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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伊思·馬田鏡頭中的地下音樂人

 安娜伊思·馬田鏡頭中的地下音樂人

11月初的北京天氣微涼,攝影師安娜伊思·馬田穿著一件緊身皮衣和一條黑色牛仔褲坐在三影堂院子的草坪上。一陣風來,由綠轉黃的樹葉簌簌落下,安娜擡頭和攝影師說:“現在用膠片機的人不多啦!”幾分鐘後拍攝完成,安娜抖了抖身上的灰,又語氣輕快地說:“這次拍得好快!”她讚賞攝影師的工作,說他幹凈利落,也不刻意要求她做什麽。以前安娜習慣站在照相機後,最近為了“北京地下青年音樂人”的展覽,她頻繁接受採訪,成了其他攝影師鏡頭中的常客。

“其實要拍到的話,早就拍到啦。”進屋採訪之前,安娜這樣說。對於冗長的、靠不停按快門取勝的拍攝,她有些厭倦。10月28日下午,“溫度——安娜伊思·馬田攝影作品展”在三影堂+3畫廊開幕。安娜穿著白毛衣站在一堆媒體中間。等嘉賓們說了一大段贊揚的話之後,她接過話筒,語氣溫和又直接:“攝影就是為了不多說話,為了看。”

安娜是法國人,之前更為人所知的身份來自於她的家庭角色——著名影星劉燁的妻子、萌娃諾一和霓娜的媽媽。她以這些角色上過一些綜藝節目、接受過一些採訪。那之後她有點害怕。“倒不是恐懼,而是覺得我沒做什麽,我不是一個公眾人物。”安娜脫掉鞋子,盤腿坐在沙發上。她更傾向於敘述個人的成長經歷,關於她如何讀大學,如何來中國,如何與小河、張瑋瑋等音樂人成為朋友,如何成為攝影師,又如何在2002年到2004年之間拍出大量黑白銀鹽照片的故事。

 安娜伊思·馬田鏡頭中的地下音樂人 

“黃河的水不停的流”-野孩子,河酒吧2002

“我們不知道世界是什麽樣的”

2001年2月,出生於法國尼斯的猶太姑娘安娜伊思·馬田來到北京學中文。有一天她跟著三位同樣熱愛文藝的意大利姑娘去三里屯看演出,浩浩湯湯的西北民謠響起時,她頗受震動:“以前沒聽過這樣的啊!”

臺下稀稀拉拉坐著幾個觀眾,臺上的人卻依然忘我陶醉。演出結束後,這個叫作野孩子的樂隊告訴安娜們:“我們的根據地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去看看。”

當時的河酒吧是中國地下音樂人的集散地,以詩人周雲蓬的話來說,那裡有“烏托邦的音樂共產主義”。野孩子樂隊、萬曉利、小河、馬木爾等一大批貧窮但率真的年輕人聚合在這裡,喝酒、聊天、做一些當時沒多少人聽的音樂。

“經常是一個人在舞臺上剛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個鼓手,然後薩克斯上來了,手風琴加入了,最後臺上臺下就弄成了一個交響樂團……到後來,常來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種家族關係,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輩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輩的。有一個不存在的孩子,成為大家共同的紐帶。”周雲蓬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河酒吧的氛圍。

21歲的安娜很快就成了這紐帶上的一環。“外面都是賣羊肉串或者其他東西的小販,但這個小酒吧好像和這個環境毫無關係。”安娜說,她一走進那間只有20平方米的酒吧就感到無比放松。當時她已經對攝影上癮,來中國前特地去上了一個半年的攝影課程,並從法國帶來了50個膠卷。她給自己設定了作業,每天都要找一個關於北京的拍攝素材。“沒有相機我不能出門。”對於安娜來說,探索東方比上課本身要有意思多了——從14歲學中文時起,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是她的重要誌趣。

在1995年的法國高中,大多數同學會選擇商業、法律這些實用性較強的學科,安娜卻並不從眾。盡管當時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中文課上還得用毛筆寫字,她還是選擇了中文。安娜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全部認知來自於父母的兩個朋友。他們半年在法國工作,半年到亞洲旅行,每次回家都會用幻燈片的形式給安娜展示旅途的照片。安娜分不清泰國、越南、印度的區別,可冒險帶來的刺激感還是長久地留在了心裡。

“第一次感覺世界很大,有各個民族,我們可以通過攝影看到這些東西。”安娜說。她從小生活於只有60萬人口的尼斯,每個假期,她和父母最遠的旅途就是開車一個半小時去爬山。“所以那對夫婦的照片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我們其實不知道世界是什麽樣的,當時全世界都在看美國。”

而在河酒吧,安娜接觸到了那些看上去永遠不會和她有交集的音樂人,比如甘肅白銀來的張瑋瑋,比如河北邯鄲來的小河。2001年之前,張瑋瑋的主要經歷是從西北小城“逃逸”到北京,從高雅的西洋樂學習者變成一個潦倒的搖滾樂樂手,小河則是當兵、組樂隊、到湖南做保潔員、做保安然後和大塊頭室友打架。他們很少和外國人交流,嘴裡偶爾蹦出的幾個英文單詞都冒著土氣。

在張瑋瑋的回憶中,他們友誼的基礎是貧窮。

“都是差不多年紀,二十歲出頭沒什麽錢,只不過他們從西方來,我們從西北來。”張瑋瑋說安娜第一次到河酒吧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上臺敲了一陣像模像樣的鼓,還說終於有個可以玩的地方了。”

安娜和她的留學生朋友很快和音樂人們玩到了一起。他們有時在小飯館裡喝酒,有時跑到留學生公寓去聚會。張瑋瑋記得有一次安娜們還在宿舍的公用廚房給客人們烤了一個簡樸的西式蛋糕。他說:“安娜他們特別渴望了解中國,特別渴望在這兒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對中國的年輕人有一種期待,覺得應該和傳統的中國人不一樣。”

那年7月13日,安娜的交換生生活結束,第二天就要飛回巴黎。在河酒吧門口,她教張瑋瑋們唱《辛德勒的名單》片尾曲《金色的耶路撒冷》,一句一句地糾正發音。安娜是猶太人,父親來自摩洛哥,母親來自阿爾及利亞,兩千多年前祖先從以色列遷往北非。

也就在那天夜裡,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在莫斯科宣佈北京成為2008年奧運會主辦城市。北京城沸騰了,到處是鮮花、歡呼和歌聲。張瑋瑋們把安娜送上回校的公交車後,迅速淹沒在人群中。他們也在唱,唱的是安娜教給他們的《金色的耶路撒冷》。

 安娜伊思·馬田鏡頭中的地下音樂人 

 杜可风和李芬妮,北兵马司胡同2004

 安娜伊思·馬田鏡頭中的地下音樂人 

美好藥店的聲音,三里屯某照相館2003

“我們是很親近的朋友,我不是局外人”

2001年的時代圖景註定是開放的。那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尼斯,中國文化的觸角也掀起了微小震蕩。安娜回去後不久,就得到了一份獨特的工作。

當時尼斯要舉辦一個攝影展,展出13位中國攝影師的作品。既懂中文又通攝影的安娜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活動的協調工作。“一下子接觸了很多很棒的攝影師,收獲太大了。”安娜說。更棒的是,她得到了第一次舉辦個人攝影展的機會——除了主要展覽單元,主辦方為年輕攝影師開放了一個次要單元的窗口。安娜之前在中國拍了六個月的照片,現在終於有了用武之地。那一整個夏天,她都在暗房沖洗照片:中國鄉村的房屋、上海胡同的晾衣架、亂七八糟的舊貨市場……雖然這些符合西方想象的、標簽式的圖片現在能在任何一本關於中國的畫冊中找到,但在2000年初的尼斯,它們依然充滿吸引力。

這個展覽不僅使安娜步入攝影師的行列,也幫她獲得了重返中國的機會——一家法國圖片社為她提供了一個常駐北京的攝影師職位。

2002年年初,安娜回到北京,辦公地點就在河酒吧所在的三里屯。剛回去一兩天,她就迫不及待去看河酒吧還在不在——那時候的地下音樂人生活沒有保障,四處漂泊,聚散無期。安娜一看人都還在,非常高興。

“年輕人都很簡單,不會想太多,就是在一起玩,想拍就拍。”安娜說,“拍攝過程很簡單,就是妳有一群朋友,妳很喜歡他們做事的方式,就想記錄下來。所以這些照片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狀態、一個時間。”她拍攝了張瑋瑋在黑夜屋檐下的側影,拍攝了一次朋友聚會上不知誰伸出的手,拍攝了小河戴著黑帽子低頭彈琴的場景,她甚至還拍了寫有“請不要大便”字樣的河酒吧衛生間。安娜沒有追求畫面的清晰和傳統意義上的美,而是將當時音樂人的情緒融入到晃動的、迷幻的鏡頭語言中。在她的觀念中,拍攝對象是誰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抓住對方的情緒和態度。

安娜記得,每周三萬曉利和小河都要到河酒吧演出。當時從居住的天通苑到三里屯單程就得花兩個小時,他倆帶著沈重的樂器不方便坐公共汽車,晚上演出完只能租面包車回家。有時候唱一晚上,他們都賺不回租車的錢。

2004年,河酒吧的老板之一、野孩子樂隊的小索去世。為方便辦理手續,小索的妻子就住在安娜家裡。“我們是很親近的朋友,我不是局外人。”安娜說。

她見證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時的癲狂,也見證了他們從雲端跌落時的悲傷。這次展覽中有一面墻,安娜特地放置了小索去世後每個人面部的特寫——張瑋瑋記得,這是小索去世第四天拍的。

當天做完紀念演出,安娜對大家說:“每個人拍張照片吧。”她不用說自己的意圖,也不用說服大家接受建議。按張瑋瑋的說法就是,她給我們拍照太自然了。

“她完全不是從獵奇的角度出發的,而是敞開心靈在大家庭裡交往的。雖然當時她是圖片社的記者,但拍這些音樂人她沒有任何目的,純粹是因為喜歡,這非常難得。”策展人、攝影家榮榮說。雖然對當時的音樂圈不甚了解,但對攝影中的“在場”二字,他卻感同身受。

1994年前後,榮榮和藝術家馬六明、張洹同住在東村。當他們創作充滿實驗氣息的行為藝術作品《芬·馬六明的午餐》和《12平米》時,榮榮用照片記錄了全過程。他形容那個時期是“完全投入,完全參與”的:“我自己和這些藝術家的生活是平等的。我拍他們,其實折射的是我自身的一種觀點、一個靈魂。”  

2017年春天以前,榮榮和安娜不熟。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安娜這些早期作品,他深受感動,“感覺一下子回到了當年的時空。”他說:“2002年到2004年,一切不可能是重復的。這些作品的優秀在於在那個時間段裡,安娜和它一起成長了。她雖是外國人,卻不是以外來者的眼光在拍攝作品。她完全參與了那群音樂人的生活,所以作品沒有距離感,反而有一種生命感和青春的意蘊在。”

在場的隱匿者

2004年小索去世後,當年聚集在一起的音樂人逐漸四散開去。安娜對他們的拍攝相應減少,最終結束於2006年。

時光匆匆流逝,記憶石沈大海,對於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細節,很多主人公都失去了線索。

   “當時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表情啊?那張照片遠處桌子上方到底是什麽?這張聚會的照片是發生在何時何地啊?”13年後“溫度”影展開幕這天,安娜主要的拍攝對象小河站在一堆有他的圖像面前苦苦思索。他曾是美好藥店樂隊主唱,在一張拍攝於三里屯照相館的照片裡,他戴著標誌性的黑帽子,模仿著自己演出時彈琴的樣子。

   “十幾年都沒有去觸碰記憶,突然就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一張照片就可能觸發很多年前的細節……雖然照片是靜止的,但看的時候人是思緒連篇的。”小河說如果沒有這些照片,很多事情他已經根本想不起來了。“它們打破了時空的局限。”

張瑋瑋則在更早之前就看過這些照片。2011年紀念河酒吧十周年音樂會結束後,他收到過安娜的郵件。他在當時居住的霍營拉手風琴,在家門口逗貓,又或者是在無人看見的時刻流露出的茫然四顧的表情,都被安娜記錄下來。2007年以前,他是不敢回顧這些過往的,因為“小索去世給大家帶來的傷痛感太強烈了”。“以前大家一直在一個烏托邦的氛圍裡,覺得好像一生就這樣了,但突然之間,一個親密的朋友生病去世了,我們都沒有任何準備。”

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沒有人談論未來。

安娜從來沒有想過他們現在會成為有名的音樂人,也沒想過自己會嫁給當時已經獲得金馬影帝的劉燁。她既不會想到尼斯會成為除巴黎以外最受中國人喜愛的法國城市,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連尼斯足球俱樂部的最大股東都會變成中國人。

2000年年初的“音樂共產主義”很快散去。張佺、周雲蓬、張瑋瑋相繼搬去雲南,小部分時間在全國演出,大部分時間在大理過著閑雲野鶴的生活;小河離開了美好藥店樂隊,戒煙、戒酒、信佛,做“音樂肖像”,為陌生人唱歌。

2010年,安娜的兒子諾一出生,2012年,女兒霓娜出生。因為一些綜藝節目,他們在國內人氣頗高,甚至在攝影展開幕那天,他們都能搶去安娜不少風頭。一堆原本來看展的阿姨最後都在圍著孩子拍照。安娜成為母親後,時間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採訪那天,剛過5點,她就開始坐立不安地看手表。起身給兒童醫生打電話後,她略帶抱歉地說:“我差不多該走了,還要去給孩子看家庭作業。”

在很多工作場合,旁人依然會以攝影師來介紹安娜,但她卻會感覺不好意思。“我停了這麽多年,還說我是攝影師,對攝影不太禮貌。”

剛結婚那段時間,安娜一度懷疑過自己:原來做攝影師是為了養活自己,可突然解除養家壓力後,她卻發現自己的喜歡沒那麽強烈。“有可能我騙了自己,可能我沒那麽愛攝影,或者我沒有真正進入這個世界。”安娜感受到了攝影的邊界。她嘗試過給時尚雜誌拍照,但很不習慣那種工作方式——拍攝對象會被一堆人圍著、被一堆奢侈的衣服包裹著。“我覺得他隨便穿什麽都行,我要抓住的是他是誰……就像我之前做的,先去了解一個人、報道一件事,再去分享給別人。”安娜說。

而在小河看來,拍攝對象之所以能在安娜鏡頭裡放松、自然是因為“安娜讓大家覺得安全”。“做影像記錄的,就是要讓妳的拍攝對象相信妳,甚至忽略妳的存在,這樣才能展現出自己最本真的一面。”小河說。

“她有一種氣質,讓人在鏡頭裡感覺很舒服。不是所有人都能一邊端著相機,一邊又‘不打擾’地介入環境的。”張瑋瑋說。

安娜自己則喜歡用“journalist”(記者)來表達職業屬性和闡釋拍攝本能。她有好奇心,敢於冒險。2007年,為拍攝一組名為《中國肖像》的作品,安娜花一年時間走遍了中國。賣羊肉串的小販、廣東的年輕女工、成都的心理醫生、寧夏的農民……2009年,安娜的觀察和記錄以英法雙語攝影書的形式出版。之後安娜考慮過再做一組《印度肖像》,但因印度情況太過復雜以及個人生活的變化,只好暫時擱置這個計劃。

問安娜:“現在回頭看,拍攝地下音樂人的那三年,對一個剛剛從事攝影工作的人來說,最寶貴的是什麽?”

“是時間。”安娜回答。

準備“溫度”攝影展時,榮榮曾想放一張安娜當時的自拍:她舉起相機擋住小半邊的臉,右手食指下是將按未按的快門。榮榮認為這是所有作品的本源,應當放入展覽:“拍作品時她自己不在照片中,但事實上這些都是來自於她的視角。”但安娜找遍了那個時期所有的膠卷,就是沒找到這張自拍的底片。

命運最終把她的成長軌跡印刻在了別人的青春歲月裡,也讓她完整地藏匿在鏡頭背後,看似寂靜無聲,實則萬語千言。

【華發網根據人物周刊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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