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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錄片正在轉戰人文與自然

中國紀錄片正在轉戰人文與自然

電視紀錄片在中國似乎長期屬於小眾的審美產物。相比近些年獲得長足發展的競技性真人秀欄目,電視紀錄片一直都沒能引起公眾足夠的熱情和興趣。

20世紀90年代,電視紀錄片或帶有紀錄片特點的電視節目曾一度被認為是中國電視螢屏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紀錄片逐漸淡出主流電視觀眾的視線,與都市、城鄉逐步加快的生活節奏和日益速食化的審美體驗相適應的電視劇和娛樂性綜藝節目確立了統治性地位。

儘管近年來,依靠大手筆的投入和精良製作,也產生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紀錄片,如《大國崛起》《故宮》等,但這些作為行政意志體現或意識形態掛帥的作品畢竟難以成為高度市場化的中國電視節目市場的常態,無論題材、主題還是市場投資回報,這些有著宏大敘事和主題、不求回報製作精品的電視紀錄片作品在收視率為王、廣告收入決定生死存亡的電視節目市場中,還是顯得頗為另類。與絕大部分紀錄片的默默無聞相反的是,近年的一部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大獲成功,不僅在電視上掀起了一股收視熱潮,引起了一股視頻下載熱和討論熱,微博、貼吧、博客,到處都在談論《舌尖上的中國》,甚至還超脫節目本身,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引發了一系列衍生辭彙,如舌尖上的大連、舌尖上的愛情,舌尖上的粵劇等。

讓29歲的導演劉心感到意外的是,即便是年輕的朋友,看到他的影片後也常常建議:“要是有趙忠祥的配音就好了。”

“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超級英雄救地球,但是也一定有人想看普通人去拯救他們的內心。”《岡仁波齊》出品人包曉更說,“人對山的朝聖就是人對自然的傾訴。”

紀錄片《自然北京》展映之後,有觀眾建議導演耿棟,應該拍點好天氣。“我覺得正好,這就是真實的北京。”

“天黑請閉眼。殺手開始行動。死者被以極其殘忍的手法殺掉。她的孩子們也很快隨著她一起死掉。”

燈光亮了,各方陳述和辯解。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子忽然被眾人指認為殺手,因為他把玩的手串是象牙製品。

“當你購買和使用野生動物製品,就和真正的兇手沒有差別。”2017年7月29日,首屆上海國際綠色電影周上,逼近40攝氏度的上海,這個兩分鐘的公益廣告讓人後背一涼。

提倡動物保護但並沒有動物出現,綠色電影,這個沒有標準定義的概念也正從自然紀錄片擴展開來,劇情片甚至動畫片都可帶有綠色元素。更重要的是,影片拍攝、觀賞過程也要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電影這種全球通用的語言正在引導人們的綠色生活方式。

讓29歲的導演劉心感到意外的是,即便是年輕的朋友,看到他的影片後也常常建議:“要是有趙忠祥的配音就好了。”

這也是很多導演的困惑。在和中國觀眾介紹綠色電影時,都要著重強調,《動物世界》並不是中國的片子,類似的片子也不是都需要旁白。“有時候我不想配音,就想表達自然的聲音。”劉心說。

綠色電影並沒有明確的定義,而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自然紀錄片,尤其是《動物世界》。

劉心畢業於法國梅尼古特動物電影學院,1985年起,梅尼古特鎮每年舉辦國際動物與自然電影節,3萬觀眾和志願者開著房車來到這個沒有賓館、咖啡館的小鎮,被譽為綠色電影盛事中的“小戛納”。

這裏也是本屆綠色電影節的靈感來源。綠色電影周執行主席素娃在法國意外發現了梅尼古特鎮這個電影節,回國後就想著手建立類似的電影節,2007年,終於落戶在發現了第一只大熊貓的四川雅安。

動物與自然電影節舉辦了9年後,地點搬到了上海,概念也擴展為綠色電影,從《海洋》《遷徙的鳥》等自然紀錄片到《美人魚》,甚至《阿凡達》等商業電影,都被劃入範疇。

在北京小土科技有限公司總裁王良蘭分享的綠色影視產業數據分析報告中,綠色電影在整體電影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維持在10%左右。2014年以來的國內綠色電影票房排行分別是:《美人魚》《瘋狂動物城》《侏羅紀世界》《金剛:骷髏島》《功夫熊貓3》《奇幻森林》《西遊記之大聖歸來》《黎明之戰》《狼圖騰》《一條狗的使命》。

對於諸多資深電影人而言,綠色電影這個詞是第一次聽說。在此次電影周的論壇上,對綠色電影的定義討論也最多。

“電影裏面有一點自然,就變成綠色電影?我覺得這不太講邏輯,因為每部電影都會談到自然。”參與《遷徙的鳥》製作的法國著名製作人貝爾納·羅蘭在論壇中發言道。

而素娃覺得此次電影周後,自己獲得的領悟反而是對綠色電影的理解。“這些電影是不是綠色電影還有爭議,但是裏面的內容是我們對於生活的認知,讓我們有所思考,對我來說,這就是綠色內容。”

這也是梅尼古特動物電影學院老師伊夫馬赫·西華特的觀點。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阿凡達》這種商業大片拍攝雖然耗費了很多的資源,但傳達的環保理念,比某些紀錄片還要多。

在電影周上,《看電影》雜誌主編阿郎分享了一個段子:2016年的絲綢之路電影節上,獲獎影片《我們誕生在中國》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以一種玩笑的方法定性了:如果是劇情片,女主角雪豹達娃是可以來走紅地毯的。

後來,導演陸川痛苦地和他說:“這不是一部紀錄片,這應該是一個劇情片。”

其實,即便是在法國,自然紀錄片也偏小眾,盈利不多。相較於高昂的製作成本,伊夫馬赫記得《海洋》在電影票房上並沒有獲得很多收益,僅靠後期的DVD銷售賺了些錢。

梅尼古特學院每一屆只有十多個學生,全校加老師一起也就三十多人。伊夫馬赫表示學校並不會擴招,“我們希望學生為了自己而工作,而且這個行業的就業需求也沒有那麼大。”曾經有中國代表團想派學生來學習,問“100人可以嗎”,學校負責人直搖頭,“最多3個”。

劉心是學校第一位中國學生,他陌生的亞洲面孔一度引起了當地人的好奇,還上了當地的報紙。

學院的課程並非理論教學,而是由《海洋》等最優秀影片的一線導演、攝影師來實地授課、拍片,“再爛的想法,老師都不會否定,而是往好的方向引導。”劉心覺得自己“從未如此認真學習過”。

他也有自己的總結。法國的自然電影大致可分成三類,《海洋》這類可上院線的屬於第一類,但也“屈指可數”;第二類是電視臺拍攝的電影語言紀錄片;第三類是年輕導演跟協會、環保組織等合作拍攝的片子,傳播力度和範圍就相對較小了。

在中國而言,第一類上院線的自然電影更少。2016年上映的《我們誕生在中國》票房不錯,但是拍攝團隊主要是外國人。第二類的在央視等電視頻道有一些,第三類的也有,比如前述的《誰是兇手》短片就來自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

一直以來,受眾覺得自然影像離自己很遠,越來越多的導演希望在綠色電影中體現“人”。

除了動物,在中國,講述人,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故事越來越多,在本屆電影周中就頗有代表性,關於藏區、青藏高原動物的影片尤其多。

“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超級英雄救地球,但是也一定有人想看普通人去拯救他們的內心。”票房近億的文藝片《岡仁波齊》出品人包曉更在電影周上說,“人對山的朝聖就是人對自然的傾訴,我覺得它是一部比較典型的綠色電影。跟每個人都相關,不應該是小眾的。”

《最後的沙漠守望者》講述了深處塔克拉瑪幹沙漠綠洲的克裏雅人的生活:放牧、上學、結婚、生子、死亡。在拍攝之前,導演沈鵬飛先用人類學的方法,帶著動物學家一起在當地做了調研。

人與自然是怎樣的關係,沙進人退,是留下還是離開,對故土難分的情感在片中並未極力渲染。影片的結尾,一個小男孩說自己長大了想當司機,把縣城裏的好東西都拉回來。

“在沙漠,這個被認為是生命禁區的地方,我只是把當地的普通人生活告訴大家,我希望我們的視角和村民自己拍的一樣。”

這部影片在北京首映時,片中記錄的當地第一個大學生庫爾班汗被請到了現場。從她沙漠裏的家鄉到最近的縣城,要在沙漠裏馳騁15小時。這也是她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去北京。當被問到家鄉時,她在現場落淚,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60多歲的買提庫爾班,是達裏雅布依唯一一個還會趕著羊,徒步7天7夜,去縣城巴紮上賣羊的牧羊人。圖為《最後的沙漠守望者》劇照。(沈鵬飛供圖/圖)

最熟悉而又陌生

組委會共收到來自全球38個國家的137部影片,其中近三成是中國影片,不少導演還是85後。

作為堅持到第十年的電影節,素娃發現中國影片的品質在提高。“年輕人的思維和過去不一樣了,講故事方式有變化。”

綠色是專業的,但要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接受,綠色又要是時尚的。“我們不想教育,大家能愛上周邊的花花草草、城市的綠色也就可以了。”

中國留學生到國外後常發現,自己和國外同學不同,看到動物,腦子裏首先想到的是吃。

“豬的哪個部位好吃,我們都能倒背如流。”劉心入選的短片《同類》,講述的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豬:有豬圈遮擋風雨的小家豬和森林裏自由奔跑的小野豬,它們長大後,殊途同歸:家豬進了屠宰場,野豬被獵殺。影片中,一對雙胞胎小男孩一邊啃著豬排,一邊看著電視裏的野豬紀錄片,渾然不覺得二者其實是同類。

雙胞胎男孩隱喻了家豬和野豬?導演你現在還吃豬肉嗎?劉心覺得這個開放的結尾就是讓觀眾有自己的思考。“我有自己的觀點,但我也喜歡大家的延伸,看到別的東西。”

紀錄片《自然北京》展映之後,有觀眾建議導演耿棟:“你們應該拍點好天氣的。”

2016年8月開拍,有些鏡頭記錄下了北京的霧霾。“我覺得正好,這就是真實的北京。”耿棟對此並不介意。片中甚至還有一句調侃:在北京過完冬天,灰鶴會不會變成“黑”鶴。

“我們希望片子改變人們對於北京的基本認知,我們生活的城市水泥森林裏,不只是有人。”耿棟說。

人類在城市裏建造了建築,但城市依然是個生態系統。古建築、地標大樓在動物的眼中,也只是世界的普通角落。就像頤和園裏常見的雨燕,竟會跋涉萬裏飛到非洲南部過冬。

在《自然北京》中,猶如賀歲片裏的電影明星一樣,動植物們匆匆但紛紛露了臉。雖然也有一級保護動物黑鸛、承載近代史故事的“四不像”麋鹿,紀錄片的主角居然是小小的麻雀。

耿棟希望這個北京人“最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動物可以串起整個故事,拉近公眾,“我們家門口的麻雀就是這樣的”。而北京的米店老闆可能又不知道,家門口那些嘰嘰喳喳的麻雀,一年能偷偷吃掉米店100斤糧食。

但就是這些太熟悉的動植物,耿棟卻發現相關科研太少。比如他觀察到麻雀也有社會分層,胸前的黑塊羽毛越大,地位越高,有權最先吃食物,別的麻雀都得散開。

“我們像孩子一樣,想瞭解某種動植物的行為,至於它是不是十字花科,不那麼重要。”但這種現象,他們找不到研究麻雀行為的科學家來解釋。

類似的,劉心的同學、畢業於梅尼古特學院的謝宇斌正跟隨央視拍攝中國近海的紀錄片。在海口的紅樹林做前期調研時,他發現一只公蟹拖著母蟹,直到母蟹體力消耗殆盡,強行與之交配。

他用手機錄下了這一段,查詢英文文獻,給全球的科學家發過去。不僅這種行為少有人發現,甚至認識這種眼睛額頭發亮的相手蟹的學者都不多,而且只有拉丁名,居然還沒有中文名字——這意味著此類紅樹林裏很常見的螃蟹根本沒進入科研領域。後來科學家給它們命名為“斑額近相手蟹”。

《自然北京》影片截圖。導演耿棟希望通過麻雀這種北京人“最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動物,可以串起整個故事。(影視劇照/圖)

告別“黑鏡頭”

作為電影周的評審員,第一次來中國的伊夫馬赫憋在賓館裏看了好幾天電影後,終於有空去外灘走走。

看到聳入雲霄的高樓和絢麗的夜景,“對一個小鎮的農民來說,這真不可思議。”伊夫馬赫調侃自己。不過他還是“職業病”地注意到陳毅廣場上的垂直綠化,太熱的夏季裏,很多花草都乾枯了。“如果它們都活著的話,對於城市的氣候很有幫助,會有效降溫。”

在伊夫馬赫的概念中,綠色電影需要具備兩個條件,首先是拍攝過程中尊重自然,其次才是傳遞綠色理念。

前者也是電影周上的共識。

2006年,因破壞雲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生態環境,電影《無極》劇組遭到了當時環保總局的通報和當地環保部門的處罰。

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多年,自然攝影界的誘拍、巢拍(攝影機伸到鳥巢裏去)等“黑鏡頭”還依然存在。“我們會儘量減少巢拍,這畢竟會干預鳥類的生活。在你家裏放個攝像頭,你高興嗎?”耿棟說。如果拍攝的畫面前有植物擋住了,也只是撥開,而不是為了拍攝方便“剪枝”。

電影的觀看過程也可以更環保。關注電影發行放映的艾維電影網總經理沈建國介紹,影院的裝修可以不用那麼豪華,少用真皮座椅,使用光效更高、更節能的光源,改變影廳的佈局來增加隔音效果,以減少牆壁的厚度。

“劇組是一個短暫的集體活動,那麼多人聚集在一個森林裏拍戲,能不能不破壞環境?人可以假死,動物能不能不犧牲?”素娃說。

根據新華網、新浪等綜合采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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