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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人藏書夢

千古文人藏書夢

“星雲大師著作藏書特展”首展在台北展出,北京首都圖書館副館長陳堅表示,特展集書展、書法展、全集捐贈與講座等活動於一系列,突破單一展覽模式,展現新文化氣象。

在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師策畫下,此次特展呈現濃厚的中國文化風,流暢的空間動線、星雲大師書法作品結合書房的設計展覽、全套《星雲大師全集》365冊的陳列,以及星雲大師生平介紹、人生的九個時期、大師與文學的因緣、佛教文學的現代化、著作等身的書籍總覽、一筆字等規畫,讓參觀者猶如置身在書房般流暢自在,對大師的翰墨之美與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此外,展場有一整片牆面,是星雲大師邀請國畫大師李奇茂教授所繪制,內容有年輕時期的星雲大師、天主教教宗、大師書寫一筆字等的水墨畫,展現世界宗教融和的景象。

曾淑賢接待來訪的北京首都圖書館副館長陳堅等人,特地進入“星雲大師著作藏書特展”參觀,他表示,專業的佈展以及星雲大師的著作陳設,多樣化的內容呈現,讓特展活絡了起來,不但雅俗共賞,更兼具人間性與人文性,為文化活動開創新風氣。

現場林先生在觀看《星雲大師全集》後強調:“星雲大師智慧的語言能啟發人心,書中的每一頁都有無盡寶藏,等待大家來尋寶。”

北市居民李國安推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讓人容易親近,尋常百姓也能理解、受益。看星雲大師的書淺顯易懂,讓人感受到佛教很貼近民生,尤其大師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之餘,還能著作等身,令人佩服他的毅力與堅持。

導覽義工倪靜美看到一整天絡繹不絕的民眾入內參觀非常感動,他表示,參觀者不斷提出各種問題,詢問有關星雲大師如何能寫出這么多的著作?如何善用時間講經說法、寫作等身?人生遇到困難,應該要讀哪本書才能解決困難?如何建設一座聞名遐邇的佛光山?如何到佛陀紀念館參觀等問題,讓特展不僅展現星雲大師的文化藝術弘法的理念,更成為間接引領大眾認識人間佛教的咨詢平台。

沈從文先生讀書很多,他也喜歡買書,因而藏書很多。他的藏書很雜,除了文學方面的書籍外,什么人類學、社會學、邏輯學、道教史、陶瓷史等等都有,可謂五花八門、兼收並蓄。他常常會在讀過的書後面寫兩行題記,有讀完此書的時間記錄、地點記錄,也有關於天氣的記錄,也有一些讀後的感慨,有時所寫的內容讓人莫名其妙,汪曾祺先生就曾看到過沈從文先生在一本書的後面寫著:“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汪曾祺先生一直不能明白為什么那個大胖女人會使沈從文先生難過。

一般來說,愛書的人,大多不喜歡把自己收藏的書借出去,一則怕弄丟或不歸還,二來自己一旦用時也不方便,但沈從文先生不是這樣的,在西南聯大那些教授中,在借書方面,他應該算是最慷慨的一位了,西南聯大的許多學生手中都有從沈從文先生那裡借來的書,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對於借出的書,他從來不記誰誰借走了,也從來不往回要,因此,有些學生便沒有歸還,等到聯大北歸的時候,這些書便漂流到了四面八方。

作為大學者的胡適先生藏書很多,約有40架書,他在北京時所藏的書,一部分是他父親胡鐵花留下來的,大多數是在北京購買的。他經常去北京琉璃廠的古籍書店買書,時間長了,那些老板了解了他喜歡要什么類型的書,加上他買書的時候很少計較價錢,所以那些老板遇到了好的書,就給他留起來,親自送上門去,胡適先生選擇其中較滿意的留下,不必馬上給錢(當時的教育部常常欠薪,所以胡適那時經濟有時也不寬餘),什么時候給都可以。胡適先生用這種方法收藏到了很多珍貴的書籍,比如那本著名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就是用這種方法收藏到的。

胡適的藏書不作登記,都放在書架上,但需要的時候,應該到哪裡去找,他記得很清楚,隨手就能找到。他在寫作的時候,往往同時參考好幾本書作為資料,因此會同時把好幾本書放在書桌上,顯得很零亂,但他不允許任何人動它們,傭人只打掃上面的灰塵,而不能移動它們的位置,因為一移動,胡適先生再找就要費時間了。胡適先生對自己的藏書雖然愛惜,但當別人向他借的時候,他都會爽快地答應。

周汝昌先生與胡適先生交往不久,就冒昧地向胡適先生提出要借他珍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結果胡適先生竟然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用三層報紙包好,在報紙上用朱筆鄭重地寫上周汝昌先生的學校、宿舍及姓名,並委托孫楷第教授親自送給了周汝昌先生,令周汝昌先生十分感動。

千古文人藏書夢,大師們更不例外,一個人對待藏書的態度,往往也是其性情的一種體現,通過對以上兩位大師藏書生活的了解,使我們看到了他們質樸、天真的另一面,只是這樣的真性情,在當下學者中,已經很難找得到了。

延伸閱讀:葛劍雄:大師離去後,他們的藏書去了哪兒

文人學者的藏書來之不易。 季龍先師(譚其驤)的看法,一是要有錢,一是要有閑,還得有房。

抗戰前在北平,他不過是以課時計酬的講師,已經有三家書鋪送書上門,需要的留下,每年到三節時結帳,不需要的到時還可退回。

那時一節課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闆不擔心你付不起書款。

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學和暨南大學同時擔任“專任教授”(專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兩校當專任,在暨南只能用譚季龍的名字),兩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糊口,哪裡還有錢買書?

上世紀50年代初蘇州古舊書源豐富,價格便宜,顧頡剛先生經常帶章丹楓(章巽)先生去蘇州淘書,章先生大有收穫。

先師也想去,卻經常忙於教務與研究,以後承擔《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纂,更沒有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了。

抗戰前先師已經積累了一批藏書,成家後租了一處大房子,完全放得下。

1940年去貴州應浙江大學之聘時,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間,只能將大部分書寄放在親戚許寶騤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復旦大學後,藏書又不斷增加。 儘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規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間房間和獨用的廚房、衛生間,還是趕不上藏書新增的速度。

文革期間住房被緊縮,1979年我第一次走進他的會客室兼書房,只見書架上、寫字臺上、沙發旁和茶幾上到處是書,稍有空隙處都塞滿了雜誌,有時要找一本書還得到臥室去找。

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先師遷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三間住房合計59平方米,住著一家三代、一比特親戚和保姆共七口。

他將最大的一間用書櫥一分為二,裡面約10平方米作他的書房兼臥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會客室並放書櫥,晚上還要供家人睡覺。

另外兩個房間包括兒媳的臥室也都放著他的書。 但書不能不新增,他家不得已在陽臺與圍牆間小院內搭了一間小屋,放了10個書架。

這小屋自然屬違章建築,也擋住了鄰居院內的陽光,引起鄰居不滿,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 先師無奈,除親自登門道歉外,又將屋面拆至圍牆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來。

他逝世後,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書,發現小屋裡陰暗潮濕,悶熱難當,書架間擠得難以轉身,一些書發黴生蟲,粘連成團。

先師生前經常感歎,要是有放書的地方,何至於有幾部好書會失之交臂?

其實,藏書還得有另一個條件——賢內助,先師雖未直說,在當他助手這十多年間我瞭解不少。

先師在遵義時的助手呂東明先生生前告訴我,師母在與先師發生爭執時,經常會拿他的書出氣,甚至直接扔在門前河中。

我不止一次聽師母抱怨先師的錢都拿去買了書,弄得家裡開銷不夠。 其實先師買書大多是花薪水以外的稿費收入,但在師母面前也得運用模糊數學。

有一次與顧頡剛先生的助手談及,才知道我們的太老師有相同遭遇,太師母甚至管得更緊。

顧先生購書不僅得動用小金庫,而且還不敢將大部頭的書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為零,以免引起太師母注意後查問購書款的來歷。

先師從來不把自己的書當藏書,只是工作用書,少數與專業無關的書也是為了“好玩”。 他一直說:“除了那部明版《水經注》,我沒有值錢的書,不像章丹楓的書。”

有的書買重複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會將富餘的書送掉。 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遊記》,他將原來的一部送給我。

有了《讀史方輿紀要》的點校本,就將原有的石印縮印本給了我。 他自己留的講義、抽印本、論著,只要還有複本,也會毫無保留地送給需要的人。

得知我準備撰寫《中國移民史》,他就將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學畢業論文手稿送給我。

這份手稿封面上有週一良先生的題簽,裡面有不少導師潘光旦先生用紅筆寫的批條,中文中夾著英文,是一份珍貴的遺物,我將其歸入本所已經設定的“譚其驤文庫”。

中華書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廣志繹》,他覺得此書重要,以前歷史地理學界重視不夠,專門向出版社買了幾本送給我們。

先師的藏書中有半部六冊《徐霞客遊記》,那還是抗戰前在北平時他的老師鄧之誠(文如)先生送給他的。 封面有鄧先生的題識:“ 《徐霞客遊記》季會明原本。

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冊(九、十分上下),其七原闕。 一至五冊昔在劉翰怡家,若得合併,信天壤間第一珍本也。

”70年代末,先師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擬整理出版《徐霞客遊記》,即將此書交給參與整理的吳應壽先生,供出版社無償使用。

正是以鄧先生的題識為線索,幾經周折,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曾為嘉業堂收藏的五冊季會明抄本。

經趙萬里先生等鑒定,這就是當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給錢謙益、又由錢推薦給汲古閣主人毛晉的《遊記》殘本,這部湮沒了三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終於重見天日。

與長期流傳的乾隆、嘉慶年間的刊本相比,此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遊記》字數新增了三分之二以上,遊記多了156天(原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師將這六冊書送給鄧之誠之子鄧珂,建議他將此書出讓給北京圖書館,使兩部殘本合璧。 王鍾翰先生得知此事,頗不以為然,問先師:“

這是鄧先生送給你的,為什麼要還給他兒子? 他兒子沒有用,無非是賣幾個錢。 ”先師答道:“ 鄧先生送給我,是供我使用的。

現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這套抄本了,應該物歸原主。 如果真能由北京圖書館配全,不是更好嗎?

”不過,鄧珂是否接受先師的建議,這幾冊書究竟能否與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應召去先師家,他鄭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後事,其中就包括對他藏書的處理。

他說凡是所裡(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書可全部挑走,作為他的捐贈,剩下來的書賣掉,所得由子女均分。

1992年8月28日零時45分,先師在華東醫院病逝。 1時20分,我在先師的遺體旁向他的長子轉達了先師的幾點遺囑。

以後他的子女找我商量這些書的處理辦法,因他們的意見無法統一,決定不向復旦捐書,但可以讓鄒逸麟(時任所長)、周振鶴(先師學生,我同屆師兄)和我挑些書留作紀念。

我當場表示,先師留給我們的紀念夠多了,不需要再挑書,同時說明如這些書出售,我們三人都不會購買,復旦也不會買,以減少雙方的麻煩。

據我所知,他們曾請人估過價,打聽過賣給外國機構的可能性,還接洽過幾家機構,商談過捐贈條件,但都沒有成功。

幾年後,我已擔任研究所所長,先師子女終於取得一致意見,將先師的藏書捐贈給復旦大學,同時捐贈先師的手稿、日記、書信、證書等全部檔案,條件是學校必須完整收藏,妥善保存。

我立即向校方申報,提出具體條件,還建議發給家屬20萬元獎金,由學校與本所各籌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準予。 但由於種種原因,學校這一半獎金拖了好幾年才發出。

學校圖書館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編目入帳後,將其中的古籍和專業書籍、刊物撥歸本所集中收藏。

由於先師家那個小間保存條件太差,又沒有及時清理,放在那裡的不少書已黴爛損壞,只好報廢。

2005年復旦百年校慶前,光華樓建成啟用,我們在西樓21層本所最大的一間(80平方米)設立“譚其驤文庫”,除了收藏先師的書籍、檔案、紀念物外,還集中了所裡收集到的先師遺物,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有關資料、內部出版品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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