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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面與平常心:張惠妹的20年

看到張惠妹的第一眼是背影,她瘦了。染著有點二次元的藍灰色長發,個頭不高,踩著10多厘米的細高跟鞋,嬌小,但有氣勢。她的聲音在嘈雜的“妹姐”的簇擁聲中顯得很有辨識度。

晚上21點多,張惠妹從“夢想的聲音”主舞臺上下來,回到休息室,正在手舞足蹈地跟工作人員聊著剛剛彩排的那首《唯一》。這是依照節目組的規則由一位場外出租車司機選的歌,她太熟悉了,如何突破人們對這首歌既定的印象又不出格,是張惠妹演唱《唯一》的難處。節目總導演蔣敏昊把後臺休息區設計成了一個“武俠聚義廳”,留給張惠妹的是“摩天崖”。

  偏執面與平常心:張惠妹的20年

張惠妹在音樂真人秀節目“夢想的聲音”錄制現場

從10月到12月,每隔兩周,張惠妹就要去杭州錄兩天節目。每天的錄制從下午4點多持續到第二天淩晨4點,其間有3個小時的間歇,是五組導師準備的時間,真正輪到她彩排只有半小時,樂隊排練會用去20分鐘,最後她只能把下半場要演唱的曲目完整地排兩遍,剩下的就都靠臨場發揮了。時隔3年,張惠妹再次接受音樂真人秀節目導師的工作,是被節目的隨機性與挑戰性吸引——不能演唱自己的作品,要在很短時間內準備臨時指定曲目,跟素人歌手同臺切磋。“在舞臺上唱歌這麽多年,一直很期待能找到新的刺激和能量,這個節目是要和素人一起同臺較勁,光是這一點就讓我十分興奮。我很希望在節目中時光倒轉,讓我回到當年也是一個素人的狀態,那種純粹唱歌的感覺。”這一年,她44歲。

“原來我這麽能唱歌”

1992年,張惠妹第一次站上大舞臺。那時的臺灣歌壇已經如火如荼,但綜藝娛樂節目還沒那麽豐富,歌手的第一要務還是唱好歌。“五燈獎”系列節目是臺灣電視史上除新聞節目之外壽命最長的,前前後後播出了33年,雖然其間5次改版,也更換了5個名字,但是換湯不換藥,都是才藝比賽。比賽一共五度五關,張惠妹比到四度五關時,感冒加忘詞,沒能繼續走下去。第二年,她又去參賽了。第一次是因為夢想,第二次則是不想辜負家人的期待。父親在病危中鼓勵她:“妳唱得比他們都好,為什麽不再試試呢?”她就去了,但拿到冠軍時,父親已經去世了。後來她說起這個比賽時,總是對忘詞的事耿耿於懷。

張惠妹是臺灣卑南人,出生在一個大家庭,3個哥哥,3個姐姐,2個妹妹。1995年,她離開家鄉去了臺北,加入表哥的RELAX樂團,成為女主唱。唱了一段時間,在臺北酒吧圈裡小有名氣,不少圈內音樂人慕名而來,這其中就有張雨生和張小燕,一個成為她音樂路上最重要的導師,一個則是將這個原住民小姑娘包裝成流行天後的幕後推手。

在張雨生的帶領下,張惠妹第一次走進錄音棚,很興奮,但什麽也不懂。唱歌時怕喘氣聲被錄進去,連呼吸都憋著,不敢喘氣,唱得臉通紅,張雨生知道原因後樂壞了。在不斷的磨合中,張雨生發掘出張惠妹做音樂的各種可能性。“我們當時在錄音室裡,沒有任何壓力,就是在實驗一些音樂。我清楚地記得唱《當我開始偷偷地想妳》時,歌還沒成型,一直在嘗試。小燕姐走進來就楞住了:妳們到底在幹什麽?這是什麽歌?不要玩一些人家聽不懂的。”

1994至1995年,港臺流行音樂市場正是紅火,“四大天王”如日中天,羅大佑、張信哲、齊秦等成名更早的歌手紛紛推出新作,熱度不減。不過當時的格局有點“陽盛陰衰”,女歌手的人氣普遍拼不過男歌手,幾位當紅者都是“李宗盛系”的。1994年林憶蓮轉投滾石唱片,辛曉琪以《領悟》爆紅;另一邊,王菲憑借首張國語專輯《謎》殺入臺灣歌壇,同年又發行了《天空》,拍了《重慶森林》,自成一格。張小燕是臺灣綜藝大姐大,80年代末出道的小虎隊、張雨生和後來的陶晶瑩都是她發掘的。身為豐華唱片老板娘的張小燕必須要考慮唱片風格是否符合市場,怎樣才能賣出好的銷量,因為當時的阿妹畢竟是新人,雖然聲音條件優越,但能不能一炮而紅仍是個不小的賭註,張小燕的壓力遠大過張惠妹。

直到1999年,《當我開始偷偷地想妳》才在《我可以抱妳嗎?愛人》專輯中發行,歌中有張雨生擅長的搖滾元素和直白的詩化文字,加上張惠妹爆發性的沙啞嗓音,留戀時故作灑脫,矜持中充滿不甘,是女人失戀時那股倔強的“作”勁,特真實。現在看來,這種情緒的確不適合1996年的臺灣樂壇,甚至直到2005年“超級女聲”時才再一次被李宇春唱紅。

張惠妹的外在條件決定她無法走上偶像派路線,也沒法化身溫婉型玉女歌手,瘦小,皮膚黑黑的,有點傻氣,也有點土氣。在那個制作人要求女歌手唱歌“可不可以甜美一點,可不可以再柔一點”的時代,張雨生對阿妹的要求是“可不可以把家鄉的歌放進來,可不可以唱得搖滾一點、暴力一點、兇一點”。他希望激發出張惠妹身上原始的特質,這種特質是流行音樂最大受眾群體都市女性所不具備或者羞於展示的、隱藏的、塵封的,在自怨自艾的情歌潮中,張惠妹的音樂或許可以收到更激烈的反饋和共鳴。

事實證明,他們成功了。1996年12月,張惠妹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姐妹》,在臺灣IFPI榜上蟬聯9周第一名,銷售量超過108萬張,打破1996年臺灣本地歌手的銷售紀錄。半年後,推出第二張專輯《Bad Boy》,累計銷售135萬張。張惠妹一夜成名,也將剛剛起步的豐華唱片迅速帶入輝煌期。

兩張專輯推出後,萬人演唱會的日程就排進了檔期,這個速度也破了紀錄。因為只有20首自己的歌,撐不夠一場演唱會的體量,張惠妹又錄制了一張翻唱專輯《妹力四射》,專門為首場個唱準備的。起初說要開萬人演唱會時,她是半開玩笑的,因為看過邁克爾·傑克遜在臺北的演唱會,覺得很酷,就跟工作人員說,那就在臺北市立體育場吧。“我一上臺,整個人就傻掉了。這個順序是這樣的——先緊張到不敢上臺,要有人推妳才能走出去,然後被人群嚇到,全身發麻,逼著自己開始唱,到這麽多人跟著自己一起唱一起吶喊,我一唱“海”了就哭,全場哭,連快歌也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哭著唱完一整場。但那一次以後,我就開始變得自信,原來我這麽能唱歌。”

然而,就在演唱會前2個月,1997年11月12日,張雨生因車禍離世了。她至今也想不起來到底什麽時候才真正接受寶哥(張雨生)離世這個事實,只是不停工作,不停錄音,她常常自己幻想,假設這首歌是張雨生在做,會希望唱成什麽樣,然後朝著那個方向去嘗試。剛剛走上正軌的張惠妹失去了張雨生,這個打擊是太大了。有人說,如果張雨生沒有離開,她和張惠妹聯手,那麽至少在5年內,華語樂壇無人能望其項背。

阿妹是個淚點很低的人,她非常註重感覺,一旦碰觸到回憶裡某個曾經令她動容的地方,就會情不自禁地掉眼淚。在採訪中,聊到張雨生時,她第一次有點硬咽,聊到《姐妹》時,她沒有忍住落了淚,因為這首歌與張雨生的關係密切,也因為這些年來這首歌就像她的“姐妹”一樣。當工作團隊提出想在20周年紀念時讓阿妹給歌迷送點什麽、說點什麽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姐妹》。後來花了兩三天時間進錄音棚錄制了一個特別版。“這幾天裡真正唱的時間並不多,我一直都在回憶,一唱起來,以前的畫面就會跳出來,我幾乎每一遍都是哭著唱完的,但是開心地哭。唱完之後,我就會很想給自己拍拍手——20年來做得還不錯,張惠妹妳還不錯哦。”

“我要快樂”

張惠妹趕上了華語唱片CD的黃金時期,羅大佑1988年的《愛人同誌》是他最暢銷的唱片,創下了“驚人”的13萬的銷量,這在當時的確驚人;不久後張雨生的處女唱片《天天想妳》輕松創下35萬的紀錄;後來香港“四大天王”掘起,劉德華可以在臺灣打下70萬的成績;直到這種爆發性增長在張惠妹出道時達到巔峰,創下百萬紀錄,張學友的《吻別》至今仍占據臺灣地區百萬唱片銷量榜的榜首,張惠妹緊隨其後。

她的歌唱生涯從“出道即巔峰”開始,讓大部分打拼多年的歌手都羨慕不已,也望塵莫及,但接下來的難題也是大多數歌手承受不起的。

90年代末,布滿憂郁氣息的華語樂壇開始完全轉向“都市生活形態”,樂壇湧入更多新生力量,更商業化也更娛樂化,歌手的追求已經很難達到“時代人物”的高度,成為“時尚標桿”似乎是一個更可觸及的目標。MP3的橫空出世又把唱片行業打了個措手不及,加上盜版作祟,唱片業的好景一去不復返,2000年之後臺灣地區最暢銷的唱片也不過40萬的水平。在市場的裹挾下,純粹的歌手正在瀕危邊緣。

在豐華唱片的將近5年裡,張惠妹發了9張專輯。2001年9月,她在豐華發行專輯《旅程》,收錄了1996到2001年裡18首曾經被棄置的作品,而後轉投華納。

大概從《牽手》這張專輯之後,張惠妹的音樂裡就逐漸流失了一些本味的東西,剛出道時的野性和沖勁漸漸散去,也許是因為沒有了張雨生的指引,也許是時間與經歷的洗刷。《我可以抱妳嗎?愛人》《真實》《勇敢》都很經典,傳唱度也高,從歌詞到編曲到MV到個人形象,都是都市的,情感表達是柔美哀怨的,張惠妹逐漸褪去了原生的稚氣,包裹上了一層都市女性特有的精致的現實主義。並不是這樣的情歌路線不好,而只是在時代訴求中必然的趨勢,也是張惠妹自己的一種轉變。但結果並不好,從發行來看,《勇敢》的銷售量勉強維持成本,再加上在大陸地區的宣傳費用,這張專輯是賠錢的。到《也許明天》時,公司索性砍掉了大陸地區的全部宣傳行程,殘酷的娛樂圈對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哪怕是“天後”。

華納時期的張惠妹陷入最糟糕的低谷。“封殺”與“解禁”是她和工作人員不願再去碰觸的回憶,2002年的美國《時代》周刊這樣評價受挫的張惠妹:“當一個臺灣本土歌手走向流行,席卷整個華語圈時,名譽和聲望已經證明了29歲的張惠妹,她也必須意識到傷害、疏遠、隱患的存在。好在音樂的魅力是沒有地域屬性的,張惠妹只想好好唱歌而已。”

常年的壓力加上演藝事業波折讓她慢慢變得不想和外界接觸,輕微自閉。那種狀態很像後來歌曲《分生》裡的歌詞:“一個我像不會累,一直往前;一個我動彈不得,傷心欲絕。”“最嚴重時連我的家人都不想見,我躲在房間裡已經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了,晚上偷偷摸摸地出去,找一點東西吃,再回房間把門鎖起來。我就是不想見到人,甚至連鏡子都不想看,早上刷牙時要刻意地回避鏡子,忽視自己。”後來心情略有好轉,她開始學吹薩克斯,老師是在波士頓讀書的,那是她第一次聽說波士頓。

“波士頓是一個什麽樣的地方?”

“很美,夏天、秋天去最好,很舒服。絕對不能冬天去,冬天太冷又沒有人。”

聽到這個訊息,張惠妹立刻下定決心冬天去。2004年冬天,她報名註冊了語言學校,在網絡上定好出租房,就突然從臺灣娛樂圈裡消失了,只有一個助理知道。她說當時公司急瘋了,上上下下找她的蹤跡,不得不停掉所有工作和所有通告,後來她跟公司溝通妥當,公司默許了她的任性,讓這位天後“流浪”一段時間。

初到波士頓,趕上了暴風雪。將近10年來,張惠妹頭一回離開工作人員,處理所有個人瑣事,她不再是舞臺上的女王,心裡那個有點害怕、有點不安的小女生蹦了出來,她跳上一個中東司機的出租車,戰戰兢兢地開始了留學生活。

說起波士頓的幾個月,張惠妹特別興奮,手舞足蹈的,她說了很多,完全沈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整個語言學校,我記得有三四個亞洲人,他們都很可愛,他們認識我,但都不戳破,看到新聞上有我的消息都假裝沒看到。其他時候,身邊基本上都是老外,也沒人知道我是誰。我覺得我一直像個機器一樣工作,突然沒了工作,又會發現自己跟自己怎麽那麽難相處,沒辦法安靜下來。但在波士頓的那6個月讓我習慣了自己生活。”

學期結束時,每個人要交一份結業作業,必須涉及用英語與人交流。張惠妹決定辦一個小音樂會,因為“太久沒好好唱歌了”。她把演出的小海報貼上街道,這事在當地華人圈引起了小小的騷動。大家都知道張惠妹在波士頓了,而且要開演唱會,紛紛慕名而去,最後學校開放了最大的一個空間給她演出。穿上演出服,踩上高跟鞋,嚇到了平時朝夕相處的老師同學:“原來妳是這樣的!”那場小音樂會,雖然不比萬人大體育場,但當時的張惠妹覺得格外刺激,能量又回來了。結業後,她乖乖地回到臺灣,回到娛樂圈的漩渦中心。

有樂評認為,從波士頓回來後的《我要快樂?》是張惠妹第一張概念完整、音樂性統一的專輯,同時對於抒情泛濫的華語樂壇,這張專輯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這種音樂類型的最高水準,畢竟張惠妹是華語樂壇一等一的實力派,在音色、咬字、律動、語氣等各方面,經過多年的打磨,都達到了新的高度,最明顯的就是“咬字的相對靠前使表達更加感性化,同時對音樂的駕馭能力也擺脫了‘苦情’與‘熱辣’的二元對立,專輯削弱以往她擅長的氣勢宏大的大歌、喧囂的快節奏帶些搖滾味道的快歌的單曲性,進而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各個曲目的沖突、保持了專輯的完整性”。

張惠妹的回歸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功於陳鎮川。波士頓之後,陳鎮川開始擔任張惠妹的經紀人,他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自信”。在工作中,張惠妹是“冰點女王”,她一不高興了,可以把周圍的氣氛瞬間冰凍,所有人都不敢吭聲,氣氛相當壓抑,只有陳鎮川敢打破僵局開導她。“歌壇只有一個阿妹,她必須宣傳自己,讓‘粉絲’對她的熱情持續加溫。她不是遙遠的、冷冷的一顆星,她的能量尚未完全發揮,她必須是又新又經典。”兩人的合作到“阿密特”時期達到最默契的狀態。

“我叫阿密特”

11月18日晚,杭州黃龍體育館,張惠妹正在進行“烏托邦世界巡城演唱會”最後一場的彩排。從去年4月的臺北開始,到杭州是第51場。

連續做很多場演唱會,張惠妹的壓力也很大,有時候一周要到不同的城市唱兩場。她經常擔心自己突然有一天發不出聲音,最敏感的時候,早上一起床就要試試自己的嗓音,用演唱會的口氣開嗓:

“大家好,我是阿妹!臺下的聲音在哪裡?”確認聲音狀態沒事後,再開始一天的工作。

半年前,陳鎮川提醒張惠妹:“如果順利的話,可能會在這期間遇到妳出道20年的日子。”因為不想再做一個新的演出系列,打亂原有的步調,也不想一成不變,張惠妹和團隊決定延續“烏托邦”的概念,做幾場“烏托邦2.0”演唱會,給自己的20年一個交代,也給所有歌迷一個交代。

“我其實是希望,來聽這個演唱會的人,他心裡面有一個感覺,回憶起原來在那一年,他的生活裡就有張惠妹的歌單,這是一個很特別很不可思議的感覺,每一首歌都可以重重擊到自己的心臟。”在接下來2.0的巡演中,歌單會做一個很大的調整,她想把很多塵封已久的作品拿出來唱,而不只局限在《聽海》《記得》《解脫》這些KTV大合唱曲目。她說她想達到這樣一種效果:前奏一響起時,聽眾會感到驚喜:阿妹!妳怎麽會唱這首歌?!我已經好久沒聽到過了,可是我曾經那麽愛這首歌。

張惠妹的感性滲透在類似這種種小心思、小設計中,她很在意別人的感受,在意歌迷對自己的反饋,如果一場演唱會中歌迷坐在臺下無動於衷,她大概會崩潰的。所以,作為一個歌迷,聽張惠妹的演唱會是很“累”的,全程跟著唱下來、跳下來,幾乎沒有間歇的時候,所有人站著“海”,扯著嗓子跟著唱,在那種氛圍裡,如果妳安靜地坐著,會像一個異類。這也是讓我感到訝異的一個地方——張惠妹出道20年,聽她音樂的人多是“70後”“80後”,但在演唱會的現場,更多的穿著時尚潮服的年輕面孔,“90”後甚至更小。與其說他們是來聽張惠妹演唱會的,倒不如說他們是沖著阿密特來的。

走在彩排的場館外,就能被《開門見山》的狂躁震住。從聽覺感受到情緒渲染,那是一種有點像輕微地震的騷動不安。自從2009年推出《AMIT(阿密特)》專輯,《開門見山》就成了與張惠妹演唱會最契合的開場曲,它直接、暴力、充滿煽動性,能在最短時間內點燃氣氛,告訴妳來聽阿妹演唱會就是來釋放和發泄的,別拘著。這也是張惠妹想打造出一個阿密特分身的用意所在。

其實在正式發行《AMIT》之前,她也嘗試過一些有搖滾元素的、暗黑的曲風,但反響不好,歌迷接受不了這樣偏離主流的張惠妹,但她自己又喜歡,怎麽辦呢?索性就打造出一個獨立的品牌,叫她阿密特,這是張惠妹在原生部落的名字,這名字生來就取了,但幾乎沒人這麽叫過她。分身出阿密特,也是給這個名字一個新的活法。

對張惠妹而言,“阿密特”更多的是一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下,她可以為所欲為,做一些離經叛道的音樂,自己過癮就夠了,反正這是阿密特的音樂,不是張惠妹的。某種程度上說,這既是一個品牌,也是一個排解壓力的出口。

第一張《AMIT》出來時,沒有人知道這葫蘆裡賣的是什麽藥,更多人是抱著看熱鬧、看噱頭的獵奇心去聽的,但這個概念徹底顛覆了那個以情歌和電子舞曲著稱的張惠妹,再次將她推向事業的巔峰,橫掃當年6項臺灣金曲獎。來看一下專輯主創團隊,阿弟仔、吳青峰、小安、林夕、姚若龍、陳鎮川等,這些有《小情歌》《十年》《開始懂了》《分手快樂》背書的資深音樂人並不是一個那麽搖滾的陣容,而是一個基於主流流行音樂一線詞曲創作人的制作團隊。阿密特是在主流音樂路線上的實驗產物,有黑化、晦暗的形象,有搖滾、哥特的編曲,有放縱的粗口和原住民的古調。然而,要把實驗性搖滾做得古靈精怪、玩世不恭不難,難的是把流行音樂做得別開生面、劍走偏鋒,還能叫好叫座,且是整張專輯的嘗試,並非一兩首單曲的小打小鬧,這是阿密特另一層的野心。

兩張《AMIT》專輯之間相隔6年,這期間,她又以“張惠妹”的身份發行了《妳在看我嗎?》和《偏執面》兩張專輯。在同輩出道的歌手中,她的發片頻率一直很高,就像《偏執面》那張專輯誓要體現的偏執、堅持的一面那樣,在唱歌這件事上,張惠妹的確偏執得有點不可理喻。“其實這6年來,一直是張惠妹和阿密特兩個人在同時前進的,同時收歌,同步錄音,並沒有刻意地要求先完成哪一張專輯,只是阿密特的歌收得實在是太慢了。”

在12月2日的“夢想的聲音”中,張惠妹以阿密特的身份演繹《青藏高原》,加入卑南人的原聲古調,然而她過於磁性沙質的音色並不適合詮釋《青藏高原》的那種清澈通透,反而會加大聲音的渾濁感。改編成搖滾之後,她在自己的框架下唱出了《站在高崗上》的野性和炙熱。但相比之下,12月9日的《放開妳的頭腦》更契合現在的張惠妹。

參加這個節目,她覺得自己“入了坑”,她說:“每一次節目錄完,我都要和老蕭(蕭敬騰)兩個人擊掌,這感覺實在好爽啊。因為創作的過程很緊張,當我站上那個舞臺,燈光變暗,主持人說‘請導師開始演唱’的時候,腳就開始抖了。我都這麽身經百戰了,怎麽還會緊張呢?”在導師上臺演唱之前,要通過一個漫長的通道,走三四分鐘才能到舞臺中央,這個過程中沒有人與他們交流,杭州的冬天又不暖和,通道到舞臺入口的一段距離涼颼颼的,這是一個自我博弈的過程,是節目包裝和內心渴望共同制造緊張的環節,當把歌手逼上絕境時,往往會爆發出不可思議的力量,在“夢想的聲音”的舞臺上是這樣,在醞釀“阿密特”時候也是這樣。

她閑不住,喜歡嘗試新鮮的。她對分身阿密特特別挑剔,就好像在打一個遊戲,先是創造出一個人物形象,對這個人進行很細致的人設,暗黑指數、叛逆指數、詭秘指數、溫情指數,她就像是一個被參數化了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個性與格調,所有的音樂編碼和武器都要與之相匹配,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更具人性的人。現在的張惠妹,已經可以很自如地在這雙重角色之間切換,或者說這兩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阿密特只是她的另一個符號。雖然阿密特在音樂中對於流行性的保留使得這個分裂出來的人格並不那麽徹底,這是必然的,歸根結底她都是張惠妹。

在這種介於流行與獨立之間的探索上,第一張《AMIT》還相對保守,第二張就更肆無忌憚了。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越來越多的流行音樂女歌手開始為女權發聲。對於“女權”這一音樂譜系,拋開獨立音樂不說,華語流行樂壇的坐標大致可以從2000年開始看,先是性別覺醒的陳珊妮(《完美的呻吟》,2000),而後是“女尊”傾向的楊乃文(《女爵》,2006),後來是使用“地母”意象的林憶蓮(《蓋亞》,2012),大談“第二性”的蔡依林(《Play我呸》),再到直接宣諭“母系社會”的張惠妹(《AMIT2》,2015)。張惠妹像一個全副武裝的女鬥士,是這其中最歇斯底裡的。她的這種女性自覺對流行音樂的沖擊從一出道就被張雨生挖掘,並一直隱性地貫穿在她的快歌中,從《Bad Boy》《愛?什麽稀罕》到《假惺惺》,她一直站在男女關係中的女性角度去質疑、去反抗,到了《母系社會》,化身“教母”的阿密特已是話語權的主宰者。與此同時,在阿密特赤裸的吶喊中,兩張《AMIT》幾乎是一套“亞文化指南”和“非主流音樂風格手冊”,在古典金屬、死亡金屬、英倫搖滾、雷鬼、朋克各種曲風的包裹下,專輯面貌並不那麽清晰,層層剝開,包裹在裡面的是一個陰暗憤世又渴望這個世界可以更好的人。她講述死亡、血腥、暴力、同性戀、女權、性、時間,希望喚起一些關註和反思,也更能引起年輕人的共鳴,從這個層面來說,阿密特給流行樂壇註入了新的生命力,也讓張惠妹的“粉絲”陣營更龐大、更具活力。

無論是在90年代還是現在,張惠妹始終能吸引到20歲群體的青睞,這在華語流行樂壇是不多見的。她說:“我現在最常聽到‘粉絲’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聽妳歌長大的。起初我有點尷尬,但是慢慢地覺得這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現在,更多聽阿妹歌長大的人會說,是《解脫》讓我走出困境,再過20年,也許有更多人會說,是《彩虹》讓我變得包容與豁達。

【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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