,對於某些書籍按篇目編排的,還應當注明篇名。如班固《漢書·地理志》,《史記·樂記》,《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等。

但事實上,由於酈注本身篇幅很長,引用文獻很多,某些文獻甚至反復引用,按照這種基本格式一來耗時費力,二來行文會顯得冗長板滯缺乏靈動,所以酈道元在引用時似乎在刻意規避這種情況,但又造成“但嗜奇博,讀者眩焉”的情況出現。陳橋驛也發現酈注往往在不同卷篇中使用別名異稱,包括作者名字和作品詳略的稱謂以及引文的改易變化。如《史記》,酈氏在不同卷篇中又稱《史遷記》、《太史公記》等,《漢志》中有《太史公》一百三十篇,所以漢代以前,此書不稱“史記”,魏晉以後才獨以《史記》指代《太史公書》,《隋志》著錄時才穩固下來。這種情況是雖有稱謂上的變化,但讀者一見便知。但某些引用,酈氏不注撰人,就只能靠揣度。如酈氏引戴延之《西征記》,有時略去名字稱《西征記》,其實尚可,但在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諸篇中引《從征記》,且不著撰人。

考卷十五《洛水》注文有戴延之《西征記》和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二說,二書可能為同一書。但也可能不是,隋唐諸志不載,但《初學記》地部、文部引伍緝之《從征記》,酈氏所引或為此書。比起前一種猜測,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又如卷五酈氏所引之《孟氏記》,此書各志不載,撰人不明,按酈氏引用習慣,極可能指的就是孟奧《北征記》,所謂孟氏是撰者名,而書名也略稱為《記》。造成這種困擾與古代簡稱與標點符號的不規範有關。因為是“因水證地,即地存古”,所以酈注的一般模式就是述及某處,然後引史或地志之史實和人物典故加以考證,偶有詩賦附載於後。如卷二十七《沔水上》述及石牛道,然後馬上引來敏《本蜀論》石牛道的由來傳說:“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然後再以左思《蜀都賦》“阻以石門”證之。來敏《本蜀論》今存殘卷,觀其片語,估計是關於蜀地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史類著作。這算是酈注引小說以證地理的一處例證。

又如卷四《河水四》注砥柱時,引《搜神記》關於齊景公渡河,古冶子拔劍斬黿事,算是存古之談。對《搜神記》中記此事或在江沅一說表示存疑。然後又引劉向敘《晏子春秋》載古冶子事相對照,發現未言江沅,再按《史記·齊世家》文論景公形跡“路值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得出確證,又以河伯非江神為輔證。幹寶《搜神記》荒誕奇詭,酈氏如此嚴肅對待《搜神記》的文獻資料,也是值得玩味的。對於同地異說者,酈氏俱引並載,兩存之,一般都詳引出處和原文。如卷十三論雞鳴山即磨笄山地名由來的傳說,引《史記》與《魏土地記》,二書之說大同小異,只是趙襄子其姊臨死說的話不同,酈氏並載存疑,未詳孰是。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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