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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

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

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學說散見於《考工記》、《商君書》、《管子》、《墨子》等典輔之中。《考工記》確定了"都"、"王城"和"諸侯城"的三級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區和道路系統等;《商君書》論述了某一地域內山陵丘穀、都邑道路和農田土地分配的適當比例,以及建城、備戰、人口、糧食,土地等相應條件。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強調戰略思想和整體觀念,強調城市與自然結合,強調嚴格的等級觀念。這些城市規劃思想和中國古代各個曆史時期城市規劃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作為"四方之極"、"首善之區"的都城建設上。

中國古代城市不但外面有牆,裏面的坊巷也有牆,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鎮,都有牆。圖為河北省陽原縣的開陽堡村是一個距今已有2000多年曆史的古村落,開陽堡城牆東西長350米,南北長210米,面積73500平方米。

中國古代文明是個城市、金屬、文字三大要素俱全的文明。這三大要素,年代最早,體系最完備,成就最突出,當屬城市。

中國的城市是從中國早期的農業定居點發展而來。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地點,畫在地圖上,密密麻麻,就是這些定居點。中國的城市,龍山時期,遍地開花;商周時期,初具規模;春秋戰國,形成體系;經過秦漢,大體定型。

秦漢以後的中國,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沒有太大變化,以至後來的地方志,可以在同一個州縣下,曆述其沿革,一代一代排下來講。

中國的築城體系有八大特點,可以總結一下。

(1)我國城市,城比市更突出。

現代漢語的“城市”,見於古書,本來是個合成詞,“城”是城牆,“市”是市場。古人使用這個詞,總是把“城”放在前面,“市”放在後面,這很有意思。我國城市,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宮殿也好,壇廟也好,市場也好,民居也好,所有建築都圍在城裏,“市”是圍在“城”裏。我們心目中的城市,從一開始就是指有城牆的城市。城牆,各國都有,但中國最突出。我國城市,不但外面有牆,裏面的坊巷也有牆,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鎮,都有牆。這和歐洲的傳統不一樣。歐洲各國的城市(city),多半指村(village)、鎮(town)以上,人口比較多、規模比較大的定居點。這種城市,除了國家首都(capital),除了軍事要塞(fort)和貴族城堡(castle),不一定有牆。現代城市更是如此,往往一馬平川,拔地而起,有個樓群,樓群周圍沒有牆。它們的城市更強調“市”,和我國相反。

(2)我國城市,軍事功能很突出。

城市是個複雜的中心,既是經濟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各國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國的城市,軍事功能很突出,這點不容忽略。我國,曆史上戰爭很多,內戰多,外戰也多,規模之大,死傷之眾,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別是農業民族和騎馬民族之間的戰爭,對我國影響尤大。城市是定居農業的發明,但不是農業民族單方面的發明。農業民族和騎馬民族是老鄰居。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受到來自東北森林、蒙古草原、中亞腹地和青藏高原的威脅。中國文明是應對這種挑戰的產物。北方民族的入侵,一波接一波,有如洪水,也強化了這一發明。為此,秦漢帝國,因山為勢,塹河為防,修築了萬裏長城,有如攔洪的堤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說,“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長城確實是中國的象征。歐洲也有長城,如羅馬帝國有對付北方蠻族的哈德良長城,波斯西北境也有對付中亞遊牧民族的長城,但這些長城都不如中國宏偉。“高築牆”一直是我們的特點。

(3)我國城市,自古就強調以中心統攝四方。

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有一個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周代的王城。《尚書》的《召誥》、《洛誥》,還有今本《周禮》中的《考工記》,都講到這個城市。周公卜宅洛邑,是把它當作天下的中心。司馬遷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史記·周本紀》)。我們使用的“中國”這個詞,見於西周銅器何尊,原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國的城市,不同於歐洲傳統的自治城市,不是分散孤立、彼此平行的城市,而是分層設級、有統一的網絡。比如先秦時代的城市,有國、都、縣、邑四種。“國”是一個國家的首都,一個國家的中心(注意:當時“國”是首都,不是國家。漢代避諱,改“邦”為“國”,才把“國”當國家),“國”以下的次級城市,有“都”、“縣”(“都”是大縣),“都”、“縣”以下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邑”。它們層層相套,最後歸統於“中”。秦漢的郡縣,“趨中”的傾向更明顯。

(4)我國城市,多建於近水的平地。

中國古代,營建城邑,選址很重要。我國早期城市,三代王都和後來的鹹陽、長安、洛陽、開封,基本上都在北緯35度線上。《漢書·藝文志》的《數術略》有一門學問,叫“形法”,就和城市選址有關。班固說,這門學問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我國城市選址,非常講究環境。地理,川隨山轉,路傍川走,道路交彙處,往往會有城市。古人為城市選址,一定要依托山形水勢,並考慮人口、物產、交通等因素。《管子·乘馬》有段話非常有名。它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我國城市一般都選在高山之下、廣川之上,這是個突出特點。雖然,我國的某些古城,因為位於黃土高原之上,只能利用地勢較高的平地築城,有所變通,但所謂通都大邑,一般都建在黃河流域的低平之地,很少像其他國家,把城修在山頭或山腰上。

(5)我國城市,一般都是土城,但很早就包磚。

古代城防,主要靠三類設施,第一是城牆,第二是城壕,第三是城樓。城門有門樓,四角有角樓,馬面有敵樓,都可用於守望。中國建築,一般是以石材作房基和台階,而以木制的梁柱為框架,四面用夯土或磚、墼為牆體,而以鬥拱承覆屋頂,上面鋪瓦。中國的築城方法,是屬於這一體系。中國古代的城牆多半是土牆。很多古城,還有斷壁殘垣存於地面,不仔細辨認,就像是曠野中的土壟。中國古代的城,很早就包磚。如北魏洛陽城的閶闔門就已經包磚。《水經注·濁漳水》講鄴城,說“其城東西七裏,南北五裏,飾表以塼”。還有唐代壁畫上的城,宋《武經總要前集》卷十二的《城制圖》,也都畫著包磚的城牆。

(6)我國城市,一般都是方城。

中國早期城市,5000年前到4000年前(個別可以早到6000年前),有些是圓形、橢圓形或不規則形,但三代以來卻日趨方正。我國城市設計,一直都把方城當作主流。古人理想的方城,都是坐北朝南,正方正位,四四方方。例如《考工記》描述的周王城,九經九緯十二門,就是反映這種理想。但早期古城,唯一接近這種設計的例子是曲阜魯故城。雖然實際上,中國早期城市,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完全符合這一標准,《管子·乘馬》說,“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准繩”,古人並不傻,他們會根據山形水勢和居住區的實際范圍調整其設計,該曲則曲,該直則直,但這種理想總是隱含其中。中國最後的皇城標本,明清時期的北京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7)我國城市,很高很大,自古已然。

中國古代的城,文獻記載,天子之城(首都)方九裏(《考工記》),大都方三裏,中都方一又五分之四裏,小都方一裏(《左傳》隱公元年)。漢唐注疏,據以推論,說公之城方七裏,侯伯之城方五裏,子男之城方三裏。方九裏,是長寬各3,742.2米,最大;方一裏是長寬各415.8米,最小。城牆高度,文獻記載,天子之城高九雉,諸侯之城高七雉,都城高五雉(《考工記》)。高九雉是20.79米。前人說,即使最矮的城,也沒有低過三雉以下的。高三雉是6.93米。中國古城,早期(前3,000-前2,000年)已經比較大,很多都屬於方一裏到方二裏的大城。商周古城,像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則是方四裏的大城。東周古城,一般都在方四裏以上,大的可以超過方九裏。如燕下都古城、齊臨淄城、楚紀南城和中山國的靈壽古城,就都超過這個數字。很多後繼的古城還不如這些古城大。鄭韓古城,現存地面高度仍有17米,比明清北京城還要高出5米。

(8)我國城市,人口多,也是自古已然。

我國是農業古國,養育人口甚眾,雖經戰禍,死人無數,還是可以維持在幾千萬的水平線上。西漢平帝二年(公元2年),我國人口數字是59,594,978人,將近60,000,000人(《漢書·地理志》)。城,西漢晚期,縣、道、國、邑,全部加起來,有1587個。當時的縣,一般只有一同大小。一同方百裏,約合1728.9平方公裏。人口平均到縣,大縣在萬戶以上,小縣在萬戶以下,全國有七個四萬戶以上的大城,長安人口最多,可以達到246,200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公元2年前,我們沒有可靠數字。但戰爭規模,可以提供參考。戰國,很多大國都擁有幾十萬軍隊,秦國軍隊,甚至有百萬之眾。很多大戰,殺傷是以十萬為計。總體數字,估計與西漢差不了多少。

戰國時期,攻城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孫子·謀攻》說“十則圍之”。《墨子·備城門》也說,當時守城,敵人10萬,四面來攻,攻城隊形,最寬是500步,4,000人足以應之。其他三面,用不了多少人。投入兵力,大約有10,000人也就夠了,敵我比例正好是10:1。攻城是十倍於敵,守城是以一當十。

中國古代的軍事技術,技術含量最高,要屬攻城術和守城術。劉歆《七略》的《兵書略》著錄了四種兵書,攻城術和守城術屬於最後一種,古人叫“兵技巧”。此類兵書幾乎全部散亡,只有一部書保存下來,就是《墨子》的城守各篇。這是講守城的經典。

“方形”可能是很多人對中國古代城市形狀最為深刻的印象了,對於這一現象很多人將其歸結於主要受到“天圓地方”觀點的影響,不過這一觀點並沒有什么直接的證據。

就建造技術而言,與其他形狀,尤其是圓形城市相比,雖然相同城牆長度的方形城市所能包容的面積較小,但在建造時所需要的測量技術和工程技術是最低的,而且由此一來城牆之內的面積更為規整,也有利於對城內土地劃分。因此,在世界范圍內,經由規劃、迅速建成的城市絕大部分都是方形的,如羅馬在征服過程中興建的數量繁多的軍城,西方殖民者在美洲修建的眾多的殖民城市。

中國古代也是如此,那些事先經過規劃的都城基本都是方形的,如隋代的大興城,也就是唐代的長安,其外郭城東西廣9721米,南北長8651.7米,近乎於規整的長方形,但如此宏大的城市其興建時間僅僅9個月;稍後興建洛陽,其外郭城東西約長7300米,南北約寬7200米,其修建時間也只有10個月。這兩座規模宏大的都城修建得如此迅速應當與其采用了最為簡單的方形密不可分。

中國古代采用方形或者近似於方形的都城還有曹魏鄴城、北魏洛陽、東魏北齊鄴城、北宋開封、元大都等,它們或是完全新建,或是在原有城市基礎上規劃新建的。此外,曆朝曆代新建的地方城市以及漢代的邊塞城堡、明代的衛所、清代的滿城,凡是當地條件許可,大都也是方形。因此,與其說中國古代城市采用方形是“天圓地方”的影響,不如承認城市規劃中方形最便於建設。

當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情況,某些城市興建時被特意規劃為圓形,如上海以及清乾隆十九年(1754)修建的鳳陽府城、19世紀興建的台灣宜蘭縣城等,只是這樣的城市數量很少。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規劃而成的方形城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大部分隨著曆史的發展會發生“變形”。導致這種改變的最為主要的應當是經濟方面的原因。與大多數人的印象不同,中國古代城市的城牆並不是城市范圍的界線,隨著經濟發展,很多城市在主要交通幹道所經的城門之外往往發展出規模不等的聚居區。戰爭期間,為了保護這些聚居區的居民,就會在老城之外修築新城,使得原本方正的城市變得“奇形怪狀”。

譬如北京,明初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之後,城市的整體輪廓大致為方形。由於北京的主要交通幹線是沿著太行山東麓北上的幹道和由南而來的大運河,因此在城市以南聚集了大量人群。嘉靖時期,受到蒙古俺答汗的威脅,試圖圍繞京城修築一道外城,但由於經濟不濟,最終只圍繞人口最為密集的城南地區修築了一道城牆,這也使得原本方形的北京城變成了凸字形。

明清時期,由這種原因造成城市“變形”的例子非常多,北京之外,比較典型的還有蘭州、西寧、固原等,根據統計大約可以占到當時1500多座府州縣的10%以上。

還有一些城市形狀的變化與軍事因素有關,如榆林,明初只是一處軍屯,正統二年(1437)才修築了土城,由於級別很低,城池規模很小,形狀非常規整。此後,因北部防線逐漸吃緊,榆林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原有狹小的城池難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官署、軍隊的需要,因此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九年(1496)和正德十年(1515)三次擴建,其形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正如清《榆林府城圖》所表現的,榆林城的中軸線上存在大量樓閣,這一現象在中國古代城市中極為少見,這些樓閣中的一部分正是多次擴城後留下的原來城門的遺跡。

清代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在一些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城市內部或者附近修建了滿城,用於駐紮八旗軍隊。如銀川,也就是寧夏府,原本城市的形狀近似為東西向的長方形,而新建的滿城為正方形,都較為規整。但由於兩座城池之間存在頻繁的經濟和人員的交往,沿兩城之間的道路兩側發展起來的聚落逐漸將兩座城池合二為一,因此其形狀也逐漸變得不規整。類似的還有烏魯木齊、呼和浩特。

另外,還有一些夾河而形成的雙城,這種城市形狀的形成往往與軍事有關,如以關羽水淹七軍及金庸筆下的大俠郭靖和黃蓉而聞名的襄陽和樊城。襄陽和樊城對峙於襄江兩岸,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南北通道,不過由於中國曆史上通常是北強南弱,位於南岸的襄陽往往成為北方政權控制南方的橋頭堡,因此行政地位一直較高,而位於北岸的樊城除了短期作為縣城之外,大都附屬於襄陽。自漢代以來,襄陽的城牆多次改築,基本近似於方形,樊城的城牆則時修時毀,大致沿著襄江河岸東西延伸,呈長條形,由此構成了典型的夾江而成的雙城形狀。類似成因的雙城還有很多,如湖北武漢、江西瑞州等。

除了方形城市的變形之外,很多城市,尤其是那些修建於山區和丘陵地區的城市,出於軍事防禦的考慮,往往要將周圍的制高點納入城內,因此形成的城市輪廓通常非常不規整。如泉州,最早興建於唐代,當時只是圍繞晉江岸邊的山丘而建的一座長方形的城池,此後隨著晉江向南的擺動以及海岸的堆積,城市在唐宋時期不斷拓展,但每次拓展都將臨近的具有軍事防禦價值的山丘以及江邊和海邊新堆積出來的陸地囊括到城內,由此城市的輪廓不斷發生變化。這種城市有時後人會根據其形狀賦予一些美好的別稱,如泉州就被稱為鯉城,山西的寧武府城就被稱為鳳凰城。

此外,有些城市因地形的限制無法修建得很規整,如寧波受到餘姚江、奉化江等河流的約束,城市形狀為不規則的卵形;又如,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之間的重慶,受到兩江之間陸地形狀的影響,整座城池的形態也極不規則。

北魏洛陽城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對漢魏故城進行了大規模改造與擴建,至宣武帝時建成規模宏偉的北魏洛陽城。北魏洛陽城最重要的改變是廢除了東漢以來南北兩宮的制度﹐建立了單一的宮城。單一的宮城正門前形成一條直達南城門的禦街--銅駝街,重要的衙署府邸分布於街的兩側。禦街與其後的宮苑構成了城市的中軸線,開創了我國皇都規劃的新格局。結合城內的宮苑建設,對洛陽的水系又做了一次全面的整治,並在城的西北角增建金鏞城,以加強宮城的防禦能力,保障皇居的安全。

北魏洛陽城在中國城市建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功能分區較之漢,魏時期更為明確,規劃格局更趨完備。內城即魏晉洛陽城址,在其中央的南半部縱貫著一條南北向的主要幹道--銅駝大街,大街以北魏政府機構所在的衙署區,衙署以北為宮城(包括外朝和內廷),其後為禦苑華林園,已臨近宮城北牆了。幹道--衙署--宮城--禦苑自南向北構成城市的中軸線,這條中軸線是皇居之所在,政治活動的中心。它利用建築群的布局和建築體型變化形成具有強烈節奏感的完整的空間序列。

北魏洛陽城的特點:1.這個城市完全成熟了中軸線規劃體制。2.構成宮城,內城,外城三套城垣的形制。3.主要的大內禦苑華林園位於城市中軸線的北端。

唐長安城

唐長安城,即隋大興城,是隋唐兩朝的首都,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和中國古代最大的都城。城市由外郭城、宮城和皇城三部分組成。唐長安城的人口一百多萬,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規劃布局最嚴謹的一座繁華城市。規劃者嚴格講求左右對稱。全城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郭城的明德門之間的連線,也即承天門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為南北向中軸線,以此為中心向左右展開。為突出北部中央宮城的地位,以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門等一組組高大雄偉的建築物壓在中軸線的北端,以其雄偉的氣勢來展現皇權的威嚴。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地上的城市往往是天上的寫照,從而使城市稱為宇宙的象征。"天子"居住的都城更是如此,唐都長安城這一人間傑作亦不例外。長安城總體上是中軸對稱的格局,設計時參考了鄴城和漢魏洛陽城的布局。長安城設有東西二市,是經濟活動中心,也是當時全國工商業貿易中心,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這裏商賈雲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滿目,貿易極為繁榮。在城市的東南方建造的芙蓉園,既是一座皇家園林,同時也定期向平民百姓開放,既可美化環境,又可成為民眾的遊覽場所,是中國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創舉。

宋東京城

東京原為唐代汴州,北宋王朝在此建都,東京地處中川大平原水陸交通方便具有經濟上的優勢。另一方面以洛陽為西京,大體上類似唐代的兩京制,形成"太平則居東京通經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的格局。

東京共有三重城垣:宮城,內城,外城,每重城垣之外都有護城河環繞。外城又稱新城,是後周時擴建的,周長五十裏一百六十五步,略近方形,為民居和市肆之所在,設城門13座,南三,北四,東西各三。內城又稱舊城,即唐汴州舊城,周長二十裏一百五十五步,除部分民居市肆外主要為衙署,王府宅邸,寺觀之所在,設城門七座:南三,北一,東西各二。從宮城正南門"宣德門"到內城正南門"朱雀門"是城市中軸線上的主幹道--禦街,向南一直延伸到外城的正南門"南薰門"。此外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貫穿城內,連接江淮水運,跨河修建各種樣式的橋梁,包括著名的天漢橋和虹橋,形成便捷的水運交通,更促進了物資交流和商業繁榮。汴河是南北大運河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東京通達江南的水運要道。將全國各地尤其是東南一帶的物質源源不斷的運抵京都,從而使東京處於"天下之樞","萬國鹹通"的有利地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汴河就沒有東京城的繁榮。五水貫都形成的水網不僅繁榮商業,而且解決了城市供水以及宮廷,園林的用水問題。東京城的規劃沿襲北魏,隋唐以來的皇都模式,但城市的內容和功能已經全然不同,又單純的政治中心演變為商業兼政治中心,為了適應城市商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取消包圍坊裏和市場的圍牆,打破裏坊制度,改為街巷制,主要街道除天街外都是商業街,使城市規劃產生了重大變化,推進了商業的發展。由於人口稠密,用地緊張,熱鬧街市的鋪面房屋多為兩三層,以酒店居多,故又稱酒樓。為了防火,城內分布著若幹座望火樓作為火警觀察哨,另在各坊巷設置軍巡鋪面,以便隨時巡回救火,這些都是宋以前的城市所謂有過的。

元大都

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原金中都。城略近方形,周長28.6公裏,面積約50平方公裏,城為三重環套配置形制,共有11座城門。皇城位於外城之南部略偏西,周圍約10

公裏,皇城中部為太液池,池之東為宮城即大內,大內的朝寢兩區的大殿成工字形。元大都道路規劃整齊、經緯分明,總體規劃繼承發展了唐宋以來皇都規劃的模式--三套方城,宮城居中,中軸對稱的布局。但不同的是突出了《周禮考工記》所規定的"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古制。社稷壇建在城西的平則門內,太廟建在城東的齊化門內,"後市"即皇城北的商業區,由於城市輪廓方整,街道砥直規則,使城市格局顯得格外壯觀。大都城外由縱橫的街道和胡同劃分為50個坊。城中設有三個主要的市,北市,西市,東市,也就是三個最大的綜合商業區。城市商業網點的規劃類似南宋的臨安,除三個"市"之外,還有各種專業性行業街市和集市,分布城外。大街的兩邊排列著"胡同",居民的住宅區即沿著胡同設置。

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大量糧食輸入京師的漕運任務大增,在營建大都時決定另擇水源較為豐富的高粱河水系作為城市水源,由郭守敬全面主持引水工程規劃,徹底解決了大都城的供水和漕運。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種:太液池,因水從西方來,故稱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給;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運糧河通惠河。由於地形落差較大,沿河設閘通船,所需水量很大。

明清北京城

明成祖繼位後,自南京遷都北京。永樂十八年,在大都的基礎上建成新的都城--北京,並確立北京與南京的"兩京制"。將南城牆往南移少許,這就是內城。宮城即大內,又稱紫禁城,位於內城的中央,城外圍繞護城河--筒子河,共開四門:東華門,西華門,午門,玄武門。大內的主要朝宮建築三大殿,整個宮城呈"前店後寢"的規劃。中國古代將天空中央分為太微、紫微、天帝三垣。紫微垣為中央之中,是天帝所居處。明朝皇帝將皇宮定名為"紫微宮"(紫禁城之名由此而來)。當時的建築師把紫禁城中最大的奉天殿(後名太和殿)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奉天殿、華蓋殿(中和殿)、謹身殿(保和殿)象征天闕三垣。三大殿下設三層台階,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以上是"前廷",屬陽。以偶陰奇陽的數理,陽區有"前三殿"、"三朝五門"之制,陰區有"六宮六寢"格局。清代時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多有變遷和易名,但大體沿襲明代規模,皇城的情況則隨著清初宮廷規制改變而由較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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