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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一)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誠然已經是某種ποτκίλον[雜糅]的東西,而我們「道德」的價值觀亦是如此。因為,過去的哲學家曾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因此,我們道德價值分有二種維度,一是以西方學術傳統所構成的法治制度;二是著重於個人情感的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

那麼,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法治精神貫徹於心,它貴於精神二字,而絕非法治兩字,故此是人約束了法治之道,而非法治約束了人的行動,而中國古代哲學是教人精神,因此可以成為治國之方法論的內涵,法治之體是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

那麼,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三個問題。

(一)如果西學東漸時期已經引入了西方學術傳統,為什麼要如此麻煩地要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何不全盤使用西方哲學的體系作為國家之策呢?

(二)若然如此,仁義之道以及古典政治智慧是什麼?

(三)我們的「道德」的價值觀分有二種維度,它的結果是好是壞?

事實上,這三個問題在作者看來都是舉足輕重的學術問題。那麼,今天的文章就先來闡釋第一個問題吧。

首先,要回答這一個問題的話,作者就曾在以往的文章中反複提及到「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的這一個概念,是魏源以保家衛國為目的所提出的想法。所以,在這一個目的性下,大量的西方學術研究被傳入到中國。因此,自中國古代所傳承下來的學術傳統就因此改變,但是並非每一位學者都認同這樣的做法。

依作者之研究,西學東漸時期的學術性格大體可以被劃分成三類。但是,它是可以被劃分成四類的。不過在語境上,這要更接近於西學東漸的後期。無論如何,

1.貫徹「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

2.宗主古代政治之說;

3.在「師夷人之長技以製夷」下,尋找貫通之道。

具體來說,學術性格是學者從事學術活動時,因某些根本嚮往、觀念、學術傳承與個性特質而產生的一種不斷重複出現,而足以代表其學術活動之基本樣式的行為特質。因此,有些學者喜好考據事物,有些學者注重理論建構,有些以文本為依歸,有些學人追求普遍之理則,而有些學者欲以將其所學與具體的個人或時代問題結合,形成個人獨特的學理,也是循道而行。

在王國維的碑文上可見一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但是,在國家的前提下,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實是中庸之道、折中之策。不過,問題是法治之體是以西方學術傳統,那麼它的內涵是什麼呢?事實上,這可以在西方文學中略知一二,而在西學東漸時期亦有不少學者在做研究,幾乎有名的近年學者都有涉及到。

問題是,西方的文學是有問題的。例如作者就曾批評過,西方文學所教人的是可愛不可信之語,同時又是絕對的觀念,何以是絕對的,因為它是上帝的。現今的西方的文學家亦自稱文學是異態世界的歌(非現實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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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觀西方歷史,這些詩歌的內容在他們的觀念裏,是真實不虛的,亦即詩人描述神靈在處理問題的詩歌(包括各種問題的起源,古希臘為何互相戰爭?人何以有貪欲情感?法律從可而來?民主制的合理性是什麼?) 。當中為人熟悉的就是一切罪惡的開端:「希臘三女神搶金蘋果」。因此,古希臘的柏拉圖直接批之,詩歌思維不合適於城邦製度;是一種ἄλογον[不合邏輯]或與理性對立的形式。它真正的問題是,詩人模仿的界限在那裡?如果模仿也是符合理性,那麼史詩將有它的價值。因為,人們總是願意相信能說服人的不可能性,而不願要說服不了別人的可能性。儘管這也是西方文學歷久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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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作者認為近代以西方學術傳統作為其用,中國傳統哲學為其內涵以形成治國之方法論實是中庸之道、折中之策,雖然不知道是巧妙與否,但是根本地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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