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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業書中的古小說片斷的校勘價值

與《水經注》的輯佚價值相應的是酈注中古小說的校勘價值。由於古小說原本的喪失,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多人之手,多家轉述,近世流傳的版本多有與原本不符的地方。即便是輯本,輯引來源不同,所作的努力程度不同,其內容在字句或詳略等方面會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試論業書中的古小說片斷的校勘價值

如《搜神記》有四種,東方朔《神異經》(酈注作《神異傳》)有兩種,《世本》清人輯有《世本八種》。《水經注》在古小說校勘方面的價值體現在,《水經注》注文中引用的古小說文獻提供了另一種可供校正和勘誤的參照文本。與《太平禦覽》、《藝文類聚》等類書相比,《水經注》的劣勢在於它只是一部古代地理書的注文,儘管其內容較原文擴充了數十倍,但比起後兩者,它的地理書性質決定了他在校勘方面遜於類書這個事實。雖然酈注稱得上是一部體大廣博之書,所引用的書目文獻也遍及各個學科,注書與類書在引用文獻方面終歸是有些差別的。

這取決於注書作者的引文習慣,如酈道元在注書時有時不注明作者,略稱作品名,甚至改易引文內容等習慣,尤其是最後一條,在某種程度上會使其校勘價值大打折扣。但總體而論,酈注在標明出處的引文中,基本是按原文引用的,改動的地方並不是很大。至於詳略方面,參考其他引同內容的類書或注文,可說是互有詳略。鑒於酈注本是地理書,即地存古乃其末枝,酈氏依勢而動,或詳或略,全憑當時行文,某種程度上說,這並不違背注書傳統。楊、熊《水經注疏》是《水經注》校勘之集大成者,酈氏引用的文獻內容,有未明出處者,二人查明其來源;注明出處者,又多加考證,校其異同。

楊、熊雖考據精核,但《水經注疏》也非完美無瑕。酈氏所引的某些書目,楊、熊的考證有時前後齟齬矛盾。例如《魏書》,酈注中明文提到《魏書》之處有四,除卷十四《魏書•國志》外,其他三處都在卷二十二,均有“國志”二字於後,然《水經注疏》引文分別為“《魏書•國志》”、“《魏書•郡國志》”、“《魏書》《國志》”。字略同而標點大不同。酈注原文無標點,此標點應為楊、熊為《水經注》作疏時所加,付以印刷出版。三者在字與標點上的細微差別直接影響對《魏書》的認知。楊、熊在第一處未對此書作說明,第二處據楊守敬按語此《魏書》為王沈《魏書》。《隋志》史部有《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然楊氏又言,王沈《魏書》無志,或指陳壽《三國志•魏書》,但他馬上又說《渠水注》有《魏書•國志》。考閱《渠水注》,僅一處提到《魏書》,即上文所謂的第三處“《魏書》《國志》”的地方,其下疏文無相關說明。那麼推測可知第三處當是《魏書•國志》的訛誤,楊、熊筆誤未察,抑或是排版疏漏所致。至於第二處,楊守敬認為“郡”是衍文。

試論業書中的古小說片斷的校勘價值

今稱《魏書》者,一般指北齊魏收《後魏書》,然酈氏在魏收前,不可能為此書。但也不可能為《三國志》,酈注引《三國志》一般全稱或簡稱為《魏志》而不稱《魏書》。而且卷十四《魏書•國志》引文之下,楊守敬疏文以為出於《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和《田疇傳》,但考《三國志》,這兩篇比之酈注尤為簡略,字詞差別極大,按酈氏引文習慣,此處的引用方式,明顯不是指《三國志》。再說陳壽《三國志》無《郡國志》或《國志》。還有一種可能,即指司馬彪或袁山松的《郡國志》,但酈注中曾多次引用過二人之書,一來容易識別,二來二者《郡國志》也無與《魏書》連用居於“魏書”二字之末的先例。今按《三國志》裴注,注文中也引用了名為“魏書”的史料。

史上魏史至少有七家,但以“魏書”為名者僅王沈一家,則酈注中所謂的《魏書》與《三國志》裴注所引或同為王沈《魏書》。《隋志》載王沈《魏書》四十八卷,唐劉知幾《史通•正史》說四十四篇。《宋書•五行志》曰:“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則王沈之原書是否有志今無法確證。據《隋志》、《宋史》推斷,其原文可能有《國志》篇,只是無記述災異的《五行志》,否則酈注標明出處不可能多次將“魏書”“國志”連用。此志可能在隋唐時期散佚了。

《水經注疏》目錄前有楊守敬的序跋《<水經注>凡例》:“酈氏固多好奇,而亦故以示博,凡引故事而各書有異同者,多裁截錯綜,貫為一條,若非遍檢其所出,但據一二書釋之,鮮不誤者。”即使以今人引書慣例,凡“某書曰”、“某書雲”這種格式,一般都是原文抄錄的,但酈氏注中卻並非一概如此。如楊守敬所言,若多書載同事而互有異同時,酈氏會參考各書,然後重新組織語言將其統一連貫起來。

如此一來,就與原文稍有字詞上的差異。所以在以酈注引書內容作校勘時應該辯證地使用,作為參考內容尚可,但不能將其視為絕對標準。

這正是酈道元《水經注》在校勘方面所具備的特殊價值和其定位所在。當然酈注中引用的小說也並不是所有都改動過,畢竟酈道元去今時間較遠,很多書在流傳過程中會有些變化,他所見到的書的內容與後世所見有差別甚至完全不同都有可能。那麼,在發揮《水經注》的校勘價值時需做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如卷五《河水五》引王充《論衡》:

“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燌以告天,與八百諸侯,鹹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

王充,《後漢書》有傳,說他“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異同,正時俗嫌疑。”今有《四庫全書》本共三十卷,八十五篇,但第四十四篇《招致》篇有篇目而無書實。又有《傳世名著百部——(第48卷)論衡》單行本,但此版本比之於《四庫》本篇目少,僅有二十九篇,篇次也異於《四庫》本,其後有附錄《論衡》佚文,其中收錄了從各書輯出的佚文,包括《水經注》中的這一條。楊、熊疏《水經注》時標明此條出於《感虛》篇,則其據當為《四庫》本,《四庫全書》本自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蘇獻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論衡》。《四庫》本《感虛》篇有相近的內容:

“《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旌,嗔目而麾之,曰:‘餘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

試論業書中的古小說片斷的校勘價值

酈氏所引與《四庫》本在字句上明顯有很大的差別,儘管篇幅相差無幾。酈注有白魚入舟事,而《四庫》本有武王言語。單獨論之,二者故事都是完整的且有細節描寫。但細加比較,酈氏概括的痕跡就會凸現出來。除簡省了《四庫》本文中的動作和語言外,還有兩處也可作為旁證。首先,酈氏是在注孟津時引用此文,所以略去了“渡孟津”三字;其次,酈氏緊接著又說:“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所以中途插入白魚入舟一事,其意圖在“盟津”二字。按守敬按語,知白魚入舟事不是《論衡》原文,酈氏合二書貫成一文。畢竟酈注是地理書,雜引小說也不過是證“盟津”地名的由來而已。

正如以上所見,酈道元在引小說以證地理,因地紀事時,若有需要,會比較詳細地引用某些古代小說原文,有時甚至大段原文抄錄。由於古筆記體小說算不得完善的小說形式,撰者文學造詣高下會影響到小說的品質參差不齊,首先表現在語言的組織能力上。酈氏在引用時稍加潤色和雕飾,以使其詳略得當,行文通暢,在基本保存引文故事原貌的情況下,融入地理考證之中。觀酈氏引文故事,單論藝術成就和文學才能,明顯高於《禦覽》等類書純粹的輯錄。而且,與《禦覽》、《廣記》、《類聚》等書的少許差異,並不影響《水經注》在唐前小說方面的校勘價值。相反,同中有異,互參互較,查找相異的根源脈絡,對於幾乎散佚殆盡,僅存吉光片羽的北魏前古小說的原貌探究或許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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