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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朝始有意為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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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又分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從唐前至清末,中國古代所謂的地理學是一門包容性很強的綜合性學科,在學科尚未細緻化和專門化的古代,其內容覆蓋面廣及山川河流,州郡沿革,人物譜敘、神話傳說、醫藥科技等廣泛的文學、歷史、地理、人類學知識。這種相容並包,闊大宏深的特點在中國古代的一些大型地理總志上體現得比較明顯,比如《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等。此處所謂總志是針對地方誌而言,並無官修或私修之別,如《水經注》雖為酈道元一人撰寫,然其體雄偉闊大,所記遍及南北,不亞於國家編撰的地理總志。

酈道元之後,在中國古代地志史上較有影響力的地志當屬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李吉甫是唐代以後批評酈道元《水經注》的代表人物之一,《元和郡縣誌》與《水經注》在內容體例和旨趣上都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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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縣誌》摒棄了《水經注》以山水為綱的體例形式,採用貞觀十三年《大簿》規劃的十道為綱,配合當時四十七鎮,鎮下有府、州、縣按級記載,體例與魏王李泰《括地志》相近。其內容講求農業、經濟和軍事等軍國大事方面的實用性,重在記錄戶口人數、貢賦、鹽鐵、墾田、軍事設施和兵馬等方面。與《水經注》最大的不同在於《元和郡縣誌》不錄小說。小說部分另集他書。

據《舊唐書·列傳第九十八》記載,李吉甫搜集的小說集為《六代略》,三十卷,題材範圍從東漢至隋朝。所以李吉甫非不好小說故事,只是他反對將小說雜入地理。李吉甫官至宰相,為事觀物以切功實用為主,他在《元和郡縣圖志·序》中提出了他的地理觀:“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可見他對古代地理書厚古薄今,雜采歌謠風俗、描寫州郡人物之事頗有微詞,至於墳墓鬼神之事,更是斥其異端,不切地理之根要。李氏心中,地理書應當詳記“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因為這些內容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與酈道元序中所說的娛樂和便於查詢的旨趣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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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對地理和小說的觀點在唐朝很有代表性,與其觀點相合的還有魏王李泰及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劉知幾《史通》也譏嘲酈道元編而不窮。李吉甫還特意刪除了酈道元《水經注》原注文中的小說內容,略而為《刪水經》十卷。

這大概是唐朝小說自身的發展所導致的結果。魯迅至唐朝始有意為小說,小說的獨立性開始得到重視,並形成了其特有的審美觀和用途,比如說專指娛心寓目的娛樂功用。在很多比較正規莊重的文類中,小說都難登大雅之堂。文人儒士雖有為之,但大多都是閒暇遣興之作,在文論之中一般都對小說持貶斥態度。

雖然李吉甫對《水經注》雜入小說不以為然,但《元和郡縣誌》受《水經注》的影響有目共睹,後者很多地方都引用了《水經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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