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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音樂人的汪峰先生

作為音樂人的汪峰先生

陳奕迅在北京鳥巢開唱,國家體育館座無虛席。堅持在雨中看完演唱會的其中一對觀眾,正是汪峰和章子怡夫婦。當晚,章子怡在微博曬出與老公汪峰到後台看望陳奕迅的三人合影,而多年前三人也以同樣站位合拍過一張照片。章子怡將兩張照片放到一起,感慨道“今夜仿佛回到從前,可我們都比從前快樂!”幸福之情溢於言表。

對此網友留言道:“回到中國最強音喲,你和峰哥戀愛初歲月”,“ 你們在一起,就是幸福的模樣”,“覺得好感動,歲月見證了愛情”,“三年了,你們用時間見證了你們的愛情,看著你同汪峰老師頂著多少詆毀和謾罵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很不容易,祝福你們,替你們開心。”

汪峰說,在他辭去公職成為一個獨立音樂人的時候,本以為自己接近自由,卻發現自己陷入另一種不自由:租不起房,吃不起飯。章子怡曾經問汪峰,“你的歌火成這樣,能帶來多少收益呢?”汪峰回答:“只靠版稅大概1萬元。”

說著說著,他竟然解開了皮帶,引起爆笑。對此,汪峰解釋道,演講前,章子怡給他發來了鼓勵短信,也表達了對自己著裝的嫌棄,“你怎么還穿這條著名的皮褲、系著這條著名的皮帶?你沒有別的嗎?不怕被觀眾笑話啊?”對老婆言聽計從的汪峰當即扯下了皮帶,並搞笑哀嚎,“老婆,褲子我就沒辦法脫了。”

在這種完全松弛的狀態下,汪峰引入了自己對行業的思考——如何才能不“餓死”音樂。作為一個先“富”起來的音樂人,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有才華的創作者更體面的活著。

以下為汪峰《不能餓死音樂》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是汪峰。

已經記不得這是多少次站在舞台上了,從前都是以一個歌手的身份站在這兒,但這次是一個演講者,我很緊張,希望我不會把這次演講變成“車禍現場”。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錢的事。說到錢,我看到很多人笑了,你可能會說,鮑勃·迪倫都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了,汪峰竟然在這談錢,中國搖滾人真是太沒追求了。

也許你會覺得,汪峰的歌裏那么多的理想、信仰,怎么今天一開口說話就提錢呢?我知道你們可能很困惑,但我堅持要說這個話題的用意,相信你們會明白。

1994年我在中央音樂學院畢業之後,進入了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任職小提琴手兼樂隊副首席,那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的底薪能拿到900塊,加上排練、演出的費用,月收入能夠達到三、四千塊,能夠滿足我在北京租房、吃飯、喝酒和泡妞兒的所有需求。

不過,半年之後,我辭掉了這份工作。

作為音樂人的汪峰先生

很早的時候,我開始聽搖滾樂,大學期間,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鮑家街43號”樂隊,我知道,這才是我想要的音樂,去做這樣的音樂,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必須成為一個搖滾歌手。

我終於跳脫出了體制,成了一個獨立音樂人、一個體戶,我的左手從握著4根弦的小提琴變成了握6根弦的吉他,右手從握著琴弓變成捏著撥片,表演的方式也變了,以前我需要正襟危坐,現在我可以站著、跪著、跳起來,我好像走進了更廣闊的天空,更接近了我的夢想,但是很快,我開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飯,當時的女朋友也離開了,我覺得她做的很對,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還談什么戀愛呢。

那個時候的我是絕對的窮。雖然我是北京人,但一個人既然已經宣告了獨立,就不可能再回家住了,從大學畢業到我三十歲期間,我在北京搬過十多次家,幾乎住過北京的所有城區,我還住過三裏屯酒吧街,從街尾的最後一家酒吧走到我當時住的地方只要兩分鍾,你可能會說,三裏屯兒是黃金地段,房租多貴啊,其實,那會兒三裏屯兒還沒有優衣庫,房租也沒那么貴,住在三裏屯兒的好處是,我們可以比較方便的獲得工作,去跑一場賺150塊錢的場子。

這種窮的狀態延續了很久,即使到後來我們正式簽約了,在搖滾圈中有了一定名氣了,依然沒有太大的改善。我們的第一張專輯,我分到了8000塊錢,第二張專輯發行之後,我們開始有了很少的一些商業演出,演出費很低,大家一分就沒剩多少了。

雖然已經有了不少人喜歡我們的歌,能夠叫出我的名字了,可我卻發現我依然養不活自己,我隱約覺得不對勁,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這個行業出了問題。

第三張專輯《花火》,當時我已經做好了最後的准備,把這張專輯當做最後一搏,如果不能夠有所改變,我差不多會去找點其他事情做一做。

我向當時簽約的京文唱片的老總許鍾民提出了一個要求,我說,《花火》這張唱片請你允許我交給其他的公司來做。其實這是一個特別不合理的要求,你還跟人簽著約呢,然後你就要去跟別的公司合作。但不知道為什么,許總竟然答應了。之後許總還找到我,告訴我,公司用洪荒之力幫我把前兩張專輯的海外版權賣出去了,售價是一萬美金,形式是買一送一。這一萬美金裏,我分到了7400塊,我突然一下受了很大的刺激,我從5歲開始學音樂,到13、14歲對音樂有了意識,再到26歲出了兩張專輯,我20年以來所有努力的價值,只等於7400塊。

我覺得夠了,這件事情必須停止,雖然直到現在我和許鍾民還有著非常好的私人關系,但當時我不得不終止合作。我需要找到更強大的合作方,更合理的權益分配方式,這些都是當時國內的唱片公司不具備的。

剛好,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在那時開始進駐內地,也紛紛和我有了接觸,在見了其他4家後,我見到了當時的華納總經理許曉峰,他遞給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英文合同,用特別強硬的語氣告訴我,你肯定看不懂,條件我告訴你,詞曲是多少,你的版稅多少錢,這還不包括分給你的錢,和華納的見面總共只有二十分鍾,我覺得,就是這裏了。和華納的簽約,解決了我很大的問題,我一次性交了兩年的房租,接下來,我可以用一種健康的心態去寫歌、排練、演出,開始比較有尊嚴的生活。

作為音樂人的汪峰先生

我從18歲左右開始寫歌,一直到10年以後,28歲我才知道,原來音樂作品是不賺錢的。

2005年,我發行了個人第6張創作專輯《怒放的生命》,我本人的聲譽提高了,很多人知道了我,大家開始覺得我是一個歌星,但說了也許你們會不相信,我當時的收入和普通的工薪階層沒有太大的區別。

從唱片上,我得不到任何收入,網絡時代,大家開始免費下載,作為創作者的我們,沒辦法通過創作獲得收益,只能靠演出去掙錢。

你們知道這個邏輯有多扯嗎?這就相當於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資的,下班之後你開著車回家,順道拉兩個人,賺點兒生活費。

這一年,我的大女兒小蘋果出生了,我成了一個父親,我很開心,但面對我的女兒時,我很惶恐,我擔心不能給她很好的生活,我甚至沒有主動讓她學習任何樂器,因為如果我知道她喜歡音樂了,我是不可能不支持她去做音樂的,而我知道了她如果做了音樂又注定會很悲慘,作為父親,我堅決不幹啊。

在差不多35歲以後,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我開始思考我該怎么辦,我做了一些通常搖滾歌手不會去做的事情,比如上《同一首歌》,當時很多人罵我,說我不是搖滾歌手,一副賺錢的嘴臉,我當時沒怎么去解釋,我想,大家終究會知道。

很多做音樂的人都很窮,也有很多做音樂的人甘於窮。但是這種“窮”是不合理的,是病態的,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知名音樂人,到現在仍然很“窮”,這就是接下來要說的,相對的“窮”。

你要問了,汪峰也會窮?他不是樂壇的“半壁江山”嗎?可你知道嗎,從寫歌到現在的幾十年裏,我所有的音樂作品通過版權獲得的收益只有60萬,如果放在國外版權保護好的地區,這個數字恐怕要乘以一百。

如果你覺得60萬不少了,我可以舉個例子,有個很牛逼的加拿大女搖滾歌手艾拉妮絲·莫莉塞特,她的前兩張專輯水准都非常棒,但銷售成績都平平,大概每張3萬左右,能分到十幾萬美金,第三張專輯發了3個月之後,她就回加拿大了,6個月後,專輯銷到了800萬,兩年後,包括實體和流媒體的專輯售出了3500萬張,她的收入大約在1個多億美金,而在這之前,她的賬戶了可能只有幾十萬美元。

根據我得到的數字,我的歌曲曆年來的下載量達到了3億次,如果我們的版權保護足夠到位,這是個什么概念?這意味著我損失了大概有一兩架飛機。

這就是我說的相對的窮。其實最讓我生氣的還不是飛機沒有了這件事,最讓我鬱悶的是,這些錢都去了哪兒了?

你們知道錢會給一個音樂人帶來什么嗎?最重要的不是享樂,而是尊嚴。這個尊嚴不是被人認可的尊嚴,而是我可以有權利在我想說不的時候,我可以很從容的說不。

在國外,很多音樂家可以選擇不演出,他們可以通過版權獲得的收益,繼續安心的進行創作,真正做藝術的人是需要這種狀態的,在我身邊有很多擁有過人才華的音樂人,但因為沒有錢,他們甚至沒辦法擁有體面的生活,有很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行業。

我足夠努力,也足夠幸運,09年推出了《信仰在空中飄揚》這張專輯之後,我進入了新的階段,商演的價格越來越高。

在演出市場上,只要我願意,只要唱兩三首歌我就能獲得比過去多數十倍的收入。通過商演,我好像是實現了我的人生價值,我可以去做一個有尊嚴的音樂人,但這件事情還是不對,子怡之前曾經很困惑的問過我,你的歌火成這樣,這首歌能給你帶來多少收益呢?我苦笑了一下:“不算商演,如果只靠版稅,差不只能收到一萬塊。”多虧這些年我臉皮厚了,早些年女朋友這樣問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告訴她,自己拼命寫的歌只值這點兒錢。

有一天,我偶然聽到了音樂人李夏寫的《離開北京》,我花了15分鍾,動用各種關系找到了李夏的電話,因為這首歌帶給了我久違的感動,它聽起來像是寫給愛人的,但實際上是李夏寫給他因為生活困頓而無奈離開北京的樂隊成員的,請注意我所說的,是因為生活困頓而離開北京。

在座的觀眾,你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或許收入有高有低,辛苦程度各有不同,或許有一天你們會為了追求其他的人生理想,比如更好的居住條件,或是更清新的空氣而離開北京,但至少不會因為生活困頓、因為租不起房、養不起家人而離開,但在音樂界這個金字塔的基座部位,的確還有大量的音樂人掙紮於生存線上。

想一下,為什么音樂人會有這樣的現狀,如果你是一個工人,你制造的商品會賣出一個價格,如果你是一個老師,上你的課需要付課時費,無論有形或是無形的商品,購買者都需要付費,然而音樂不是,創作者寫了一首歌,把它發到網上去,這首歌就變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費的獲取,所有場合都可以免費,僅有少數知名音樂人能夠獲取少量的版權費用,絕大多數創作者只能免費貢獻自己的價值,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

如果說,我還可以通過演出,通過當導師獲得不菲的收入,那些兢兢業業的創作者們要怎么生活呢,如果沒有穩定的收入,他們要怎樣獲得尊嚴,或許他們最終就要為了生活,去做一份他們不擅長、也不熱愛的工作,從此告別音樂。

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是縱容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我們,是一直在免費聽歌的你們,是提供了傳播平台卻沒有保護的平台,還是不夠合理的版權制度?

當我看到我的大女兒熙熙每天在練鋼琴,看到醒醒,我會這么想,萬一有一天她們也想搞音樂,我必須盡我所有的力量,到她長大的時候,讓音樂這個行業再也不會像現在這么慘,這是我要做現在這件事情的初衷。

談錢並不丟人,也一點都不庸俗,賺錢是人的基本需求。錢關乎尊嚴,關乎我們能不能繼續下去,完成我們的使命,觸摸我們的理想。一個不能讓音樂人吃飽飯、有尊嚴活著的環境,將會是多么的蒼白和無趣。

作為音樂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我有義務去做點兒什么。我創辦了一個叫“碎樂”的音樂項目。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音樂人開始關注並了解,希望這個項目能夠對幫助所有的創作者,讓他們的作品給他們帶來收益,希望每個認真做音樂的人,能夠通過他們的努力,他們的才華養家糊口,甚至創造優越的生活。

根據光明日報、觀察者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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