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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自我悖逆與精神困境

現代人的自我悖逆與精神困境

沐童,北大畢業,留學丹麥,曾徒步遊歷歐洲,物質主義的清教徒,現執教於清華大學。作為一位由東方走向西方,在中西方文化交匯融合的大時期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作家,沐童對亞文化題材表現得尤為關注,曾先後出版小說《朝歌》、《亞當的蘋果》、《逃離伊甸園》、《寂寞的撒旦》,一些評論稱其為“中國的王爾德”,沐童被認為是80後作家中文化底蘊最為深厚的新銳。

現代人的自我悖逆與精神困境

《寂寞的撒旦》初稿始於2003年北京的“非典”時期,現實環境的逼仄孕育了這部反應現代人生存困境的作品。我們興味地發現,作為沐童小說主旨意象的“亞當”(Adam)、“伊甸園”(Eden) 、“撒旦”(Satan)都源出基督文化。這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價值體系的牽引?

一、撒旦與誘惑

基督教原是東方猶太教的一脈,時至今日在西方世界發揚光大。任何一位有聖經信仰的基督徒都渴望在上帝的大愛裡彰顯大能,嚮往與神同在的平安喜樂。撒旦是傳說中與光明對立的邪惡勢力,他們曾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奉命在人間施放誘惑,後來隨天使長路西法反叛了上帝,所以又稱墮落天使。

“但要免淫亂的事,男人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哥林多前書》7章2節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應得的報應。”

《羅馬書 》1章27節

“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利未記 》 18章22節

聖經中反復告誡人們不可行淫亂之事,可見有史以來這都是一個沒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沐童將小說主人公的形象定位為“撒旦”,他們在社會正統價值觀裡黑暗而又充滿魅惑。基督教文化中有一個原罪傳統。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Eve)受到蛇的誘惑吃下禁果,從而犯了原罪。聖經創世紀中,當上帝質問亞當時,亞當說是夏娃讓他吃下的智慧果,夏娃則說是受了蛇的誘惑,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罪,上帝於是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開始了受苦受難的無盡輪回。

可以說,人類正是在對上帝權威的最初質疑中踏上了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征程。

值得興味的是,蛇是撒旦的使者。而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一個人認識到自己有罪並且去贖罪,就有可能達到或接近上帝,走向十字架,走向永生,因為上帝憎惡罪,但是上帝愛世人。在這裡,我們隱隱察覺到,是女性魅力打破了原始蒙昧,開啟了人類文明;另一方面,夏娃受了引誘又誘惑了男人,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聖經文明似乎暗暗把女人當作了禍水。在小說《寂寞的撒旦》中,幾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被壓制了,她們或愚鈍,或陰鬱,或淺薄,或專橫,或孤芳自賞的清高姿態,或一味付出泯滅自我,沒有獨立的生活追求。這是一幕幕後工業化時代僵化的生活圖鑒,我們看到,父親們強權而沉默,他們聯手間接造成了撒旦們後來的性格悲劇。

二、苦痛之城

“很小的時候,我便已經很寂寞了。”

小說這個開卷首句,幾乎可以使我們肯定,這個男孩非常早熟,言辭間缺乏溫情。著名的移民作家、學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他的《文化講稿》中說過:“三種因素造就一個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還有未知因素X。”對撒旦一“彬彬”而言(乃至其他三位主人公),環境因素顯然影響重大。但環境影響有深刻的社會根源,決非簡單的加減乘除。“彬彬”的父親終日酗酒,其母不堪忍受,拋夫棄子離家出走,在“彬彬”冷漠得近乎殘酷的自述裡,幾乎令人錯覺遭遇父母婚變的孩子不是他。時隔多年,他的心已經足夠堅硬到把迎面而來的一切假意,或真心一併席捲了。他不愛任何人,尤其憎恨女人,母親說愛他卻拋下他,顯然有什麼東西在母親眼裡比他分量更重,親情真是不可靠。繼母的無微不至在他的眼裡充滿了目的性,親生母親都能拋棄他,還有哪個女人值得相信。“彬彬”並沒有覺得母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行為是新女性走上自覺追求個人價值與幸福的道路從而諒解母親,在“彬彬”小小的心靈裡,人與人的交往充滿著算計和試探,他毫不掩飾地說:“我是個典型的偏執狂,我的這一偏執個性恐怕會忠實地伴隨我一生。”“彬彬”反復喃喃自述著對女人的憎惡,他並不抗拒與人相愛,不在乎性別,可惜沒人能夠激發起他的愛欲。在這百無聊賴之際,他與“表哥”不期而遇。

再看撒旦三——“表哥”一節中的第一句話:“從小到大我接受的根深蒂固的教育就是——絕對服從我的父親。”這是絕對父權專制的家庭。“表哥”的父親是一個軍人,軍營裡雷厲風行的一套在家庭生活裡全權上演,無論對錯,只需服從。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大多陰鬱而壓抑,孩子話語權的消失助長了健全人格的偏失,等到父親意識到自己教育失敗的時候,“表哥”已經不願意再說話了,行為的慣性使得他從一個沉默的孩子成長為一個自閉的成人。孤獨使人上癮,長年累月便成了終身難愈的痼疾。

2007年1月1日,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在法律上認同同性婚姻的國家。自此,英國、比利時、西班牙、加拿大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以不同的形式認可了同性婚姻,同性戀已經逐漸獲得了區域性的認同。反映在小說文本中,《寂寞的撒旦》所表現出的人文關懷和憂慮讓人側目。文學從來就不簡單,不是泛泛而談的哲理,不是聳動的標題,不是性愛,不是罪惡,不是無謂的感傷與懷舊。文學飽含缺陷,卻又引人入勝。

筆者注意到這麼一個細節,“表哥”在與“彬彬”相遇並相戀之前並沒有和他人有過性行為,但他卻能認定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彬彬”則交過女朋友,生活相當放肆,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少年。阿爾伯特•莫德爾是佛洛德的忠實擁躉,曾用精神分析法得出每個人在幼年時期都是雙性戀的結論。當一個人還是個小娃娃,人們很難單純從其相貌或言語看出明顯的性別特徵。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一個人在童稚時期如果沒有接受來自外界有意識的道德教育和正確的情感疏導,那麼他(或她)的人格志趣包括兩性關係都極有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乃至對人生道路的選擇造成莫大影響。人的潛意識隱藏著一口充滿欲望騷動的井,欲望得到滿足,人們就覺得與這個世界相處和諧,生活自然和風細雨。反之被壓抑的生命能量就會積聚惡變為破壞力,在某個時期爆發而出。《寂寞的撒旦》中,“彬彬”和“表哥”都在一個無法得到安樂的家庭成長,母親在“表哥”的觀感裡只是一個在權威丈夫和抑鬱兒子間周旋的傳統女性,溫順隱忍,但她卻依然無法進入兒子的內心,他們之間永遠隔著一道禁止進入的房門。這是個善良又可憐的具有悲劇色彩的母性形象。

所有的慣例都是為了那些無法拒絕的人準備的。堅持自慰是最完美的性愛方式的“表哥”給了“彬彬”諸多特權,對女人的直接厭惡與對自身的迷戀驕傲讓他與同樣擁有這些特質的“彬彬”在之後的遇合裡成了一對命定的戀人,愛情在他們那裡,從來就與性別無關。

通觀小說,撒旦們都在不厭其煩地述說他們是如何地享受孤獨,這些年輕的夢想家,行為主義的實踐者,浪跡在荒原般的地球上,渲染著唯美化的殘酷青春,在肉體的沉淪、堅韌、兇狠、脆弱,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傷口上,“保持著同樣非理性和神聖的標準”。

三、欺騙愛情

如伍湘畹所言,“上海是一個奇特的地方,帶著表面的浮華和深演化的腐敗;一個資本主義式的社會極度的奢華與極度的貧乏並存共生。”舊上海曾有的傳奇華美與新上海的先進宏大在撒旦二——“表妹”的眼裡是個充滿陰鬱和孤獨的地方。

自小生活的上海,自小居住的紅樓,這幢帶著上世紀三十年代宴飲漁樂氣質的建築早已衰敗在過去的時光裡,因為它的古老更顯世故滄桑。這是一幢禁錮“表妹”自由的巴士地獄,而母親掌管著鑰匙。可自由對撒旦來說,是多麼的重要!他們為了追求靈與肉的絕對自由,才獨行在這個世界上。

“表妹”的童年與少年無從選擇,而在她終於有了作選擇的權利和契機,便毫不猶豫幾乎是歡欣鼓舞地離開了這個讓她“噁心的地方”,因為“我恨我媽,這是我童年時代最刻骨銘心的感受。”什麼事情能夠讓一個女孩兒對母親充滿叫囂的恨意?我們注意到,此處又一次出現了“童年”這個字眼。又是一個陳年案例。儘管我們覺得這個母親遠還沒有惡劣到下地獄的程度,她只是充滿了支配欲和保護欲,但還是讓我們的主人公在還僅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累積了過多的壓力。終於,“表妹”用自我懲罰的方式讓人到中年的母親下了地獄,也讓自己成了沉淪的天使。

對母親極度仇恨的另一面是對父親的崇拜熱愛。“表妹”有著非常嚴重的戀父情節,毫無疑問的是,她一開始投入“白”的懷抱也是因為他酷似父親,“我不喜歡做愛,尤其是和一個會在高潮時叫喊其他女人名字的男人做愛,但是我確實迷戀他的形象,他的面孔和身材在我心中是一個象徵物,儘管和真正的象徵物內涵不,,但同樣不可侵犯和詆毀。”“表妹”似乎並不是在尋找愛情,而只是享受出軌男人給予的父親般的愛撫和關懷。

在這裡,作為母親的女性角色,再一次被否定了。似乎成為一位成功的母親非常困難,因為“表妹”也打掉了自己未成形的胎兒,性格的缺陷和身份的敏感讓她無法接受自己也即將成為母親的事實。“表妹”是撒旦中唯一的女性,最後她選擇了回歸,離開北京,離開“白”,回到上海,回到年少時急欲逃離的母親和紅樓。人的一生,似乎總是在不停地出走之後,有意無意地走上皈依之路,可“表妹”的回歸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在與“白”兩年的同居生活中,她似乎愛上了他,卻又不停地置疑與否定;她坦蕩地充當了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到最後卻表現得心懷愧疚;她憎恨母親,卻又自願回到母親身邊。難道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年少輕狂?小說對女性困境的深刻描述,使文本在此顯現出某種矛盾的張力。

撒旦四——“白”是一位大學教授,職業崇高,體面風光。然而當他面對年輕女孩的引誘時,卻在第一時間就接受了,欲念在此刻戰勝了良知。作為一位學識淵博,受過最高等教育的長者,仍克服不了單純從作為一個人出發的原始感官欲望,不顧身為一位師長、一位丈夫、一位父親的責任。這是個寂寞的魔鬼。

我們試圖回到“白”的孩童時代尋找一些蛛絲馬跡。“白”在十二歲時曾因偷看父親的文學史教材而被罰站。但據他說,他的心裡了無怨恨,“有一種偷歡後的愉悅,這種異樣的快感伴隨了我很多年。”我們可以看出,似乎“白”在兒時就對隱密的行為懷有特殊的癖好。“白”父當年也是位大學教師,在文革時代經受了一場浩劫,儘管“白”當時年紀尚小,但父親的遭遇卻成了他精神上揮之不去的噩夢,即使他後來受人尊敬,事業有成,但在他的心裡一直有著兒時面對劫亂的恐慌感,這無疑對他成年後的人格有著潛在的影響,加之妻子的性冷感,這讓性欲旺盛的“白”非常自卑,成了他心裡一道難以提及的傷痕。

至此,四個撒旦惺惺相惜,結成莫逆。沐童在《亞當的蘋果》中借主人公的口說:“世上最永恆的是:性、酒、藝術;世上最脆弱的是:性愛的高潮,酒後的酣醉,藝術的靈感。”撒旦們不可一世的驕傲與不經一事的脆弱糅合在一起,離經叛道,嘲諷正統,酗酒、縱欲、同性愛,試圖用一種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來表示對傳統的反抗,然而這不過是撒旦們的末日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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