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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的翻譯人生:人生是一場直覺

 林文月的翻譯人生:人生是一場直覺

林文月的表弟是連戰,外祖父是連橫,老師是靜農,她家中的客廳常常往來林海音、董橋等人的身影。灣大學有座“望月樓”,有人玩笑說——望的就是林文月。

林文月也是《源氏物語》的翻譯者。

1978年12月的某個北冬夜,林文月終於翻譯完成《源氏物語》全本五十四帖。丈夫和雙兒女已經沈沈睡下,從窗口遠眺過去,整個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燈光。

“我當時感覺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後。”

從1973年開始,歷經五年半,這部日本平安時代的巨著終於翻譯成為中文。

這五年半以來,她的寫字桌面局從未改變:書桌正中間放著《源氏物語》古文的底本;在邊放著三種日本現代譯文的《源氏物語》——與謝野晶子、谷崎潤郎和円地文子的譯本;古文底本下面則放著兩種英譯本:英國人阿瑟·韋利的《源氏的傳說》(The Tale of Genji),以及美國人塞登史迪克的譯本。

平時她備課、或給家人老師寫信,就直接壓在這層層疊疊各種《源氏物語》書籍之上。這張書桌五年半直如此置,紋絲不動。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次來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講上,下面滿滿階梯教室大學生。她此次來的目的是主講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魯迅人文講座”。這系列講座成立於北大中文系系慶100周年,用魯迅來命名是為表達對這位曾任教於北大中文系的文學巨擘的敬意,演講嘉賓多為大陸及港澳的退休教授。在演講中,她並沒有多談《源氏物語》的翻譯,反而是講了她的兩篇回憶性的散文:《江灣路憶往》以及《我所認識的劉吶鷗》,回憶她童年時期在上海日區的生活。

沒有禮節性的寒暄,她的開場白是:“教書的時候我都是站著的,今天我還是站到不能站為止吧。”全體鼓掌。這年她已79歲。

“我到底是哪的人”

小時候,長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始終以為自己是個日本人。

父親林伯奏在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做事,而在當時的上海,灣人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親說日語,和母親偶爾講點點灣話,和家的娘姨則講上海話。而“正式場合,全家對外講的都是日本話”。

到1942年,二戰進行到了轉折點,日本節節敗退。年幼的林文月對日本戰況毫不知情,只不過暗暗發覺時常有同學隨家人離開上海返回日本。她覺得奇怪。有些同學會告知她,互相交換臨別禮物,有些同學則是默默消失了。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宣接受波茨坦公告,向所有日本人下達了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13歲的林文月跟著學校的老師同學聽著廣播,大家起抱頭痛哭。

沒過幾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戰勝國方。日租界灣人,每人都被分到面中國國旗,人們奔走相告: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燒掉。

直到家門口掛上中國國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哦,原來我是中國人。

“過了兩天,我父親就帶著我,跟群在上海的灣人去掛中國國旗。當天我穿的還是日本學校的制服,真是荒誕。”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片混亂,趾高氣揚的日本人變為喪家之犬。本地的上海人反過來對剩下來的日本人進行辱罵和搶劫。

“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有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來……鋼琴被擡走了……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隅。”這切,在林文月眼中看來是那麽地虛幻而又真實。

林文月全家都被鎖定在日租界,不能隨便跑出去。日租界的日本人大部分早已撤退,留下來的灣人變成了眾矢之的,成為攻擊對象。

由於林伯奏在日本公司供職,林家門口被貼上封條,上書“東洋鬼子的走狗”。林伯奏覺得局勢混亂,無法再在上海停留。於是,他匆匆帶著全家遠渡灣,連在上海的房產都未曾來得及處理。林文月甚至沒來得及和任何同學告別。

在遠渡的輪船上,林文月第次見到九歲的表弟連戰。在當時的林文月眼中,連戰是個粗野的小家夥,拿到根蘿蔔洗都不洗,放在腋下毛衣上擦擦直接就啃。

到了灣,“身份”依舊是林文月的個困擾。

“我灣的同學又覺得我是從上海來的。他們不停問我:上海長什麽樣?聽說上海的鐘都是用金做的,真的嗎?”林文月回憶說。

林文月語完全不好,想要融入當地必須趕緊學會灣話(閩南話)。二戰之後的灣禁止使用日語,學校老師們用語向學生教授國語——雖然那些老師也非常吃力,他們的國語同樣不夠用。

小學六年級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時適應兩種新語言。在她的腦中不斷地把國語翻譯成日語,把日語翻譯成語,顛來倒去。“這是我翻譯經驗的開始。”林文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林文月的翻譯人生:人生是一場直覺 

林文月(左)與靜農(右)夫婦。靜農教會林文月抽煙、喝酒,林文月對靜農最深的印象是“老年斑”。 (王信/圖)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會想到歷史有那麽多機緣。”林文月說。

就在林文月家登陸灣島的七個月之後,1946年10月,靜農拿著灣大學的聘書從四川江津趕赴灣,“支援灣建設”。當時的靜農從未想到自己的後半生會直在灣度過。他曾作詩:“丹心白發蕭條甚,板屋盈書未是家。”不料最終他人生的歸宿地就是北。

13歲的林文月也從未想到,六年後她將見到影響到她生的恩師。這個人是和她同年來到灣的。

到達灣後的林文月進入北第二女中,班上四十多個女生。由於成績優異,她始終做班長。填報大學誌願的時候,班長負責收取大家的誌願表格。

1952年的灣只有三所大學:灣大學、灣師範大學、淡江英專。在當時,讀外文系對女孩子來說是“最為摩登的選擇”,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大外文系。在收取全班誌願表格的時候,她發現四十多個女生中幾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僅有個人選擇了哲學系。

林文月頓覺沒意思。“怎麽每個人都跟我樣,真俗氣。”

鋼筆填寫的表格很難進行大幅度的改動,她用刀片刮——想了個最快捷的辦法:刮掉“外”字,寫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

“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大中文系系主任靜農那

在林文月的記憶中,師生關係總是親密而隨便的。她從未事先打過電話,總是隨隨便便地就按老師家的電鈴跑去玩。靜農當時居住在北溫州街十八巷六號,是日式房屋,門廳有很高的階。靜農每每需要走下來給她開門。

靜農喜歡喝酒。某些黃昏,林文月從大學下課去拜訪他家,日光西下時分靜農人獨飲,看到林文月來了,就對她說:“來,妳也來喝點吧。”

林文月跟著靜農學會了抽煙、喝酒。“我們在起就喝茶、聊天、抽煙。有時候他送我打火機,送我香煙,送我酒。”林文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當時學抽煙就是圖個好玩。”

林文月生兒育女,她的女兒和兒子都叫靜農“公公”,叫靜農的太太“奶奶”。靜農家的貓成了林文月兒女兒時的玩伴,孩子們往往下了學就直接奔往溫州街靜農的家。

冷戰年代,靜農的身份非常特殊,對於曾經的文學創作和其恩師魯迅,他始終閉口不談。“先生曾被關起來三次,他很敏感。大的巷子曾有個亭子,大家都知道面有跟蹤和觀察的人在。”甚至,當年的林文月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老師在大陸曾經是個名聲斐然的小說家。

林文月大學年級念完,想回去念外文系:“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來到底會怎麽樣”——那個誌願書畢竟是時賭氣。

靜農知道了,叫林文月來辦公室,對她說:“妳幹嘛啊,功底不錯,好好地接著念吧,別轉系了。”

句話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沒好意思”提轉系的事情。

大中文系本科四年念完,林文月並未想到要做學術。她想:留校做個助教就挺好。

結果反而是靜農著急了,叫來大文學院院長,催著林文月去報考研究生班。

“可是當時很多人已經在準備了。我什麽都沒做,真的來不及了。”如此,林文月又“懵懵懂懂”地硬著頭皮趕緊準備考試。大四畢業時候,她正在戀愛,她對當時的男友說:“這兩個星期妳別來找我,我必須拼命準備考試。”她輕松考取。

1978年,林文月翻譯完畢《源氏物語》,單行本陸續全部出版,第時間想要送書給靜農。靜農對她說:“妳別送我精裝本。那個好重。我是真的要看妳的書。我般看書都躺在床上看。妳給我簡裝本,我拿著也輕松點。”

靜農於1990年在北溫州街老宅去世。現在問起林文月對“先生”的印象,她說:“我給他畫過畫像,我記得他的老年斑。”

誰敢翻譯《源氏物語》

翻譯《源氏物語》,源於林文月“偶然”參加的次在京都舉行的日本文學學術研討會。她寫了篇比較《源氏物語》與《長恨歌》的論文,在論文附錄後面翻譯了《源氏物語》的第帖《桐壺》。

論文在灣結集出版後,附錄的翻譯出乎意料大受讀者歡迎。編輯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著把《源氏物語》逐帖翻譯出來?

《源氏物語》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紅樓夢》之於中國,日本的翻譯家把它從古文翻譯到現代文都異常審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貿然。文學家谷崎潤郎曾用30年時間三次修訂才終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對《源氏物語》的翻譯躍躍欲試,最終未能如願。

“他們說我的日語是小學五年級以前學的。小學五年級的水平,怎麽敢翻譯《源氏物語》?”林文月說,聽說自己來翻譯《源氏物語》,當時的學界有不少質疑。

雖然帶著雙兒女,還要教書,林文月還是如之前考研究生班那樣“硬著頭皮”答應了。於是,她就又“稀糊塗”地開始了這樣次難度極高的巨著翻譯。

翻譯是在切時間罅隙中進行的。有時晚上要參加個宴會,宴會前她還得翻譯半個小時。“我母親就像部上了發條的機器。”林文月的女兒郭思敏曾這樣形容她。

靜農曾勸林文月,不用期不落每次都趕在截稿日之前翻譯完畢。林文月的態度是:“我不允許自己有‘來不及’這種問題。”

《源氏物語》描繪平安時代的日本宮廷生活,時期大致與北宋初期平行。“物語”原是日本宮廷之中講故事的方式,講故事的人多為有文藝修養的女官,拿著卷圖畫,向聽眾描述圖畫內容與故事情節,聽者多為帝王後宮。這是種精致婉約,極貴族化,也極女性化的文學產物,講求的是優雅從容的貴族情調。

“物語”是種圖畫性非常強的文學形式,講故事的人往往不厭其煩地把畫面上所畫的庭院花卉、宮殿置、人物服飾等等進行細節描述——這就帶來了麻煩。

“《源氏物語》面有很多沒有辦法翻譯的。譬如說件衣服的織法、染法。還有植物花草與香料的古日文……平安時代的日本人對品物的分類實在太細膩了。我實在不知道這些植物的名稱該怎麽翻譯。我甚至經常跑去問大植物系的教授,他給我的是學術名稱。可是這也不好在小說面出現啊。”林文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林文月想了兩個法子:第,有中文古代稱謂的就還原中文,比如“底衫”、“皮裘”;第二,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漢字原貌,如“朝顏”(牽牛花)、“上席”(榻榻米上所鋪的錦緞)、“黑方”(種日本香料),在文後加上詳細註釋。

《源氏物語》面夾雜著無數“和歌”,種古典日本詩歌形式,般分為三個短句,語言節奏為“五個音節—七個音節—五個音節—七個音節—五個音節”,簡稱為“五七五七七”。怎樣翻譯“和歌”?

“我想我要告訴讀者,這是種異國的東西。所以用了種類似於楚辭而又不是楚辭的方式。日語的感覺像小提琴,不像中國古文那樣,是硬的,是鋼琴。每首和歌我用三行,看起來有日本文的味道。”

1973年兩岸互不相通,林文月並不知道對岸的豐子愷已經翻譯完成《源氏物語》。而豐譯版也的確壓著直到1980年才得見天日。林文月毫無參考。

豐子愷用唐朝傳奇宋朝話本的筆法去翻譯《源氏物語》,用字講求平白利落。其中和歌部分則處理為五言詩。同樣翻譯首和歌,豐子愷做出來的版本是:“欲望宮墻月,啼多淚眼昏。遙憶荒郊,哪得見光明。”在林文月這則呈現為:“雲掩翳兮月朦朧/清輝不及荒郊舍/獨有人兮懷苦衷。”

對於“豐譯”好還是“林譯”好的爭論已經持續很久。林文月自己的說法是:“每個譯者妳都可以罵,沒有個完美的例子。第,我很敬佩豐子愷先生的全譯,沒有偷工減料。另外,我想在那樣子的年代和情況下,他沒有太多的參考書。如果我當年知道豐子愷這樣的大家已經完成了中文翻譯,我大概會不敢提筆。”

林文月翻譯的《源氏物語》第版在灣很快售罄。到第三年(1982年),第二版也售罄。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小學五年級的日語水平”,此後她又陸續翻譯了日本平安時代最為著名的批古典文學:《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

間雜地,林文月寫些散文小品,平時在家作為主婦在廚房烹飪煮飯之際,也能寫出本《飲膳劄記》,開了代飲食散文的風氣。從古典文學以及現代文學中汲取養分,模擬各類經典散文的寫作手法,回憶家族往事,她又寫了《擬古》。在北大的講座中所重點談及的《江灣路憶往》就出自《擬古》集。

“我考大中文系,後來寫謝靈運,又翻譯《源氏物語》,我覺得都不足為外人道,因為這些事情起初的機緣實太可笑了。”林文月最後說,“人生是場直覺。我始終都是靠‘直覺’。然而‘直覺’之外,其實妳是自己有所準備的,只是妳自己不那麽清楚。”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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