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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蘇軾的日喻說

 筆者想介紹一篇文論《日喻說》,寫它的人應該是眾所周知的:蘇軾。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了解他一些詩詞,但是蘇軾從不以自己的詩詞自見,他真正有意的事,是『文』。故此,我們不妨來鑒賞一下蘇軾所撰寫的《日喻說》吧。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 ,以為日也。日之為鍾、龠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鍾而之龠,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世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軾為文長於以古鑒今,以史實證明論點。〈日喻說〉中有理論與現實之厚度,並切理厭情,寄託理想。其或多或少會讓人想起柏拉圖所提出之「洞穴隱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不過它們確實地是有同工異調之妙。柏拉圖認為若人處於「洞穴」之中,那麼認識就源自於某種虛擬之影子,這種虛擬或可能出於某種目的,或可能環境本質所致;蘇軾則認為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異於眇。故此,

 「同工」之處在於知識之問題,「異曲」之處在於立論點不一樣,前者之關鍵在於「知識」;後者之關鍵在於「人」(知識因為環境而有所不同,知識因為人而有所不同)。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建構雖錯縱複雜,但實際上就是要說明是知識所可以有的「謬誤性」,即係不變的知識(epistem)存在於理念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只是不斷變動的意見(doxa) 。

 回到主題,蓋言其要義,蘇軾之〈日喻說〉在於批評當代之學術風氣,並說明古今學者在學道之過失,故此有借鑑之作用。文論由兩個寓言所貫穿起來,一是「盲人問日為喻」,二是「學習沒水為喻」;兩者旨在闡明君子學以致道之道理。敢問之,今之學者能從孔子之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撫心自問。曰:「不可。」這是一個經驗性的論斷,可自明矣。

 但是,蘇軾認為「致道」是內在學習之傾求之因果關係,並非存在外在某種的目的性而去學習所能致的。所謂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故雲。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此因果即係學以致道之道理,蘇軾所認為之真諦所在。或論其哲學意涵,蘇軾對儒家之道做了一個知識論上之界定,即所謂「所見而名之」和「莫之見意之」之困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所以,蘇軾明確地說明,學道之困難就好像盲人問日之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學道」不等於學習,但反觀《論語》中之言辭,學習與學道之間尚未有一定之規。故此蘇軾之特別之處,在於他限定了一個前提,即係就算知道學道之困難,但仍孜求不已之人,即係蘇軾所認為的「有志於學」者。渤海吳君彥就是其中之一。相反,如果一個學者不知道學道之困難,或以學道作為某種功利性之訴求,蘇軾則稱他們為「求道之人」。但事本來就有準則法度,故此蘇軾說:「道可致而不可求。」

 事實上,讓我們反觀《論語》中之言辭,可知孔子亦曾經為知識論的『過程』做過一個簡單的定義:「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這與蘇軾之意似乎謀合,所謂「不知為不知」,是說一個學者若然不認識原理本身之內涵,而只知道原理之形式,就係「不知為不知」之抽象表達,實際上正因為知道「不知就不知」,故作知也。這個道理值至今日仍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在學習禮法的時候就曾經有這樣的困惑,故請教儀官其儀式之意義所在。所以,無論是「扣盤而得其聲」或「捫燭而得其形」或任何一種偏中之形式,實則上都可以理解成在「不知為不知」之范疇上。

 讀者可以深思「道可致而不可求」和「不知為不知」這二點。不知有何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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