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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酈注中大部分引用文獻都是標明了出處的,即便某些地方未注明,在別卷再次引用此書時一般都會標上,除非此書撰者有爭議、歷來不明其詳或人所共知,注中還有很多小說遺文未標明出處,一度給後世帶來很大的困擾。雖然現今楊、熊《水經注疏》找出了其中大多數的小說故事,並較其異同,但還是有些連楊、熊二人也不明所以。酈氏不載明出處,大致分以下幾種情況:

(一)某些耳熟能詳,世人皆知的故事傳說,酈氏可能不標明出處,如:“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麵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複為玉也。”“及子朝篡位”前禹治水得《河圖》事出於《尚書·中侯》,在經學發達的古代,估計無人不曉。後文抄變《左傳·昭二十四年》文,此處旨在說故事,而非考據,所以也未注明來源。

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二)去北魏不遠之事,酈氏也可能不載出處。酈注中記載了多處十六國時期和宋魏之間的戰事。有趣的是,在南北朝南北政治對峙時期,酈道元在論述劉宋與北魏戰事時,多用南朝年號或南朝皇帝諡號,言辭恭敬無鄙薄之意,論述基本客觀,甚至還有讚賞的意味。這與中國古代漢族政權動輒稱敵對勢力為偽朝,而在正史中刻意規避忌諱有所不同。或許從文化情感上來看,酈道元更偏向于南朝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如:“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修之守此城。魏軍南伐,修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湧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修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

觀其文似在讚賞修之之節。而修之母親之言,發自肺腑,動人心腸。此事在酈氏出生前幾十年,其中言語如在耳畔,應該不是耆舊傳言,而是引用南朝史書。而當酈氏述及燕慕容氏和趙石虎等人時,他的態度與記錄南朝賢人時形成鮮明差別,一般都直呼其名,視同蠻夷。如卷五“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句下吟了三則於此的故事傳說,一則關於石勒襲劉曜,以河冰泮為神靈之助,號此處為靈昌津。會貞按此故事《御覽》引劉敬叔《異苑》,比此更詳盡。酈注卷四十也引用了此書,且明確注明劉敬叔《異苑》,此處故事或本此。第二則事故是關於澹檯子羽攜璧渡河,斬蛟毀璧而去。此本《博物志》原文,今本《博物志》抄錄《御覽》,比酈注稍略。第三則講趙建武中,造浮橋與津上,經年不就。石虎沉璧於河,璧流渚上,斬匠而還。此事同樣不注出處。然考此事見於《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但酈注從沒明文說明他引用過《十六國春秋》,雖然酈道元與崔鴻幾乎生活於同時。酈注分別引用過宋裴景仁《秦紀》、車頻《秦書》、燕范亨《燕書》、《東燕錄》、沈約《宋書》、王智深《宋紀》。這些史料也是崔鴻撰《十六國春秋》的參考書,所以酈氏極可能是引用了這些原始材料,而不是崔鴻成書。由於這些史書都是當時割據勢力的史書,體例雜而又去時不遠,所以酈氏選擇不注出處也是有道理的。像這種同個地方有多個不同人物故事時,酈氏並引但不載出處,故以示博。

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三)為敘事方便,銜接自然,以敘事口吻變相引用,增加行文方式的多樣性,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前文寫到某個地方,後文緊接著就寫這個地方某人的故事,所以前面會有“昔”、“邑人”等銜接詞,如:“睢水又東經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緇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與泉陽男子餘且獻神龜於此矣。”

此段時則引自《史記·龜策傳》文。又如:“(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

隋侯珠的傳說漢代已有,高誘《淮南子·覽冥訓·注》故事與此相似,酈氏此處明顯有概括簡略引述。另句道興本《搜神記》第三十四條有隨侯珠故事,觀其文,比酈注詳盡遠甚,其中委曲經過有詳細描寫。只是其文也殘缺不全,除個別字缺失外,結尾已佚。句道興本出於敦煌石室,應該是出於唐人之手。觀其中此條文辭內容,可能是幹寶《搜神記》原文。但酈道元未注明出處,參考《水經注》中其他幾條引用《搜神記》的小說材料,酈道元都注明了源於《搜神記》。而此條不明,或許不是本自《搜神記》而本自他書,這種假設並非沒有可能。但以上兩則材料都是前面提到某處,後緊緊接著就引古書上關於此處的傳說,銜接自然流暢而不拘於引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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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略寫故事,寥寥數語,且不載出處,如上文石勒襲劉曜,感神靈之助事,熊會貞按《御覽》引《異苑》原文稍稍詳盡一些:“石勒元初十一年,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閡,遂生擒曜。勒謂是神靈之助,改名靈昌津。”

《晉書·載記》略同。而酈氏引文僅四句話,言簡意賅,對故事描述精要一些。對注書而言,這也未嘗不是一大優點。但酈注有些小說故事酈氏略去不引,甚至一筆帶過,如:“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

此文三句看似三個典故,實則俱是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呂氏春秋·序意》《史記·刺客列傳》並載其事,而酈氏分三人三事敘之,且略去出處,可能是因為豫讓刺趙襄子之事流傳甚廣,無人不知的緣故。再者,酈注多次引用《史記》《呂氏春秋》,前文引用過的文獻,後文出於同文獻者,酈氏有時不再特意標明,尤其是在同卷或同一處的時候。

(五)改易故事原文,雜采多部文獻混為一體。或是酈氏有意為之,以便行文流暢。也有可能是酈氏本身博覽群書,情不自禁,洋洋灑灑,傾瀉而出,此舉同樣是為了銜接自然,增添故事的形象性和趣味性,如:“賈辛邑也。賈辛貌醜,妻不為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

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據考據,酈氏此文有紕繆。據《左傳》,貌醜者賈大夫也,非賈辛。熊會貞按,《元和志》、《寰宇記》引酈注文已駁其誤。且《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敘此事為:“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禦以如皋,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明顯可見歸併及添加的痕跡,當是酈氏據己意改之,但確使得原文簡要且加強了故事的奇異性,也許這就是酈氏觀《左傳》時腦海中構想的故事情形,藝術性高出原文一籌。酈道元的好奇之性和小說才能也從中得以體現。據兩處訛誤來看,酈氏此處或許並沒核查原文,而是憑記憶順手摘引。這就是考據與存古的差別所在。若是考據,酈氏應當不會如此大意。

同樣的情形在酈注中有多處,應該是酈氏的引文習慣導致的,如:“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

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此事出處甚多,字詞互有差別。酈氏此引與《隸釋》引《博物志》字句基本相同,則酈氏引此當出於《博物志》,唯無“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句。此句出於《神仙傳》敘劉安事。這可能不是酈氏大意或是記憶出錯的緣故。因為整篇原文照錄,而憑空添加此句。私以為酈道元注書時有時是刻意不注明出處的,因為在即地存古的時候,對於一些小說異聞,他不僅僅是在引用原文以供後人考證,而是在創作。他好奇的心性使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創作衝動,所以對古人的故事加以改編潤色,使人物、過程、環境更加生動飽滿。此句加入“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就是這樣的效果。

總而言之,酈注在引文方面自有一套慣例,有些規律性的東西,但這種規律性不是數學物理性的絕對,因為他會伴隨著一定的主觀隨意性。以上雖然分了六種探討酈氏不注出的情況處,但某些引文可能同時包含其中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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