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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作者到底是誰?

《紅樓夢》的作者到底是誰?

《紅樓夢》最初以抄本形式僅在小范圍內流傳,至清末,有一批文人學士參與到品評題詠的活動中來,這些文字為我們找尋《紅樓夢》的作者提供了外證。特別是與曹雪芹生活年代相同以及相近的學者的記載就更加切實可信。如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清代康熙第十四子允禵之孫永忠,則寫過“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的詩句。曹雪芹的另一位好友富察明義曾作有《題〈紅樓夢〉絕句二十首》,其中有小引雲:“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之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作為清代知名的文人學士或皇室宗親,這些人都將《紅樓夢》與曹雪芹聯系起來,是支撐曹雪芹作者說相當有力的證據。

不可否認,曹雪芹說並非《紅樓夢》作者的最終定論,“文獻不足徵”的客觀事實造成了考證上的困難,對作者身份的認定及其家世的探索的確存在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因此留下了猜測和揣度的空間。在紅學發展過程中,《紅樓夢》的作者歸屬問題上曾出現過十餘種說法,這些論說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認為《紅樓夢》作者雖非曹雪芹,但仍系曹氏或者與曹氏關系密切者,如曹竹村、曹頫、曹順、曹淵、曹碩、曹雪芹戀人、墨香;另一類則認為《紅樓夢》作者並非曹氏,如某孝廉、李鼎、胤礽、朱慈烺、吳梅村、顧景星、洪昇、湘籍作者、曹雪芹諧音之無名氏(抄寫勤),等等。這兩類論說實際上代表著關於小說本事上兩類不同的觀點,前者基本上支持曹家家世說,而後者則否定曹家家世論,認為《紅樓夢》本事與曹家無關,作者另有其人。

每種學術觀點的提出和形成都植根於特定的時代背景,其所采用的批評手段和方法體現著當時獨有的文藝思潮和思維形式。《紅樓夢》著作權的論爭表面上看是紅學眾多論題當中的一個問題,然而從其走過的曆程來看,則折射出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發展和交替過程中學術思想和旨趣的變革。

清代傳統紅學對《紅樓夢》的閱讀和闡釋旨在通過文本故事探求曆史真相和生活原型,索隱“本事”的批評方法是這一時期文本闡釋的主要方法和原則。脂硯齋、畸笏叟的批語最初對曹家曆史本事的處處留意即以曹雪芹創作說為基點,至於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張侯家事、順治帝與董鄂妃、吊明揭清等諸多論說以各自言說的方式表達了清代文人對於小說和曆史之間關系的濃厚興趣,構成了索隱派紅學在清季的興盛格局。索隱派諧音、拆字等臆測方法主觀性過強,其論說往往有牽強附會之嫌,經不起曆史的推敲,也因此常常為人詬病。

王國維在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中首次提出《紅樓夢》作者的考證問題,“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之主人公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若夫作者之姓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王國維指出對《紅樓夢》關注的焦點應該從小說本事向作者考證轉向。此後,胡適真正運用科學實證的方法,將《紅樓夢》研究引入到實證實錄一途。然而,曹作說考證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曾經出現過幾次重要的學術論爭,諸如20世紀70年代戴不凡等人對曹雪芹“原始作者”身份問題的討論,80年代李百春提出的曹順說,90年代王家惠、劉潤為等人倡導的曹淵說。盡管這些“新考”“新探”“異說”“揭謎”等最終都沒能獲得認可,但方法論層面上,可以看到索隱和考證兩派在近現代紅學發展中的延續形態,其討論和質疑本身也時刻提醒曹作論者正視《紅樓夢》作者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和局限。

何為閨閣?如何昭傳?

一指女兒未嫁之時,鍾天地之靈秀

蘊山水之華英。賈寶玉在闡述他的“女清男濁說”時道:“天地靈秀之氣只鍾於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渣滓濁沫已”。堪悼女兒未嫁靈玉質,可歎女兒已嫁懷金時。懷金者,金之懷也!《紅樓夢》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謎

二指宮禁,漢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礙於宮廷禁令而作《紅樓夢》於閨閣中,施以風月障眼法,以避清風明月之文字獄也。

為什么薑子說脂硯齋即石頭記,《紅樓夢》乃朱明後人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年)所作?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原文段落:

“【空空道人(兩個四大皆空,八大也)】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明亡清興史,亦朝代變更期間石兄“玉璽”的遭際)】再檢閱一遍,遂易名為【情僧(清生,即冷子興,雪興、薛興;亦為憎清之意)】,改《石頭記》為【《情僧錄》(後金發家史,滿清興國史)】。至【吳玉峰(吳梅村、吳偉業)】題(明亡清興史“石頭記”)曰【《紅樓夢》(《秣陵春》)】。【東魯孔梅溪(孔尚任)】則題曰【《風月寶鑒》(《桃花扇》)】。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即悼玉、悼朱明)】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金陵即南京,石頭城,金陵十二釵則是明末清初十二人物)】”。

脂硯齋即石頭記,脂者,紅也,朱也,印泥也,日月筆也,月旨也;硯者,石見也,石裏揭也,“雖不能言,有言必應”也;齋者,文而,記也,閨閣昭傳也!紅樓夢曲索隱大起底

太虛幻境真相大揭秘

三生石之賈寶玉,亦是通靈寶玉,亦是石頭。石頭於石頭城所夢所親曆者,乃《石頭記》。石頭記者,朱明正史也,明亡清興史也!重評者,重評此間史事人物也!

冒辟疆是明末四大君子之一、複社的重要成員,曾經在國難關頭與同仁發布《留都防亂公揭》,揭露和批判了阮大鋮等閹黨餘孽。明亡後冒辟疆義不仕清,與董小宛歸隱如皋水繪園,上演了經典的愛情故事。

這些都是為人熟知的,可是——冒辟疆就是《紅樓夢》的作者?董小宛就是林黛玉的原型?!這可真的讓記者很難一下子相信。

不過,記者隨後來到著名的水繪園探訪考證,一下子就明白了,這《紅樓夢》還真的可能是冒辟疆寫的!

為什么?

因為水繪園的設計,幾乎就是大觀園的設計原型;而水繪園加上冒家的東府西府,與《紅樓夢》裏面大觀園加上榮國府寧國府,都是獨一無二的“兩府一園”格局!全國沒有第二個地方是這樣的建築設計!

更讓人詫異的,是冒辟疆居然是個“石癡”,水繪園裏面有幾處石頭砌成的假山!臨死之前還惦記著石頭!而《紅樓夢》這本巨著,當初的第一個名稱是《石頭記》!裏面更設計了一塊頑石,化成通靈寶玉!上個世紀初,吳昌碩先生卻得到了這塊有冒辟疆印記的寶玉!

至於董小宛,不僅與林黛玉一樣,來自蘇州,擅長寫詩作畫,更是古代十大美食家之一,許多美食已經流傳下來,很有可能成為《紅樓夢》裏面諸多美食的靈感來源!

當記者來到冒辟疆與董小宛居室,看到了董小宛的畫像,第一感覺就是和《紅樓夢》裏面林黛玉的繡像也太像了!叫她“顰兒”怕也不為過!

隨後,記者電話采訪了提出“《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冒辟疆”這一驚人論點的冒廉泉先生,更是得到了許多證據,慢慢形成了一個證據鏈,將《紅樓夢》的作者指向了冒辟疆!

進入21世紀,廣大紅學愛好者也參與到這場大探討中,如土默熱提出的“洪昇說”。“洪昇說”最關鍵論據是曹寅和朱彝尊的詩句。曹寅有詩題為《讀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贈一首兼寄趙秋穀贊善》,其中“稗畦”指洪昇行卷《稗畦集》,土默熱卻刪去了“稗畦”二字,然後毫無根據地將此“行卷”說成是《紅樓夢》。同時,又將詩句“垂老文章恐懼成”隨意改為“垂老著書恐懼成”,從而將《稗畦集》詩文文體解讀成《紅樓夢》小說文體。再如引用朱彜尊《題洪上舍傳奇》詩中有“還君曲譜難終讀,莫付尊前沈阿翹”之句,為了證明朱彝尊曾經看過洪昇的初稿《紅樓夢》,土默熱將“尊”釋作眼前,“沈”釋作“沉”,“阿翹”釋作“女人”,整句誤解作“內容過於悲傷,令人不忍終讀,他勸洪昇把此書‘莫付尊前’,就是別拿到眼前,避免像《長生殿》那樣惹禍。最好是‘沈阿翹’,即讓你的關於女人的故事最好‘藏之深山,投之水火’”。實際上,據章培垣考證,“《長生殿》卷首有朱彝尊序,與此詩當為後先之作”,此處“曲譜”極有可能指傳奇《長生殿》,而絕不會是小說《紅樓夢》。“沈阿翹”是唐文宗時宮女,擅舞,代指歌舞妓,“尊”同“樽”,代指酒筵。朱彝尊在這兩句詩中通過無法卒讀曲譜的情狀以及不要輕易交給筵席中舞妓的叮囑來表達對洪昇作品的欣賞。針對土默熱的觀點,陳熙中、梅節等學者曾專門撰文批駁。

傳統紅學或者說主流紅學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定論,便是“《紅樓夢》是用純粹的北京方言寫的。”二十一世紀初,“土默熱紅學”崛起,它有一個石破天驚的論點,即“《紅樓夢》作者不是曹雪芹,他是在“石兄”舊稿《風月寶鑒》基礎上重新改寫成書的。”那么證據到底在哪裏呢?

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紅樓夢》中使用了大量杭州地區的吳語詞彙,包括吳音方言。因為文學作品是“語言藝術”。使用大量的杭州地區的吳語方言,說明作品作者有可能是杭州人。這方面,在土默熱紅學論著中,已經指出了許多。在“文革”之後重新複蘇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為新的學術氣象中,也早有人提出過這一問題,譬如北京的戲曲家戴不凡等。然而在當時卻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反而遭到新舊紅學權威專家的圍攻。因為戴不凡在艱苦環境中的獨力奮戰,不幸於1980年死在寫字台前,他早已准備作個總回答的願望,也便無從實現。

今天,在“土默熱紅學”的爆炸聲中,傳統紅學處在“萬馬齊喑”的狀況,我想舊話重提,推出戴不凡最初的詰難,也許是有意義的。

戴不凡(1922—1980),浙江省建德市梅城人,生前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戲劇報》原副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戲曲史學家、紅學家。其主要著作有《戴不凡戲曲研究論文集》、《百花集》、《百花集續編》、《百花集三編》、《小說見聞錄》等。最近又有嚴州文化研究會編、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戴不凡的不凡道路——對學者戴不凡的紀念與研究》。已在期頤之年的他的老友謝獄為此書作序,其中說:“1975年初,他寫出《紅樓夢作者篇》初稿;同年4月,他寫出六萬餘字的二稿;同年7月,他寫出了三稿;至1976年9月,他寫出了四稿,改題為《曹雪芹巧手翻新》。論證曹雪芹是在‘石兄’寫的《風月寶鑒》的基礎上寫成《紅樓夢》的,此文後來發表於1979年春的《北方論叢》,引起軒然大波,反對他的觀點的專家學者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的專文。不凡認為自己的論著絕非無的放矢,而是從大量內證入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因此他堅持自己的看法,准備寫一篇長文回答來自各方的批評。但他的反批評還來不及著手,多年苦擾他的心絞痛就剝奪了他的生命。”

不幸,戴不凡英年早逝。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許會與今天石破天驚的“土默熱紅學”一起,成為一條洶湧奔騰的大江大河。

當年,對戴不凡首先發難的一個問題,就是《紅樓夢》並不是用純粹的北京話寫的,其中有不少的南京話、揚州話、東北話,更多的則是杭州吳語方言。今天,我就根據他所提供的線索,來做進一步的詳細闡釋。

例一:《紅樓夢》第三回“托內兄如海薦西賓,接外孫賈母惜孤女”寫林黛玉以一個孤女的身份來京投靠她的外祖母,到了賈府,眾人都出來迎接,熙熙攘攘的一大幫人,唯獨賈寶玉姍姍來遲,“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樣個憊懶人呢!’及至進來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這裏,作者寫賈寶玉的出場亮相,先讓林黛玉有個思想疙瘩,用的是“先抑後揚”筆法,這既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景,又讓看官引起思想波瀾,取得一定的藝術效果,預示寶黛間的未來糾葛是極為精彩的一筆。這裏引起我們特別注意的是,黛玉為什么對寶玉會有“這是個憊懶人”的想法?難道是因為他姍姍來遲的緣故嗎?這裏的“憊懶”一詞究竟是什么意思?“憊”音“皮”,流行於杭州的吳語方言,是個貶義詞。意思是疲倦而不振作,懶散而沒精打采。經考嘉慶間獨逸居士《笑笑錄》“憊懶”條:“令,吳人也。操吳語哭訴曰:‘袁時中真正憊懶!’左右大笑。”方言一般流行於一定地區,有較強的地域性,作者在作品中用之,自然也是他的口頭習慣所使然,當然也有為塑造人物個性的需要而采用,拿它來證明作者的出生籍貫是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例二:《紅樓夢》第八回“賈寶玉奇緣識金鎖,薛寶釵巧合認通靈”寫賈寶玉含玉而生,眾人覺得稀罕,紛紛前來圍觀。這塊玉本來是塊石頭,由癩僧所刻篆文,因其真體最小,所以作者寫時,故意放大來說,“以便燈下醉中可閱。”而不至於“含此狼犺蠢大之物為誚”。這裏的“狼犺”,也是吳語方言。犺,讀為“剛”之上聲。意為物大而無處置放者,一般形容物件的笨重與碩大。如果作者對賈寶玉口中所含的通靈寶玉不放大來說,就會讓人看不清,而且更讓人譏誚為狼犺蠢物。這樣的理解恐怕是不錯的。因為,吳文英《吳下方言考》:“今吳諺謂物大而無處置放者曰狼犺”。這裏,作者邊描寫邊記敘,便於讓看官理解,使這一情景變得合情合理。所以,戴不凡說它切極妥極。用方言詞彙來形容事物,既讓人感到親切而便於接受,又恐讀者一時較難理解便又廢筆墨做出應有的交代,可見作者寫書的獨運匠心。對賈寶玉口含的這塊寶玉,作者還用一首詩概括了它的來曆,滿足了讀者的趣味和好奇,詩曰:“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本來真面目,幻來新就臭皮囊。好知運敗金無彩,勘歎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表明眾人皆醉吾獨醒,《紅樓夢》原本《石頭記》和《風月寶鑒》的作者始終抱有清新的頭腦,絕非“批閱增刪者”所為。

例三:《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寫芒種節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幹旄旌幢的,都用彩線系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系了這些物事。”這一段中的末尾二字“物事”把“物”與“事”連在一起,作為一個名詞,是杭州地區吳語方言所特有的詞彙,猶言“東西”,因為杭州人認為一件“事”是由何人、何事、何地、何時、如何五個要素組成的,同時,也是由采辦各種各樣的物品構成的,所以事與物是分不開的,芒種節祭花神是一件事,所以,就要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幹旄旌幢,都用彩線系在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既要張羅,又要陳列,這是因為南方地區出產的物品多,置辦物品便是一件件的事,合起來就是一件大事。所以,物與事連在一起成為一個詞是順理成章的。

例四:《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死金丹獨豔理親喪”寫寧國府賈敬常以求仙問道為能事,服了秘制丹砂便升仙去了,這事驚動了賈府上下,“三日後,便破孝開吊,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裏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姐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裏二等管事的。”這裏的“事體”一詞便是吳語方言,作者寫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其意思與“事情”一詞意義相同,但細細辨來,這裏說事體而不說事情,也不說事項,在語境上是不同的,一般講事體,是指突然發生的,不詳、不吉、不利,使人覺得驚愕的事情。一個年紀輕輕的不經事的寶玉,面對這樣的突發事件,當然是不識事體了。“事體”二字用在這裏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明白這件事的性質、大小、厲害;另一方面因為措手不及,難以應對。像這樣細膩而要人們辨別的方言詞,如果不是諳熟地方風俗的藝術家,絕對是用不出來的。文學作品是一種語言藝術,語言有它的穩定性和通行性,用它來表達自己的主觀思想和主題意識,乃至主觀感情,也是一種“語言習慣”所使然。這種杭州乃至於江南所獨有的方言詞難道也可以閉著眼睛說成是“北京話”嗎?主流紅學家為何對此視而不見?

例五:《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鴛鴦女無意遇鴛鴦”寫賈政在外當了幾年學差,回京複命,不敢先到家中,蒙恩賜假一月,才回家歇息,“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這裏的“事務”二字便是蘇杭話對“事情”的另一說法,同時見於《紅樓夢》第四十六回、五十八回。說“事務”而不說事情者,是因為它增加了“幹事的人”處於幹事的過程中對這件事總是那么牽腸掛肚,是要做事的人腦筋動個不休,手腳幹個不停,比“事情”二字更富於生活化,更富於靈動性。這種說話的狀態與語氣只有生活在一定地方、一定環境、一定糾葛中才可能有,而事情二字就沒有這樣的感情色彩和地方色彩了。嘉慶十五年漱芳閣精刊彈詞《風箏誤*戲婢》中,“(醜白)故歇晨光奔出來啥事務”、“故宗事務說白相個”可參證。顯然,這兩句彈詞是活脫脫的蘇杭腔調,假如《紅樓夢》的原創者不是杭州的戲劇家洪昇,他能有與他劇本《長生殿》相同的說辭嗎?

例六:《紅樓夢》第四十四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喜出望外平兒理妝”寫賈璉酒醉滋事,驚了賈母,酒醒後來到賈母處賠禮道歉,賈母就罵他:“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屍去,倒打起老婆來了!”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編懷古詩,胡庸醫亂用虎狼藥”寫寶玉半夜醒來要吃茶,習慣性的喊丫鬟襲人,襲人不在,他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屍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么相幹?’”這兩處地方,都寫到杭州地區吳語方言“挺死屍”,一看便知這是吳語罵人躺在床上不動的粗語,常掛在杭州一帶人的口上,有時甚至成為罵人的口頭禪,擴而大之,也用於不會幹事的笨豬和蠢物,乃至於有地方說“活挺屍”。其中的“黃湯”一詞,也源於江南,因江南多飲黃酒,故將酒叫黃湯。《綴白裘*癡訴》醜扮諸葛諳上揚蘇白:“騙兩個銅錢,買口黃湯呷呷。”可參證,而北方稱“黃湯”為“馬尿”。語言的地方性和習慣性如此可見,像這一類的地方性方言出在一個作家的筆下,屢見不鮮,說明這既是一個作家的習慣性用語,又是作家相同情境下的一種形容。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這個作家就是這個地方“能說會道”的行家裏手。

例七:《紅樓夢》第三十回“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齡畫薔癡及局外”寫寶玉與丫鬟金釧兒投緣,說笑的話被午睡的王夫人聽到,“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兒!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這裏的“下作”,就是杭州地區流行的吳語方言詞,意思是指那些見不得人的帶有“雞鳴狗盜”性質的小動作,又有“下流”的意味,小娼婦就屬於這一類。這詞在江南地區的流行相當普遍,但在長江以北的北方地區幾乎聽不到。江南地區還有一個詞,叫“下作胚”的罵人語,與此同理,甚至更甚,表示從娘肚子裏帶來就是下作的。《紅樓夢》中的語言雖然有不少南京話、揚州話,也有少部分北京話,但仔細推敲起來,凡是屬於方言一類的幾乎都是江南吳語,所以從語言上看,《紅樓夢》的原創作者絕不是生活在北京西山的曹雪芹了。土默熱先生根據大量材料推論出《紅樓夢》作者是杭州劇作家洪昇,不無道理。

例八:《紅樓夢》第十六回“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秦鯨卿夭逝黃泉路”寫賈政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其中“鬧熱”一詞正是北方人常說的“熱鬧”,這裏顛倒了順序。其實顛倒著用,想想也對,因為北方氣溫低,太冷了,人氣就不旺了,只有熱,才能鬧,而南方正好與此相反,只有鬧起來,才能熱。所以“鬧熱”一詞在南方吳語地區使用就極為普遍,這也說明《紅樓夢》的作者不是生活在北方,而是生活在南方。我們說語言或者說言語都是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造詞者雖然都是無名氏,也許沒有太多的文化,但他們的造詞和用詞都是“集體無意識”的表現。粗粗看起來,沒有太多的道理,但是細細推敲起來,其中的學問卻很深奧。文學作品是語言的藝術,這部作品出自洪昇之手,從他的語言上去研究,得出的結論,也絕對是八九不離十了。所以,我們信服土默熱先生的研究結論。

例九:《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寫元宵宴會上,賈母請大家吃酒看戲,戲罷,“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致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這裏所說的“小菜”,南北是有區別的,北方是指盛於小碟子中的醬疙瘩之類的鹹菜,吳語則是指家常便菜。這裏很明顯是家常便菜。因為做得比較精致可口,容易下飯,是南方人的一種特稱,同時南方人還常講“小菜一碟”,就是指極容易辦到的事情。可見,《紅樓夢》中的遣詞造句,其精細的程度是令人敬佩和贊賞的,它絕不是隨隨便便、馬馬虎虎的措辭。按照“小菜”一詞的習慣用語,說明《紅樓夢》作者也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土默熱先生考證,實有所指,實屬為其匠心獨運,妙不可言。

例十:《紅樓夢》第五十二回“俏平兒情掩蝦須鐲,勇晴雯病補孔雀裘”寫丫鬟晴雯在病中還給寶玉補孔雀裘,又是找針,又是找線,因為晴雯生病,頭昏眼花的,補一會兒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鬥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在寶玉眼裏,晴雯既不是他的下人,又不是他的奴仆,主仆之間,勝如手足。這一段中的“滾水”便是吳人對“開水”的口頭叫法,用京語根本沒法念,吳語是極順口的。又如《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寫到“小丫頭對秋紋說:‘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著,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可見“滾水”一詞在《紅樓夢》中用的極為普遍,這絕不是偶然的。土默熱紅學認為,杭州籍的戲劇家洪昇便是他的原創作者,從他的吳語方言詞上也便是一個證明。

我這裏所說的吳語方言詞是一個語言學上通用的慣常詞,指的就是吳語方言流行的區域,吳語地區即指今江蘇北部古運河以東、江蘇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的大部分地區。《紅樓夢》大量使用這個地區的吳語方言詞,不就證明他的原創作者也是善於使用這個地區的吳語方言詞嗎?這就證明《紅樓夢》的原創作者不是住在北京西山茅屋裏的曹雪芹,而土默熱紅學所提出的“洪昇著作權”說在語言的用詞造句上也是其重要的證據之一。

吳語方言的基本特點,就是在這個流行的區域內雖然還有許多語音上的差別,但在整體上,卻是基本一致的,許多語彙、語調、吐音這地有,那地也有,形成了一個語言上的共同特色,我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博士在清華大學時曾編過一本《吳語之研究》,認為由於吳語方言多音節詞比較豐富,虛詞特別是語助詞多樣而多變,有自己特定的組詞習慣,不少代詞特別複雜,特別是吳儂軟語,委婉動聽,形容描述具體細致。

吳語方言詞具有以上特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產生於山柔水麗、地傑人靈的江南,這裏土質肥沃,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文化悠久,是一個得天獨厚、非常理想的好地方,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吳中風光的熏陶,習俗的濡染,形成了吳語詞彙的多樣性和清麗的委婉之聲。鄭振鐸曾經拿吳歌同《西曲歌》進行比較,說:《西曲歌》即荊楚西聲,也即長江上遊及中遊的歌謠,其中往往具有旅遊的匆促情懷。吳聲歌曲富於家庭趣味,而西曲歌則富於賈人思婦的情趣。這大約因為太湖流域的人,多戀家而罕遠遊,且太湖裏港汊雖多,而多朝發可以夕至的地方,故其生活安定而少流動。長江中遊荊楚各地,為碼頭所在,賈客過往極多,往往一別經年,相見不易,思婦情懷,自然要與吳地不同。

凡有三個以上證據的推論,我認為便是合理而可靠的。土默熱紅學中除“洪昇著作權”說外,其他新說還有很多。其中土默熱紅學十論中,諸如蕉園素材論、西溪背景論、脂硯評點論、芹溪托名論等,都有大量合理而又可靠的證據。有這么多的證據來作一個推論,這個推論雖然不是“白紙黑字”、不是“鐵板釘釘”、不是“出土實物”,但在沒有新的證據和有力的反駁之前,加上本文所例舉的“吳語方言論”,應當說土默熱紅學“洪昇著作權”說是可以信賴和認同的。“土默熱紅學”這一新學說是成立的。《紅樓夢》作者是杭州名作家洪昇,故事取材於洪氏家族和蕉園詩社的真實生活,生活場景以清初西溪園林建築為原型。作品根植於改朝換代後的江南遺民思想文化,是晚明言情文學的繼承和發展,是杭州三西(西湖、西溪、西泠)曆史文化孕育催生的產物,等等,是可以足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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